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亚欧国家金融合作可以彰显出“规模效应”。目前，欧洲地区以欧盟为标志的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特别是一体化的金融服务市场日见端倪；与此同时，以10＋3、APEC等为内容的亚洲地区区域经济合作也取得长足进步。区域经济合作程度的增强，可以迅速形成合作抵抗金融危机的“规模效应“，同时也非常有利于双方的便利沟通，从而大大降低合作成本。

　　第四，欧洲国家存在着与亚洲国家合作的“压力效应”。为了取得拯救华尔街金融机构和国内经济的必要资金，美国势必会不断向流动性充分和外汇储备充足的中国等亚洲国家频抛“绣球”，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如果不主动寻求与亚洲的联合，等于失去了可以缓解金融危机压力的外部支持力量。基于此，欧洲国家推进与亚洲国家反危机进一步合作的力度不会减弱。

　　构建国际金融新秩序

　　上个世纪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虽然美元迫于全球范围内货币需求的庞大压力退出了一手遮天的位置，但却并没有放弃自己扮演国际贸易最主要结算货币的角色。如今，金融危机的引爆导致了全球各国数十万亿美元财富的无情蒸发，也使人们在“金融绑架”的恐慌中明白了美国以其美元霸权地位对世界各国财富进行掠夺的本质。在美元以及围绕美元构造出来的国际金融秩序失去人们信任的前提下，世界迫切需要产生一个全新且合规的国际金融体系，以约束和削减美国作为全球金融霸主对金融权力的无限滥用。

　　而新的国际金融秩序的构造与建设包含着三个主要层面的问题：其一，亚洲国家在国际金融组织的话语权。其二，货币政策体系。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中各国合理而稳定的货币政策体系，必须抛弃唯美元是尊的格局，扶植欧元、日元甚至“亚元”等新型货币的成长。其三，金融市场的监管。在金融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中，如何加强对金融机构及其管理者的问责和约束及跨区域监管将成为一个全新的话题。

　　中国扮演着非常的角色

　　无论从自身具备的经济资源能量还是欧洲金融市场之所需，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都理应对欧盟伸出积极援助之手。不过，要想理顺中国对欧的合作与救援通道，欧盟应当转换和确立三种思维：

　　第一，规避贸易保护。随着中欧双方合作向深度拓展，一些竞争性问题开始突出。此外，时至今日，欧洲仍未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这种干扰型贸易生态势必影响到中欧金融合作的力度。

　　第二，摈弃政治杂音。在欧洲，以英国《金融时报》为首，将华尔街金融危机之因归结为中国等顺差国“过度储蓄”所助长的超低利率，从而导致美国等发达国家无法长期维持“金融创新行为和借贷消费”的声音甚嚣尘上，其必然从负面影响中欧金融合作的热情和空间。

　　第三，降低对中国的期望值。虽然中国具备了援助欧洲金融和经济的能力，但次贷危机对中国也形成了一定范围的冲击，如出口锐减、经济增速明显放缓、资本市场起伏动荡等。对此，中国必须拿出较大的财力和物力来刺激经济的进一步良性增长，从而势必对其对外援助能力构成“挤出效应”。实际上，只要中国构造出经济成长的新动力，欧洲和全球经济就必然会获得更有效的支撑和支持。

　　(作者为广东技术师范学院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