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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香港的潮州南北行商人

　　自香港开埠后，香港与中国大陆的贸易不断增长，1868年贸易总值为2，100余万关两，1880年为4，600余万关两，1930年即增至37，638.8万关两。二战前香港与中国贸易总额等于中国全部贸易2/3以上。

　　香港开埠后的百年中，香港经济主要就是转口贸易。而香港的转口贸易除了西方国家向中国大陆输出商品，主要是中国与东南亚贸易，而经营中国与东南亚转口贸易的行业主要就是潮州商人的南北行，香港南北行的生意实际上就是将清代红头船的近中国海环形贸易改为以香港为中转站的汕-香-暹-叻国际贸易圈，以香港为中心，将北线天津、上海、福州、汕头等地的豆类、食油、杂粮、土产等商品转至东南亚各地，又将南线泰国、新加坡、马来亚、越南、菲律宾等地的大米、树胶、椰油等土特产输往汕头等国内各地，互通有无，转口贩运。因而潮商的南北行转口贸易又成为香港转口贸易经济的重要组成分，南北行转口贸易“早期占了香港贸易总额的四分之一，成为本港华商经营的主要项目”。潮籍经济专家林云铭说：“香港转口贸易一大部分是由潮籍商家推进。没有潮商的努力，可能没有过去那么辉煌的成绩。香港的转口贸易，潮商曾经在最旺盛时期担任最重要的角色。南北行的辉煌历史一大部分是由潮商写成”。

　　在香港南北行历史中，甚至在香港经济发展史中，潮商的元发行和乾泰隆行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元发行和乾泰隆可说开创了香港华人最早的贸易-南北行业的先河，为香港之成为贸易转口港奠下初期的一块基石”。

　　8、香港潮商的奋起与壮大

　　二战以后，香港的国际自由贸易港地位日益突出，成为亚洲最大的国际贸易中心之一，香港现代潮商在此大展鸿图。特别是60年代香港经济初步复兴之后，世界各地潮商看好香港国际贸易中心地位，纷纷向香港转移，香港成为现代潮商活动中心。

　　战后香港潮商经济发展大致经历了两个时期：一是由贸易转入工业领域时期；二是由工业走向多元化、国际化时期。

　　自50年代开始，香港潮商就在工业化道路上开始了艰难的爬坡。至60年代，在塑料、纺织制衣、钟表眼镜等香港主要轻工业领域里，在金属工业、电器业、抽纱业、饲料业等其他领域，新一代潮商工业家的兴起就呈现风起云涌之势，开始在香港商界重新崭露头角。

　　在香港工业化发展过程，现代金融业扮演了龙头作用，现代香港潮商金融业对香港经济的发展贡献不少。陈伟南说：“二战之后，延及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中国大陆大量人口和资金涌入香港，本港社会经济各个层面皆酝酿巨变。香港潮商能不失时机地与时并进，除在传统商业贸易上大展拳脚之外，复在银行、保险、股票等金融证券业务上有所发展，五、六十年代潮籍银行在业务上屡创新猷，当时在香港成为美谈”。对于香港金融业发展贡献巨大。

　　9、香港潮商的国际化发展

　　在70年代香港经济国际化、多元化发展潮流中，随着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与亚洲金融、贸易、加工业中心的形成，香港地产业与股票证券业应运勃然而兴，为70年代后香港经济起飞的巨翅。香港潮商经济之所以能够获得超常发展，形成国际化、多元化大集团，正是凭借着地产与股市两个巨翅实现了腾身飞跃。

　　在现代香港经济中，香港潮商贡献巨大，他们是东方之珠发展奇迹的主要创造者，他们在发展现代香港经济的同时，也发展了自己，他们不仅人数众多，在香港的各行各业中占有明显的优势，而且他们更是居于香港经济的龙头老头地位，在1990年的香港20大富豪中，潮商就占了5人。正如原汇丰银行主席桑打土所说：

　　“如果要细致分析那一些人在香港整体经济建设中，占了较为辽广的地位，或在人口比率中产生较大的影响，那么据我个人的意见，应首推我们的潮州朋友了!……

　　潮州人在香港几乎深入到每个角落和每个基层单位，到处都可以找到他们的踪迹，这是其它方面的人不能比及的，这正说明了潮州人在香港潜在的力量，也说明他们对香港经济建设能起的作用，他们淳朴刻俭的风尚和坚韧不懈的毅力，是被大众所称道”。

　　10、欧、美、澳潮商的发展

　　潮州海外移民主要集中于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及香港地区，现代潮商也主要集中于香港、泰国及东南亚其它国家。直到60年代印度支那战争爆发以后，大批侨居印支三国的潮人与潮商辗转移民欧洲等地，在欧洲、澳州以及北美等高度发达的商业社会，潮商从夹缝中求生存、求发展，也取得令欧洲商界瞩目的成绩。

　　由于印支难民的涌出入，在80年代以后，欧美等地已经形成了潮人群体。印支潮人在西欧、北美、澳洲等地白手起家，在短短的时间内迅速崛起，不仅展现了潮人艰苦卓绝的创业精神，同时也充分展示了潮人无与伦比的商业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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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以上海为中心的近代大陆潮商

