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日本在95年，当时日本输给了美国的金融家。中国跟美国未来的博弈，不在金融上，金融的底子是非常深厚的。在未来的机会上可能会跟西方社会有一个重大的博弈。刚才提到驾驭是我们的未来，我想问，因为中国目前的未来的教育跟西方美国、澳大利亚的教育的确差距很大，从一个大方向，会不会成为像日本一样的瓶颈。

　　约翰·奈斯比特：十五年经济平缓的增长不能责备其他人，只能责备日本人，因为日本面对的问题是无能做他必须做的事情。日本想获得更快的增长，必须上升对经济宏观的管制，应该是让经济进行自我的管理，进行自我的创造，让企业家放手，让他们可以自由发挥和创造，否则永远跑不出经济慢速发展的瓶颈，这并不是他人的错误。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场金融危机，而不是经济危机，其中的问题就是将会蔓延到各地，有可能形成经济危机。在1929年的时候是金融危机转变成经济危机，实际上对中国来说并没有什么影响，虽然在整个捆绑当中，中国质量集中了一小部分，中国有很大的影响，实际上在经济当中有很多的参与，因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很好，我想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后，美国会走出金融危机，这就像亚洲金融危机一样，我们会走出来。

　　戈峻：这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美国国会争论更多的是如何加大教育，其实我感觉到中国的教育，他在基础学科方面的理工科、数学、工程方面的教育是远远长过现在的发达国家。美国现在只有个位数的人愿意学理工科，绝大部分都想学管理、金融、财务，希望找到一个很好的发展机会。但是在中国不一样，你去了解一下，最起码50%的高中毕业生，希望去读更好的学科。中国的担心在哪里？是应用教育的问题，基础教育学的很好，理工科很扎实，如何转化成能够为企业所利用的人才，在这方面的培训是脱节的。所以很多人才大量出来，但是企业不需要，企业需要的社会找不到。

　　举个例子，现在我们做封装测试，这是一个非常高端的工程技术上的产业，但是市场上没有人，找不到，你要找还得自己先培养。所以我们跟大学一起来做，希望能够改变课程设置，使得将来能够产生一些对社会有用、企业所需要的人才，我想教育的改革需要从这方面来发展。

　　刘积仁：中国未来得发展，我们所有的资源都不够，在全世界最有价值的资源是我们的人力。而且今天如果看到一个事实，全世界工程师在短缺，无论在美国、欧洲，到处都在缺工程师，包括印度造就了大批的工程师，我特别同意刚才的说法，我们真正要改革的是我们的教育体系，是因为我们教育体系，中国的大学中国去上大学，一千个高中生人中只有一个人上大学。现在是一百个人中有八十个人上大学。而我们的教学体恤还是沿用教授、学者的方式来培养今天的人才。教育的根本改革应该从高等教育开始，我相信这样的改革对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是十分重要的。

　　河田信：日本的教育系统，有很大的问题，实际上日本的教育有可能是反面教育。强调对知识的教育，用自己的脑子来思考问题和思考思维。没有答案的问题，不会用自己的脑子去思考。应该回到原点，从这方面去进行教育。很多优秀的企业从零开始教育，用自己的脑子去思考，在这方面教育自己的员工。教育方式也是碰到问题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有一位先生在教育认得时候，自己脑子里有一个答案，但就是不说。一直就让那个员工自己去考虑，然后一周以后问他，一周以后员工拿到好的答案就会表达他，说这个主意很好，就按这个主意去做。这种教育让员工去思考，这种构造是非常重要的。现在整个世界的教育是一个胜败的方式，尤其是在金融领域中，在制造业中胜者联合是有可能的，光是自己成为胜者，实际上损失是更大的。对于整体来讲，应该是胜者联合，从自己的方面去考虑。这种教育非常重要，应该把重点放在这里。这就是我的一个认识。

　　王育琨：约翰·奈斯比特和刘积仁都收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何弥补教育，一个是减少任何程度什么对、什么正确各种各样的规章控制。不要把你的学习教育目标培养成顶级哲学家、顶级教授、顶级科学家。而实际上互联网已经把世界移平，80后、90后他们的创造力就体现了草根的创造力，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阿里巴巴说，我今天虽然只有沃尔玛的1%，但是我在十年中就要超过沃尔玛。这就是我们昨天、今天一直强调的专题，教育怎么在一定的时间、一定的地点解决问题，这种现场的能力，我们就会突飞猛进进去，相信我们的80后、90后，相信我们的世界会有更开放的教育。

