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在未来的三十年保持这样向上曲线的风险确实是非常大的。我想对于德勤来讲，德勤原来在中国只有200人，现在在中国有8000人，而且未来五年可能要增加到一万五千人，在这方面做到这一点是非常困难的。可能要去过去达到8000人的水平可能要更困难，我想这跟中国面临的问是一样，来保持向上的曲线，使经济变得越来越大，而且在全球经济舞台上提高它的重要性。正如你们在这里所谈的，为了资本、就业等进行竞争等等，来继续这样的势头是非常困难的。这个困难将会是越来越大的。

　　KEMPE：确实是如此，能不能给大家一个例子，就是最困难的单一的因素是什么？就是中国在未来若干年需要克服的。

　　QUIGEY：我想需要把技术继承到一个平台上去，不仅仅是低成本的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就像他们所举办的奥运会一样，他们有一个很好的平台，展现一个中国的一个新形象，把过去的形象用一个创新领袖的形象所代替。我想这方面是完全可以做到的，而且我非常乐观，我想中国肯定会做到。但是这个过程的过渡风险是非常大的。

　　KEMPE：刘积仁先生是中国东软公司的董事长，他在九十年代由一万三千元三十个人到现在发展成一万四千人员工的大企业，而且他是CNBC亚洲所评选的年度亚洲创新企业。他将向我们介绍一下他如何改变他的商业模式，从低成本的制造业上升到一个新的阶段，对于您来讲，您想变成什么，是变成微软吗？因为微软是你们的竞争对手，在未来三十年你们将如何发展，这些发展对于你们来讲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刘积仁：我想大家对于中国的经济结构有很多的评论，在中国内部有很多这方面的讨论，比如说中国在未来的十年或者二十年的发展模式等等。大家对于中国经济的经济结构优很多的批评，比如说我们消耗了很多的资源，我们是通过低成本是进行竞争的，而且污染了环境，大家都在谈，中国应很快的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或者研发企业或者发展高科技企业。我并不认为中国现在处在这样一个阶段是要放弃制造业，我们在服务业方面短期获得竞争优势是非常困难的，即便做到这一点，中国有这个价值向世界经济作出它的贡献。我想中国如果真的想从制造业过渡到服务业，即便如此，这个机会也会来自于制造业。如果那些低成本产品的生产者能够把更多的钱花在研发上，不仅仅是组装，而且是创新，如果他们这样做的话就会创造更多服务业的工作机会。这也就是意味着服务业在中国的创新将来源于制造业。

　　大家知道，我们公司是一家软件公司，我们现在有一万四千名员工，我们为很多世界领先的客户开发软件。但是我并不认为我们有两三亿人已经在这个制造业工作了，我们不可能他都转向服务业，如果你们看一看中国过去的发展经济的模式就可以看出，中国是非常成功的，中国有两三亿农村年轻的劳动力，把他们转移到了制造业。我们在这方面创造了很多的就业机会，这样的机会是完全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如果你们说中国的每个农业家庭成本非常低，如果他们有一个年轻人在城市里找到工作，他们将完全改变一个农村家庭的生活。如果我们无法使我们的制造业保持一个合理的规模，这将使某些人失去工作，特别是那些来自农村地区的人，那些三十年间从农村进城的人他们将回到农村，农村将无法承担一亿年轻人回到农业生产中。所以，我们国家必须非常谨慎认真的思考，我们不能说只是有一些想法，我们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我们今天有很多的钱，我们确实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还不是特别发达的国家，中国要从制造业进行转变的话，必须要一步一步来做，我们必须要有非常稳健的政策。我想邓小平先生是非常伟大的，他的伟大在于他有很多想法和听取别人的建议，他是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作出的决策，这是我对这个问题的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