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9月19日-20日，由上海陆家嘴金融博览会组委会主办的“2008上海陆家嘴金融博览会第五届中国国际金融论坛”在上海浦东展览馆举行。新浪财经独家网络直播本次会议。图为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与金融学教授许小年演讲。(来源：新浪财经 王元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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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怎么去应对？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永远会发生。你不能幻想在一个稳定的一成不变的外部环境中。这不可能。外部环境发生剧烈变化的切断下，我们怎么办？这就需要增加我们经济的弹性，增加我们经济的灵活性，增加我们企业的弹性和灵活性。我们现在在应对外部冲击、内部经济发生问题的方面，我们存在着制度的刚性。由于制度的束缚，我们的经济、我们的企业不能及时对外部环境的变化做出反应。这是我们最感到忧虑的。以中小企业融资为例，我们注意到中央银行增加了5%的贷款额度，是戴着帽子给中小企业的。但这5%的额度，很少会真正放到中小企业哪儿去。做银行工作的都知道，现在你敢不敢给中小企业放款。就算你也资金，敢不敢给中小企业放款，现在你敢不敢给房地产企业放款。不是说信贷额度怎样放松，问题不是说银行的资金不够，银行有大量的资金、可贷资金。宏观形势变化，计划了我们微观方面的矛盾。中小企业融资，从来就是一个问题，不光是现在。过去就是问题，将来还会是问题。所以它不是宏观问题，不要把微观问题宏观化。同样，也不要把宏观问题微观化。我们现在老是把这块混在一块。中小企业融资明显是个微观问题，我们偏偏把它看成一个宏观问题。控制通货膨胀明明是宏观问题，我们偏偏把它微观化。我们老把它搞反。也许是我把它搞反了。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的解决，是要靠接触金融管制。我都不愿意讲金融创新。世界上为中小企业服务的金融机构，到处都是，没有创新问题。问题在哪里？问题在于过度管制。我们PE马上不起来，VC发展不起来，为什么 ？VC要审批的，PE要审批的。为什么PE要审批我搞不清楚。PE两个字，是私人股本的意思，私人股本为什么要政府批准呢？成立基金为什么要政府批？企业需要钱，这是民间私下的契约，自愿基础上的行为，这要政府批吗？今天晚上我吃上海菜还是光对菜，需要政府批吗？这是实际上的个人行为，不需要政府批准的。今天VC、PE形不成气侯，就是审批拦路。凭什么要你政府批评？你是股东吗？我这个钱涉及公众利益吗？这个“P”，指是私人，不是指“Public”。现在的政府，过度管制。我们给中小企业融资的信贷机构，到现在也不能形成气侯。孟加拉的穷人银行可以拿诺贝尔奖。我说这个奖，我们中国人丢得太可惜了。中国有5亿农民，有多少中小企业，这种确认银行应该首先在中国出现。结果孟加拉的穷人银行拿了这个奖，它是给穷人、中小企业解决问题的。我们拿不到诺贝尔奖也就算了，我们在江浙、沿海地区活跃的钱庄，这个运行得很好，对当地经济的发展，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没有这些地下钱庄，哪有我们的民营企业？政府应该做什么事儿？不能够抡起非法机制的大棒子，把他们都赶入地下。为什么是非法？政府要做的是接触管制，把中小企业融资的道路从法律、监管上打开，出一道法律，从下个月开始，所有地下钱庄一律合法，到工商去注册一下，要满足最基本的监管要求，也就是资本金的要求。就可以了。你把它合法化，让它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这不挺好的吗？已经都在这儿了，不需要你创新。创什么新啊？要你承认旧事务，但又带有创新意义，对中国经济非常重要。但目前还处于灰色地带、非法地带的金融机构，浮出水面。政府要监管，但不是像现在的监管。现在根本不是监管，现在的严管已经变成了行政管理，哪里是监管？管人家的操作、管人家的风险控制、管人家的机构设置、管人家的人事安排，这是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主管部门干的事儿。把行政管制和监管，又混为一谈。要想中小企业在新的环境中能够在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你要做一系列的法律、监管、制度上的配套。我不需要你给我什么特殊贷款，你就让我在市场上自由经营，就对了。如果没有非法的事，中国的经济改革走不到今天。中国的改革大潮是由安徽小岗村的农民发起的，他们自己包产到户、分田单干的时候，完全处于非法状态。