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刚才提到东京作为一个好例子，但是很遗憾，我们没有强有力的管理机制控制和管理土地使用的。东京变化很快，土地的价格也发生了变化，再结合一块土地价格上涨，这种市场机制就可以让人们更有效的使用土地。

　　洛杉矶公司：我是1981年成长洛杉矶经济发展公司，我们现在有几百个政府部门、教育机构和企业都参加这个工作，就像佛罗里达教授，我们是一个超大地区，我们需要更大规模的规划。光一个县就实现了18大经济，我们的州是世界第八大经济。比如说我们最近成立一个私有部门主导的领导力委员会，这只是一个例子，我们也在鼓励私有部门发挥更大的作用，指导我们县的未来。我们很多企业都集中在温室气体排放、自来水供应等等，这些都是远远超过个人或者个别城市范围的一些领域。所以希望私有部门可以和政府携手去处理这些影响我们成长的问题。

　　TURLEY：你刚才说得很有意思。因为政府不会因为超大地区出现才去改变自己，所以你只能由私有部门出来帮助解决这个问题。刚才说到贸易很有意思，因为这是我们到现在没怎么调过一个问题。国际贸易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决定超大地区的未来，这是他们一个必备的条件。有一个令我担心的因素，担心世界经济发展是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浮出水面了，不知道大家对这个看法有什么评论呢？

　　SAUTTER：我同意私有部门应该发挥主要的作用，从长期来讲，应该有一种三角的关系。

　　TURLEY：你说的只是私有部门、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

　　SAUTTER：我就是这个概念。但我想说的，佛罗里达教授的看法是，超大地区是富裕的、很灵活的，应该是很自私的，不应该把任何财富转移到其他地区，这个观点恐怕政治上是完全不能接受的，比如说在意大利一直在谈这个问题，这是一个热门的问题，这可以回到中世纪的布鲁日、阿姆斯特丹、威尼斯等等都是富裕城市，其他地区都很穷，没有一个法国人、意大利人同意这个极端的看法。

　　TURLEY：我真的希望佛罗里达教授现在就在这儿，这样他就可以和你讨论一番了，他的观点是什么呢？我自己没有跟他谈过，但是我觉得这是他的观点，他觉得美国人、法国人、意大利人等等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世界，好象市民和公民对于这个国家联系不像以前那么紧密了，大家对于当地的超大地区联系却越来越紧密。这些大的地区在推动着他们对于未来的期望，这决定着他们以后的成功，不同的地区之间也会有人员的交流，也就是说国家这个概念在公民的概念当中已经越来越淡漠了。 TAKENAKA觉得怎么样呢？

　　TAKENAKA：SAUTTER先生也提到了收入再分配，我觉得这是绝对需要，不管从经济学还是政治家的角度来说都是如此，但是从佛罗里达的教授来说，我们需要重新进行定义，我们现在拿日本的情况举一个例子。

　　现在在日本大概有一千多个城市，另外还有50个左右的县在日本，这是我们整个的系统，在这50多个县上的基础上可以组成十个左右的省。我们可以在这种情况下考虑一下收入再分配的情况，我们的确需要收入再分配，我们同时需要明确政府的概念到底是什么？

　　TURLEY：我们现在需要再讨论一下国家这个概念，我觉得大家也进行过这方面很多的讨论。我自己可能是有点眼界比较窄，我们安永公司在全世界有140个左右的国家有服务，我们在全世界各个地方都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我们也相信，我们在不同国家提供的服务应该是不一样的。在许多的方面，作为安永公司，我们自己公司的组织是围绕不同的地区或者不同的业务来组成的。但是他们也不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我们自己还是有自己的核心的业务，这也是这些公司在全世界、在全球范围之内不断发展的时候的一种做法。现在大家在全球化的过程当中，传统的国家的界限已经不像以前这么明显了，你们觉得怎么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