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来源：新浪财经 白鹏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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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说回到最基本的层次是一个产权问题，我们如何在金融市场上发挥私有产权和私人信用的作用？不是老仗着国有信用，国有信用是有好处，但是国有信用就导致了国家的监管越来越严，越来越严，现在我们整个趋势是越来越严的趋势，而民间的私人信用它没法起作用，本来你银行金融是一个私人间信用问题，私人信用一破裂了，现在美国的情况是大家互相都不借款了，这是到危机的时候了，但是平常正常的运行他可以节省大量的监管成本，他把私人之间的互相监管，互相制约发挥效应。而且中国人说句实在话，中国人欠私人的钱是很不愿意的，他还的很好，就欠国有银行的钱，一听说国有银行，咱们老说中国道德沦丧，什么信用沦丧，原来都是国有银行不欠白不欠，这么一个文化闹的。

　　我们说近商什么的，我们现在浙江那一带，南方那一带有些私人你说非法钱庄啊什么的，当然了，你不合法，他就用他的一些法的手段，也许有啊，拆个胳膊拆个腿的事，但是绝大多数信用都很好，他靠的是私人我认识你，否则的话你没法跟我们大家做生意，靠着市场多次的博弈建立这种信用，减少各种交易成本。而我看全靠政府国家的金融机构去监管，这个交易成本太大。

　　所以回到最基本的又是一个产权问题，这个问题我们作为学者讲了多少年了，后来都懒得讲了，讲的少一点了，当然最近又有新的发展，新的发展就是我们开始允许一些民营的贷款公司发展，但如何发展各种民营的金融机构，鼓励民营的金融机构进入我们金融服务业的各个领域做强做大，能够展开竞争，然后政府真正作为一个监管者，从所有者的地位跳出来，这些东西都是基本的委托代理人的这些关系，把他退出来，真正作为一个监管者，而不是作为一个所有者参与各种事物，这个交易成本才能下降，这个市场竞争才能发挥，这个市场的效率才能真正的有所发展。

　　所以这些问题都是相辅相成，都是联系在一起的，有了这样的基础，那些价格变量才能真正市场化，也才能起作用，而不是几个国有机构之间相互交易起作用。有了这样的一个基础的环节上的改革，我们的像利率改革的事情才能逐步逐步走上正轨，利率、汇率这些变量逐步都要变起来才能走上正轨，而且我们的市场经济也才能更加健全，我们在和国外的这些金融机构进一步开放，竞争当中才能站在一个平等的地位上。

　　所以我的基本观点是什么呢？就是说在世界金融动荡危机的时候，我们一方面要讨论一些最新的东西、最尖端的一些东西，但是我们回过头来想一想，我们还有哪些最基本的东西在制约着我们整个金融业的发展，制约着我们中国金融体制的改革？这30年来应该说最后的十年，金融体制改革有所推进，随着几大银行的改革有所推进，但是长期金融就是瓶颈，而现在回过头来看，所有的各方面的产业、制造业、服务业，其他服务业的产业都民营化程度越来越高，市场竞争越来越健全，民营企业的进入越来越自由，而现在最大的两个领域都是所谓生产要素领域，一个金融领域，一个是资源行业领域，我们的国有垄断程度太高，我们的竞争程度太低，最基本的市场结构没有形成，我不是说没有市场因素，但是我说这个最基本的市场结构不是由几个企业注册的时候独立成企业的，而在于你的产权结构是不是真正的是一种市场化的产权结构。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我们的最重要的两大生产要素部门，价格还在管制着，产权结构还是一种非市场的结构，我们经济的改革很难再往先推进。

　　30年改革不容易，我们现在真正要想的问题不是这30年我们的成果是什么，想的应该是下一步怎么走，而且我觉得具有紧迫性。这一轮调整之后，世界经济格局会有新的变化，世界金融会有新的变化，你不加紧往前走，其他一些发展国家，还有一些其他的发达国家就会进一步往前走。相对关系，它跟别人相对关系会发生变化，跟我们的相对关系也会发生变化。因此如何在这方面加紧思考，我们更多的思考，特别是现在，我不一定马上去改这些国有的，但是加紧放松非民营金融机构，对非民营机构的限制，允许他们更大的发展，现在已经这方面开始有些试点了，加快这方面的步伐，加快这方面的准入，使竞争的格局尽快的有所改变，使我们下一个阶段自己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使我们在全球的金融动荡危机当中抓住这个机遇，使我们的金融有更大的发展。

　　我就讲这么一些观点，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