　　汕头的开埠与近代轮船业的兴盛为近代潮汕商人走出潮汕提供了更便利交通条件，潮人走出乡土家园，散居于大陆沿海乃至内陆沿江的口岸地区，其中上海就是近代中国大陆潮商的集结之地。

　　上海潮商的转口贸易，除了将潮糖等潮州土特产转销南北各地，另一方面也将长江流域的农副产品转销潮汕地区。当然，从上海输入潮汕地区最多的还是上海工业品。

　　近代上海潮商除了从事海贩贸易，发展上海与潮汕地区商业贸易，还有一部分近代早期潮商伴随着西方列强势力进入上海，以鸦片贸易发家。鸦片贸易后来逐渐消亡，上海的潮惠鸦片商人通过鸦片生意积累了大量资金，后来他们也陆续转行投资金融业与纺织业，成为上海滩有名的大资本家。

　　20世纪初，上海潮商开设了鸿裕纱厂、鸿章织染厂、纬通纱厂，郑培之、郭子彬等人成为上海早期纺织界的巨头；上海潮商也在钱庄业占有一席之地。近代上海潮商经济实力雄厚，特别是在纺织业与钱庄业中拥有相当实力，郑培之、郭子彬、陈玉亭等也是上海商界的重量级人物。随着近代上海经济的发展，近代上海潮商经营范围不断扩大，遍及潮糖、土产、房地产、钱庄、纺织业、面粉业、百货、饮食等，

　　近代早期的天津仍然是潮商从事南北土特产贸易的一个中心，同治七年(1868年)，闽粤商人开的洋货局就有43家，潮商的力量仍然强大。不过，近代天津潮商并没有得到发展，这与近代中国沿海及东南亚环形贸易圈的断裂有关。

　　在山东烟台，潮商于同治九年(1870年)成立了汕头会馆。

　　同治年间，潮商在海丰县城建立潮郡会馆，会馆成为清末民初潮商在海丰从事贸易的主要联络场所。同治年间，潮商在广州建聚和堂，光绪年间又在广州长堤建潮州八邑会馆。光绪年间，潮商在徐闻县徐城、徐闻县海安、徐闻县曲界分别建立潮州会馆，在琼州府建立潮州会馆。

　　近代潮商在大陆的地区性拓展主要集中在长江流域，这主要是随着上海潮商中心的形成，特别是因为近代轮船业的发达，潮商可以凭借快捷的轮船可以深入长江流域的各个口岸地区。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潮商在长江流域的拓展也就是将沿海口岸贸易扩展到沿江口岸贸易。汉口很早就有潮嘉会馆。

　　光绪十二年(1886年)，潮州米商在芜湖建立了潮州会馆，在长江流域其它一些重要口岸地区，如号称“江西四大镇”的吴城镇，为江西等地货物进入长江的水路重镇，也有不少潮商在这里经商，这里也建有潮州会馆。

　　12、汕头开埠后的经济发展

　　1860年正式开辟汕头为通商口岸港口。西方商人正式进入汕头贸易，汕头开埠通商之后，很快成为潮汕新的商业中心。

　　汕头的开埠通商与轮船业的兴起，使汕头不仅是粤东、闽西南、赣南等区域经济共同体商品输出海外及国内市场的口岸中心，它也是外国商品进入粤东、闽西南、赣南市场的前哨中心，甚至成为外国某些商品转输国内其它地区的中心；而且由于潮汕地区与东南亚地区的传统联系，在1923-1928年以前，汕头也是北方土产杂输往东南亚地区以及东南亚商品输往北方地区的重要转口贸易中心。

　　近代汕头商业呈现空前繁荣的局面，据1928年《新汕头》记载，汕头成为华南仅次于广州的第二贸易都市。汕头不仅取代潮州城而成为潮汀赣梅经济区的商业中心，而且随着通商贸易发展，汕头也成为全国、乃至东亚地区的一个重要贸易港口，商业之盛仅次于上海、天津、大连、汉口、胶州、广州，在全国居第七位。

　　汕头经济近代化的推动力，主要来自于海外潮商的直接投资。一方面，由于汕一香—遣一叻国际贸易需要，海外潮商在汕头投资建立进出口贸易商号，汕头的南商公所以及暹商公所的商号大多为海外潮商资本所控制；另一方面，也是在近代商战刺激下，海外潮商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与近代工商业管理方式，以建立民族工业为己任，投资建立汕头近代事业，致力于汕头近代化。可以这样说，由于海外潮商的巨额投资，汕头成为一座以海外潮商为主体力量建设起来的近代城市。

　　13、改革开放后走出本土的潮商

　　国家改革开放后，新一代潮商纷纷走出本土寻求发展，而且取得不凡的成绩。涌现出黄光裕、朱孟依、周泽荣、马化腾等一批前途无量的潮商后生。这个新潮商群体人数众多，分布地域很广，主要集中在经济比较发达的珠江三角洲，如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江门、东莞等地及长江三角洲，如上海、南京、苏州、无锡、常州、南通等。北京、海南、广西、云南、河南等省、市、区也有一批实力很强的潮商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