2008年11月9日，由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等主办的“第二届亚太经济与金融论坛”在中央财经大学召开。新浪财经独家图文直播此次活动。图为中心证券董事长王东明。(来源：新浪财经 白鹏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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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例子在八十年代末期，日本和美国之间形成国际循环，随着美国强迫日元升值，日本对美国大量出口随之减弱下来，日本经济增速进入衰退期，再加上日本国内经济调整不利，从此形成了长达十年漫长的调整过程，这是刚才麦金农教授提到的失去十年。建立经济结构不平衡的国际循环不可能长期稳定和难以持续。中国应该如何困局，各位专家都有不少真知灼见，需要研究更多课题，还需要在实践中加以完善和调整，在今天的时点上，有几点需要注意：

　　第一，当务之急缓解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危机总是伴随着危险和机会，如果中国经济增长减速将引起严重威胁，失去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机会。出口和投资都是过去几年经济增长的支柱，但是当前这两方面都遇到严重的问题。首先外需放缓导致出口增幅下滑，前三季度中国经济增速回落2.3个百分点，其中有1.2个百分点来自出口的锐减。其次今年前三季度真实投资只有15%，也低于去年同期七个百分点。中国再出口和投资两难中，选择主动性大的是投资，在困难的时候进行反周期操作，加大基础设施和产业的投资，是有效地缓解金融危机冲击的一个措施。

　　第二，以投资带动对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当年日本曾经考虑到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并利用发展中市场扩大出口，既日本版的马希尔计划，这遭到日本的反对，日本变成了受害者。对外开放融合入全球经济体系，是中国三十年主推动力之一，中国具备对外投资的基金、生产能力、建设能力和输出能力，可以加强对发展中国家投资带动出口，出口促进投资的循环。另外目前中国处于比日本更有利的地位，在对外投资方面的因素相对较小。

　　第三，还要反对管制，中国经济转换治本之一拉动内需，形成共享与循环的自需。中国的潜力很大，尤其是第三产业的内需，如医疗、教育、公共交通、环境保护、文化等等，都存在着严重的供给不足，蕴藏着巨大投资机会和内需空间，问题在于这些行业严格受到管制，对私人部门不能开放，行业内缺乏公平竞争的市场机制，把私人投资挡在门外，如果能尽快推进部门的管制放松，出口部门被迫转移出来的资源和劳动力就找到了出路。当中国能够成功把资源重新配置到新兴产业部门的时候，特别第三产业部门的时候，中国的内需才能真正得以启动。我们看到更多劳动力和资源服务于国际市场，而不是国外消费者。

　　第三大部分，华尔街对中国投资银行的启示。 谈到针对中国经济的观点之后，我们想华尔街对投行的借鉴意义。九月份华尔街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候，五大银行都消失了。投资银行作为独立服务机构还能存在吗？我想从三个方面探讨一下，一个是技术层面。在近十年华尔街经营特征的缺陷，这种缺陷主要表现在普遍采用高杠杆的经营和资产定价的高波动上，一个是高杠杆经营，华尔街投行普遍实现了风险价值的资产负债管理，核心思路是投资银行财务杠杆比率与投资银行对自身资产风险水平的评估反向变动，如果投资银行认为当前每单位金融资产承担的风险水平比较低，就可以放大杠杆，反之亦然。在07年次贷危机爆发之前，杠杆率达到30多倍。危机一旦爆发，市场价格就下滑，投资银行将会重新评估每股资产的风险，从而不得不去得杠杆化过程，降低杠杆的比例，财务杠杆内在变动在市场繁荣时期可以放大投资银行规模和利润，在市场衰退时期，可以相对缩小投资银行的资产和账面损失，这样对市场造成巨大波动。

　　第二层面是行业属性方面，严重脱离了中介市场，严重脱离了市场中介的本原，利用上述资金大规模地进行自有资金的炒作，特别是包括投资与对冲基金等和市场直接进行博弈。美国市场中还有许多从事中介业务的投资银行，我们相信独立投资银行还有发展空间。

　　第三方面中国证券公司和美国投资银行都处于事件两个极端上。从经营范围来讲，中国证券公司范围非常狭窄，美国投资银行过于宽。中国证券公司规模太小，相当于商业银行二十分之一，还需要大量地发展。美国的投资银行资产规模过大，约为银行二分之一，超出中介职能所需，需要缩减衍生品。中国证券公司杠杆率基本上没有，需要进一步增加杠杆，还原证券公司作为金融企业的本原。美国投资银行负债比率过高，三十倍左右，高于商业银行十倍，需要进一步杠杆化。从金融创新角度来说，中国证券公司极少，基础设施创新不足，需要大力地发展，美国投资银行过分创新，所谓创新超出实际需要，从监管环境来讲，中国证券公司面临监管过严，需要放松一定的管制，区分监督和管理，微观和宏观的范围，美国的投资银行监管过松，需要加强监管。

　　最后我想讲一下，现在全球和中国的经济，和金融方面的话题很多，我们面临是一个多事之秋，目前是问题多于答案时期。但对于这些问题的答案可能会影响未来十年到二十年金融走向和发展的格局，我再次感谢主办会议方，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