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圣元：曾经有一个经典的案例，在欧洲，是一个石油的，刚开始是避险概念，很激进地去做一个避险，因为今后总要消耗石油，就买了很多石油期货。从保值的角度来讲，当时的董事会和社会都只揪住期货这一端，当时也不懂，说你当时为什么要做这个东西，他们当时做这个事的时候就是想把这个成本锁定在这个价格上。

　　现在讨论的这个事，他们买澳元，还有广州的一个店主，他买了一个原油期权交易，我们现在犯的错误和过去那个错误是同样的。比如期货交易做了以后可能会有流动性的风险，因为要追加保证金，给你一个资金杠杆，但从经营的角度来讲，当初是想锁定这个成本的话，就已经锁定了，这个问题必须放在一起来看。这样来看才能看到原来的本来面目。但媒体喜欢讲故事，喜欢演绎，所以有的时候故事不完整。像南方电厂那个，本身也是烧油的，买油发电成本是降低的。这个就是相关的。所以对这个市场的研究，无论是我们从业的人员，特别是我们相关的专业媒体和有关人士，多多少少的都是抱着一些非常不正确的看法来看的。

　　徐行：我有个朋友在香港跟他们做，他们是做过度对冲，往上走的时候和往下走的时候，那个率是不一样的，往上走是1的话，往下走就是2了。非常大的损失。之所以对冲的目的，是需要买澳大利亚的矿山，然后矿山过渡对冲造成了这个损失。我觉得不能怪衍生品，是因为他确实没有守法。

　　主持人杨晨：市场极度下跌，套利平仓。

　　詹涛：今年年初澳元已经猛涨20到30%。客户那时候就提出用澳元来做，因为澳元和新元非常高，但那时候我们已经不建议客户用纽元和澳元来做，在年初的时候大家就看到这一点。我很不清楚，为什么大家看清楚的时候，在这个公司还要这么大量的建仓，这是问题之所在。

　　主持人杨晨：我感觉内地企业对操作上缺乏一些具体的了解，有一百多个理财产品是主打澳元的，就是吃那个高息，但忘记了那个风险。

　　詹涛：1997年的7月2号香港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当时泰铢利率非常高，将近10%，但是索罗斯借泰铢买美元，把利率放到一边。

　　Miodrag Janjusevic：当时这么做的原因，是因为澳元汇率比较高。去年开始形成了这样一个危机，使得各国利率比较高的中央银行采取了一些措施。因为有较大汇率的升值，就会有很多相关联的产品，包括对冲产品。较大的跨货币交易的大量增加，确实会带来很多的风险，包括一些银行，比如建行也经受过这样的一些风险。因此需要在你的交易账户上加上这些风控的措施，现在产生危机的原因，就是因为风控的措施不够，所以带来这么大的影响。

　　主持人杨晨：谢谢。时间关系，我们最后的两个问题。请徐行回答一下刚才的问题。

　　徐行：我简单重复一下，就是计算用什么模型，第二个模型是不是用压力测试？第一个问题，这个解释的话实在有一点繁琐，也不是保密，因为参考资料里面都有，非常欢迎大家给我写邮件。第二个问题，压力测试是用的，因为所有小概率事件都是不能够，比如8%的跳跃，非常小的概率，这种情况必须要有压力测试。

　　主持人杨晨：对于一个问题留给咱们光大银行的林总，光大银行是国内商业银行当中最具有创新的，我们特别骄傲地看到，林总能够加入到光大银行参与到研发的过程。怎么增强国内商业银行设计的透明度，不单纯是依赖外资银行在这方面的支持。

　　杨兵兵：这个问题是“目前国内中资银行受制于金融研发和能力的限制，基本上是来自外资的银行，如何加大外资行内资行之间的透明度，防止内地行掺入高风险的衍生产品”。

　　第一个，我们国内银行应该发展自己的模型队伍，这是应该做大的，因为中国人数学是很强的。只要给他一个天地，总是能够做的出来。像我们，也没有真正在金融里面读过什么书，也是一边做一边学起来的。

　　第二，我觉得这个风险就是这样，像开一个保险公司，大家来看就行了，一旦发生了什么灾害以后，也会得到一大笔的钱。现在变成了客户卖保险，银行的外资行买保险，平时给一点小钱，如果出现像金融风暴这样大的事情，利率也倒挂了，流动性也出了问题以后，市场的混乱，政府要企业来救他，给他一大笔钱。比较滑稽的地方，保险公司卖保险的话，总是保险公司给价格，但是在中国的这个市场上，我们的客户是卖保险，但价格是人家出来的，这也是挺滑稽的事情。我觉得要避免这个东西，干脆就把它翻过来，变成企业要做这种东西，或者是外资行要推这种东西，你就翻过来，就说我们企业只能买保险，不能卖保险。根本上能够反过来做，就反过来做。同时我们应该有自己的队伍，有自己的系统。同时在方向上注意一下。

　　主持人杨晨：非常感谢我们最后一组嘉宾的精彩点评，掌声感谢他们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