因为非法，大家都知道这里的风险，所以农民都要关起门来，把窗户堵上开会，而且还意识到后面的风险。大家商量好，如果村长、书记带头干的出了事儿，抓起来了，我们有责任把他们的子女养到成人。看到这一段，心酸。农民为什么？为了能吃饱肚子啊，为了有口饭吃啊。最后风声透露出去了，县委写了一份报告，走资本主义，严肃处理。幸亏当时安徽省委书记是万里，幸亏当时主持中央经济工作的是小平同志，否则中国的经济改革从哪儿开始我们不知道。包产到户，分田单干，到1989年才合法，到89年我们修改宪法，承认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一种形式。这已经是十几年以后的事情了。十几年的过程，都是非法的。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哪一个不是非法出来的？刚开始，做单干的时候，哪一个不是资本主义道路？雇佣工人7个以上，就形成剥削行为。

　　如果你到处卡得这么死，不要说创新了，就是市场中原有的、能够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组织形式、生产方式、金融机构，都没有办法生存下去。所以现在我们的当务之急，是要解除管制，要让市场发挥它的作用。在市场中个人和企业知道如何应对外部环境的变化。我们现在的过度监管，把经济中的灵活性、弹性、应变能力，全给管住了。这对中国经济的转型，是非常不利的。经济形势的变化和制度刚性之间的矛盾，在将来一个时期将会长期的困扰我们。环境全变了，经济的微观单位，个人也罢，企业也罢，怎样去应对，我现在没有办法应对，我手脚全被捆住了。我们讲中国经济的转型，是要从外向转向内需驱动。内需驱动里投资又不行了，就转向消费。而我们消费只占GDP的35%，而美国是70%。老百姓为什么不消费，为什么老存钱，他能不存钱吗？到农村看一下，家里有人生病，这个农民家庭就破产了。他花不起钱到医院。我看到一个农民生病，问农民生病为什么不去医院，老这么拖下去怎么办啊？他说扛着呗，扛过去就好，扛不过去就是运气不好。很多农村的孩子，考上大学了，5000元的学费交不起，就失学了。这反映出我们的社会保障，跟不上社会的发展。社会保障在这儿制约，我们就没有办法把经济增长动力从外资转向消费。要老百姓消费，必须解决老百姓的生存问题，这样他才会去消费。制造业我们搞了这么多年，很多制造业资源要游离出来，很多厂关了，没有办法再开了。我们的经济结构已经是严重的向制造业倾斜。GDP的构成中，制造业占了50%，而服务业的比重不到40%。这个不到40%，不仅远远低于美国80%多的水平，低于日本65%的水平，就是和经济发展程度不如我国的印度相比，也低了10%。印度的服务业占GDP的50%。所以我们现在急需把经济发展重点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可是我们在这个转型过程中，又碰上困难。为什么？因为我们大多数的重要服务业，都处在政府严格控制下。我想转移，但进不去，因为准入壁垒、审批制。重要的服务业，有金融服务。现在想搞金融方面的业务，第一个事儿就是跑北京，拿批文，审批。电讯服务、交通运输、港口机场、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媒体娱乐等等。这些都是未来我们解决就业的出路所在。解决就业靠制造业，是靠不住的。尽管我国的制造业占了GDP的50%，可是它在就业方面的贡献，只有27%。而服务业虽然占GDP的40%，但它在就业方面的贡献是在30%以上。剩下来的这些就业，还在农村。我们还有不到一半的人口和劳动力在农村。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会继续下去。农村人口进入城市来，到哪里就业？将来都在服务业。当前中国经济转型的一个迫切任务就是把发展重点从制造业转到服务业。要解决我国服务业，首先要解除对服务业的过度管制，降低准入壁垒，以便资源、人力、财力能够更快的进入服务业。在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适度放慢的时候，能够提供工作，维护社会稳定。

　　我们确实要面临着挑战。经济环境确实在发生着剧烈的变化。我们怎样去应对？我们如何增加中国经济和中国企业的灵活性？如何增加中国经济和中国企业的应对能力？关键在于继续深化改革。而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解除管制，又是一个极为迫切的任务。当然解除管制，也是说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难，就是难在即得利益。这个就需要我们有社会共识，把中国经济的发展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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