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0月20日，由《中国企业家》杂志社、中国企业家俱乐部联合主办的“回看改革开放三十年”研讨会在上海举行。新浪财经全程报道本次论坛。上图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周其仁。（来源：新浪财经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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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很有幸，30年前也享受了改革开放的成果，回黑龙江有个考试的机会，可以进入高等院校学习。到了北京，又遇到一个机会，就可以参与农村改革的调查。遇到党内一个开明的人士杜仁生(音)，他给年轻人机会，他给你调查研究的机会。中国这么大，底层生活这么丰富，南方、北方都有创造，下去调查，把调查的东西拿来，互相比较、互相鉴别，发现里头的合理因素，先用短期政策承认，然后把这个政策长期化。发现效果好，上升为法律、国家制度。这就是我体会到的改革。

　　现在回头看，用这么一套朴素的办法，实际就是实事求是的办法。我们谁也没有想到中国就走出这么一条路了。原来在教条的想法下，都是不可以的。公社、公有制，那就是全盘公有，所有土地归公越大越好。斯大林的体制，是按照马克思思想，全社会成为一个超级国家公司，组织生产。听起来是有道理，不要重复生产。可是一实践，发现有问题。信息成本太高，搞不清楚无数的消费者需要什么东西，激励机制不够，中央计划机关下的命令，什么时候传到底下去？一层一层怎么管好工作？所以超级国家公司的模式，对付战争很有效。斯大林对付法西斯，很有效。今天还有一个举国体制，集中精力解决一个问题有效，但要应付和平时代前百万人、改善生活，这个体制就没效。邓小平的厉害在什么地方？就是运转了超级国家机器多年，他曾经是中央第一线领导人，他知道信息成本之高。北方过去冬天没有蔬菜吃，要大白菜储存，这样的事情年年要中央副主席陈云同志亲自批意见、亲自抓。没有高级领导人抓，这个机器就转不动。这种困难都感觉到了，但怎么走出来？就是要尊重地下的创造，开放。把其他企业放进来，这些企业用不着层层请示，厂长、经理有自主权。底下总有些厉害的人说，不罢休，把自主权给我。东南沿海、台湾所谓“战争前线”，国家没有布多少企业的地方，总有一些厉害的人在工业、商业里打转、寻找机会，开始以非法的手段，就是不罢休，要改善生活、要创造市场、抓住机会。邓小平的政策，就是从这里头发现的。芜湖的傻子瓜子，炒得好，就起来了。“邓小平文献”三次提到傻子瓜子。当年邓小平就是不许党内左的力量去对它，不准贸然动它，不准随便动。现在回头看，中国从一个超级的国家公司解套出来，就是充分尊重地方、底层的实践。中国的民族，5000年文化，总有厉害的人，总有不善罢甘休的人。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就是底层自发的努力，逐步得到国家上层结构的承认。

　　当然，这里头是不平衡的。我们的多种企业、经济有了发展，我们的民营企业得到了承认。这些都是中国经济发展今天非常重要的基础。但我们要看到，这个改革的进步是不平衡的。我们在别的领域，政治领域、行政体制领域，不那么配套。邓小平说过，如果改革没有均衡的推进，到一定时候就很难推下去。什么东西会把中国进一步往前推呢？最近大家都讨论困难，讨论威胁，讨论次贷危机、华尔街金融风暴。我们不是要研究这个事件本身，而是要借助回看改革开放三十年这个题目，更抽象的看待这个问题。中国经济好的时候可以解决一些问题，坏的时候也可以解决一些问题。因为坏的时候会形成一个“逼”的力量。这几年，内需起不来，为什么起不来？居民家庭的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的比例，不到50%。80年代改革的时候，这个比例达到70%多，靠近80%，老百姓有钱买东西，市场就起来了。特别是90年代中期以后，国民经济涨得非常快，税收涨得更快，所以相当一部分资源集中到政府。而政府由于改革过程中一些关键的生产要素，土地还没有完全市场化。这样的话，在收入角度看，国民收入就相当大的一个比例集中在政府手里。这个问题，很难解决。因为每个政府都想多做事情，解决民生困难，多创造政绩。这是无可厚非的。在座的哪位如果有机会从政，行为也是一样的。问题是，如果国民经济由于各种原因，特别是外部冲击，遇到困难的时候，这就是改革的一个机会。因为这个“逼”的力量要来了。如果不做调整，目前这个局面是没有办法维持下去的。高度依赖出口、外销市场出了问题，大量的沿海生产力停止，工人回向下，这就可能酿成巨大的经济、社会压力。从08年底、明年初这看起来是很难完全摆脱的一个局面。这当然是坏事情。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从回看30年的角度看，可能也是一个机会。正是这样的力量，让我们的国家从政府到民间，有一个合力，看怎么把收入分配结构调整。比如税收，能不能相应的减一减。比如说，政府控制的很多资源能更多的往市场上放。我们不是30年前的中国，中国已经尝到过逼迫下改革、改革加强了国力，尝到了这条道路的甜头。这个记忆尤在，就是一个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