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下面进入互动讨论环节，请杨晨先生上台当我们这个小组讨论的主题。下面请建设银行风险管理部总经理助理杨军先生，光大银行风险管理部副总经理杨兵兵先生，德意志银行亚洲中国机构客户部董事詹涛先生，以及台湾华尔街企业信贷部协理林树龙先生上台。

　　主持人杨晨：朋友们，下午好！刚才我听了一个半小时，大概有四位嘉宾关于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在光大银行、建设银行的实施情况，我们也请了詹涛先生就资本套利模型以及流程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最后我们有来自台湾的这位林先生也介绍了台湾中小企业在信贷方面的相关经验。

　　我大概准备了五个问题，希望我们进行讨论，同时我更希望今天在座的同志，就一些具体问题请教我们台上的专家。我听了以后有一个感受，无论是杨军先生，还是杨兵兵先生。这个模型真正用在我们银行当中，作为放贷的决策依据，因为我们中国这种国情跟西方有点不一样，我们在使用过程当中，怎么能够让这个模型本地化？怎么能够贴近中国市场环境。

　　杨兵兵：非常感谢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应用这个模型更多的是应用在一种排队，所谓这个模型的正确与否实际上是统计上的概念，我们也不会用这种模型简单地地去判断。如果我相信银行有这么一个统一的标准的话，你会把你进来的客户用这个统一的一把尺子把这个客户做一个排队。我们这个模型只是一个门槛的作用。

　　进了门槛之后我们会做相应的分析，会把这个模型作为一个贷款的审批。但是在零售业务方面，我刚才说的是公司业务，在零售业务方面，我们会用模型来做一定程度的审批，因为大家知道零售业务属于额小而量大的一种业务，你要不做到一定规模的时候，很难对业务上盈利。

　　所以要想做一点的规模，除了不断增加你的员工，还有一个就是使用这个模型的技术。用这种技术来把客户群体分成三类，第一类是直接批准的，实际上这是一种非常高的要求。还有一类是基本上不可以批准的，中间的灰色地带，我们还会有大量的审批人员进行一个人工审批的过程。随着这个模型的不断应用，我们这个灰色地带会越来越少，这是在零售业务的应用。所以在零售业务和公司业务的模型方面是有所不同的。

　　主持人杨晨：我想请杨总给我们举一个例子，光大银行某一方面，某种类型的客户是怎么用这个模型进行风险衡量的。

　　杨兵兵：这个不太容易。我们对模型还是一个排队，刚才我听了林先生关于中小企业的一些判断，我也很受启发。实际上我们银行对于中小企业也有一些判断，第一个基础肯定是用模型把这个客户筛出来，筛出一些看似比较好的客户，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会对中小企业做进一步的分析，这个分析更多的是从三个方面来谈定性，这三个角度非常简单，第一个我们看这个企业拥有者的品质，或者说他个人的道德。

　　第二个，是看他的家属在这个企业当中的地位，是简单地任人唯亲，还是任人为贤。

　　第三个是他们继承人的选择，在这个之前是否已经有继承人选择的一些方案和计划，而不是说当拥有者突然出现问题了这个企业不知道下一步怎么样，实际上在国内大型国有企业也会经常出现这个问题。这三个是我们在前面三个定量模型判断之后我们会用这种做定性的筛选，我们又可以筛选出一些看似更好的，之后我们再谈风险管控的措施。

　　杨军：我再补充三个理解，第一个理解，风险计量模型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工具。我们国内的银行要根据中国的经济环境，我们每家银行自己的数据、每家银行自己的战略和自己的客户选择，努力开发适合自己银行业务需要的模型。这是第一个理解。

　　第二个理解，不能过分地夸大模型的作用，这个模型只是给我们的管理、业务拓展提供一个帮助，比如说爬山，我们需要有一个拐杖或者需要一定的工具，但爬山某种意义来讲不能靠拐杖，不能依靠拐杖做决策。尤其是在中国经济环境下，不能过分地夸大模型的作用。

　　第三，作为银行来讲应该认识到某性意义上来讲也是一个风险的来源，从这个角度来讲应该加强对模型风险的管理和控制。比如应该建立一个模型验证体系，不断优化模型，让模型风险尽可能的降低。谢谢。

　　詹涛：我是完全同意两位杨总刚才说的，模型只是一个辅助的方式，对我们最前端的客户决策者进行一些辅助的帮助。但我觉得模型算出来的模型，一个是最前端的模型业务经理，同时也是对我们非常高层的管理者的一个辅助帮助。我们建立这种系统之后，用我们建设银行来说，不管这笔贷款是在海南放的，还是在西藏，或者在北京放的，我们每一天都能够把及时的信息反馈到我们行长这边来，给我们高层决策者一个非常有力的具体的支持。

　　我完全同意刚才说的，模型并不是唯一的。我举大家举一个例子，像中石油这样比较好的公司，大家都是抢给他们放，用模型算出来的东西不可能得到你这个业务，这样的话就会有很大得空间来讨论到底用什么方式，大家在这种竞争的情况下模型就不一定完全有效。还要同时考虑到，这种大的银行，就像光大杨总说的，考虑客户本身具体的情况，像中石油，首先想到不可能倒闭的，如果我们给它贷款，虽然我们在这个上面，SVA，刚才我说的那种参数可能不一定大于零，但是我们想到给它贷款之后，可能得到他们公司养老金的业务。综合考虑，还要考虑其他非模型模拟的参数得到的结论。

　　主持人杨晨：我现在想请问一下来自台湾的林先生，据我了解，您前段时间到我们国内的城市商业银行做了一个对公业务培训，当然这是城市商业银行，您在做培训的过程当中，发现内资银行，就是大陆银行在风控方面，授信审核方面以及其他方面跟台湾有什么区别，有什么优点，有什么缺点？

　　林树龙：那次很高兴，我第一次去看长江，所以印象很深刻，小时候一直听到长江，那一次才有机会去看。那是一个一天的课程，整个感觉下来双方之间，就是台湾和大陆之间，机构上的差异，这是一个很大的落差。我没有说不好，是有其他机构来取代。在我们台湾有专门的小组，就是说今天这个不良资产，呆帐产生之后会有一个小组专门做，可是我问大陆这边，他们说没有，他们有一个专门的借贷部门承担。该有的都有了，但是以台湾银行的看法，我也有一个建议，有些部分太依赖人为的操作。系统部分不能托管全部，但是系统或者是一个制度应该是控管大部分。如果颠倒过来，人控制大部分，系统只是控制小部分，这可能是比较危险的地方。

　　主持人杨晨：谢谢，我总在想一个问题，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是洋人搞出来的一个东西，全球要统一。我们中国具体的国情，尤其像建设银行这样大的银行，总行制定了很多流程，实施到下面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偏差。我想问一下，这是怎么做的？怎么保持一致的。

　　杨军：从某种意义来讲，就是要让这个操作标准也是一个风险文化的传导过程。我们董事会、管理层都非常重视这项工作，这个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还有就是系统，通过系统的改进就能够使我们操作更加标准化，同时也能够控制操作的风险。同时通过自我流程的改进，实施新协议过程当中，把一些制度标准化、程序化。这些制度的完善和改进也有助于使全行上下能够贯穿一个统一的风险偏好，执行统一的风险理念，同时也能够在操作过程中体现一个比较高的一致性。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