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波*

　　陈鸿桥是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副总裁，在过去的几年里，他主管的业务之一，是为上万家准备上市的国内公司提供培训和咨询服务，这位十分勤勉的人可能是国内接触优质中小企业最多的经济研究者。不久前，他来杭州调研，约我在西湖边喝茶。我们已经有五年未曾见面了，他送我的“见面礼”，是一本刚刚出版的新书《16节科学管理课》。

　　早在2002年，一直担任迈克尔•波特助手的《哈佛商业评论》编辑琼安•玛格瑞特出版了一本连她自己都感意外的畅销书——《管理是什么》，迈克尔•波特、彼得•德鲁克和吉姆•柯林斯等都为文推荐，书中总结的一系列在管理实践中常常被人忽视的原理，更是被欧美经理人奉若至宝。但这本书却不属于中国，2003年它被译成《什么是管理》后，悄悄登场，又悄然退场。而同期后来被证实是伪书的《没有任何借口》和另一本励志书《细节决定成败》却大红大紫。再后来，96岁的管理大师德鲁克辞世，让所有与他有关的著作都成为谈论的焦点，包括中国早些年引进但没有引起关注的《公司的概念》，也在此时迎来了“第二春”……

　　回首管理类图书的这段往事，发现它与中国公司的管理进化过程惊人的相似。

　　当今中国人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平坦世界里，这里没有边界，一切公司和一切理念共衍共生，天使与魔鬼相依而坐。本来这是一件好事，开放的平台让我们有机会接触世界最新的管理思想。但在具体实践中，中国公司却往往迷失方向。最典型的例子是，当2001年六西格玛理念被带到中国后，立刻引起狂热，所有的公司竞相学习，惟恐自己被时代抛弃。但到最后，真正将六西格玛用来提高了生产力的，却少之又少。

　　在不久前出版的《16节科学管理课》中，经济学者陈鸿桥将这种原因归结于中国管理基本原理的缺失。通过研究他发现，在中国企业的发展中，管理学最基本的“泰罗制”、科学管理思想经常被时髦的管理概念和术语所淹没。很多企业还没有站稳脚跟就盲目追求所谓的管理前沿，不切实际地向世界“500强”看齐；尚未建立起最起码的流程管理却开始了“流程再造”；还未通过精细化管理形成规范化、标准化样式，就要追求超越现实可能的战略制高点；还未训练出严谨有序的职业化团队就大谈“人性化管理”、“企业文化”……六西格玛是西方先进管理思想的精髓，但要知道，那是西方企业在对“泰罗制”有了完美掌握后的进化，并且经历了百年历史的锤炼。

　　事实也的确如此，管理史上每有重大突破，总是出于对基本管理理念的准确把握后才会到来。1914年，亨利•福特遇到困惑，他的工厂生产效率低下，工人流失率高达370%，福特每年必须雇佣近5万人才能保持1.4万的工人队伍，而这也是当时美国的普遍情况。对于福特来说，盲从、跟社会保持一致当是无可指责的选择，但福特决定改革，宣布将每日工时从9小时减少到8小时，并向工人支付每天5美元工资，这是以前2.34美元日薪的两倍还多，此举轰动了美国。不少媒体预测，这样过高的人力成本将导致福特垮台。最终福特并未毁灭，相反却因此开创了辉煌的“T型车”时代。

　　同样的例子也发生在日本。1938年，丰田公司成立时，丰田喜一郎基于他在美国学习到的管理经验，推出了即时管理理念，也即所谓“Just In Time”(JIT)的丰田生产方式，这个突破崛起了丰田和日本。他的魅力，即使在70年后的今天，依然泛着迷人光泽。

　　相对而言，今天，即使中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但并没有赢得管理上的重大突破，甚至连“更新”都鲜有，更多的是盲从，竞争力来自于廉价劳动力和消耗更多的资源。我们被“东芝人”嘲笑是“水果贩子”——连种水果的都不是，因为只知道市场上需要什么水果，就去包装贩卖什么。过去，我们常常自豪于用了不到10年时间，就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100年的历程，但我们却不知道，恰恰在这样的过程中，我们忽略了支撑西方现代工业体系最初的管理起源。在我们高速成长的背后，可能掩藏着某一天忽然来到的破坏性崩塌，而这无疑是我们最不愿看到的。

　　在“现代管理”之父德鲁克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人们问他对管理的看法，他答曰：“管理没有捷径”。在这本《16节科学管理课》中，陈鸿桥也将答案指向了类似的起点，他对中国公司的建议是：从“泰罗制”开始学起，补100年前的科学管理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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