　　提问：早上和河田信先生这里学到了一个系统知识。对于今天早上参会的成员有一个猜想，我们中国GDP将近50%的创造者，大型国有企业，有点严重的缺席，好像是一个观察和猜测。

　　对于这样一些大型的企业，对中国的经济起着巨大作用的，应该来参加创新会者的缺席，我希望四位嘉宾给我们指出一条路子，如何能够使他们先把自己搬到这样一个创新讨论的舞台上来。谢谢！

　　刘积仁：在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中，最有对学习的饥渴感是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当然这种活动的参加就更多了。最有稳定性的，比如说在国家资源产业被垄断的时候，也会养成了人们学习的懒惰。我觉得你们更应该享受他们未出席和你们的出席，因为你们是中国经济最有活力的组成部分。

　　河田信：在日本作为丰田模式研究者来讲，我是这样想的：日本的政府实际上不是很重要的，在这方面日本也存在很多的问题。日本大企业也存在着很多的问题，这样就应制化，因为同样的现象大概在四五年前英国也出现过，成为英国病。撒奇尔夫人把这个改变了，丰田有自我觉悟的一个时期，现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是大企业病。丰田最大的敌人是丰田自己，这就是对丰田是否要陷入一个大企业病所担心的一个地方。中国大企业总是认为，所谓股份制和私有制企业的区别，现在知道还有国有企业，改变国有企业制都是很难的，但也不是因为这个就不给他改变。即使是国有企业也应该一点点的被改变。这就是中国国有企业一个很大的课题，如果国有企业有这样的需求，我随时都愿意奉陪。

　　戈峻：我想大家都知道，现在的体制，如果没有一个很好的体制改革，英特尔有一句话：只有偏执狂，一天到万担心我的企业能不能生存下去的企业才能真正生存下去、发展起来。国有企业有很多优惠的待遇，他不需要担心，他不是走的正常的，比如说大家都在这儿谈创新，他有一定的保护，他就不需要有这样的想法。英特尔也有一句话，你要去打破均衡。只有一些打破性的技术，这样就可以使得大型的国有企业对你刮目相看。从雅虎到Google这些新企业的产生，他们都是走着这样的过程。你有了很新的技术、新的东西，就打破了这个平衡。微软和Google咬合作，Google跟阿里巴巴要合作，这就是我们现在中小企业要考虑的问题，如何打破均衡，使得刮目相看，然后能够进入这个体系。

　　王育琨：在这个时间，请四位嘉宾说一句话。

　　刘积仁：做企业的管理者要去观困难和挑战，困难和挑战使你能够走向成熟、走向成功、走向成功者的一个基础。今天的情况是我们最好的机会。

　　河田信：不要光是瞄准高科技产业等比较高层的产业，即使比较底层的低技术的产业，实际上下功夫逐渐给他磨炼也可以做出很好的成绩。日本很多成功的企业，都是在这种不是很高的层次领域，而是在低层的，每天不断改善的情况下，才有今天的成果。希望今天在座的即使是低端的产业下，也可以创造出辉煌的成就。谢谢大家！

　　约翰·奈斯比特：在所有的方式当中，特别是在我们复杂的智慧环境之下，对于我特别顾问来说，我知道我们不需要有正确或者说错误的绝对区分，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没有绝对的正确和错误，有一些人在维持公司运营当中，有了个人的独立权威，我说的才是正确的，我说的才是真理，这样是不行的，是行不通的，我们必须时刻进行变革和创新，这样的话才能与时俱进，才能够顺应世界发展的潮流。如果我们觉得自己才是正确的话，就像残疾人一样，少了左手和右手，这样一意孤行，是行不通。

　　戈峻：未来的产业越来越细分，所以说在每个细分的产业里，都会有Google，都会有雅虎，都会有阿里巴巴。我相信将来很多在座的企业，在中国会产生雅虎、会产生Google，中国也会产生微软，这是我坚信的想法。

　　王育琨：今天上午的发言我感到非常的棒，尤其是约翰·奈斯比特说的，你要永远做正确的事，但是做正确的事常常成为一座大山压着你，学不到什么东西。反而放下包袱，放下归零，这个时候你的能力是最强的。抓住今天，今天你得到了这个，如果你不实行，明天就成了毒药。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