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雨露：第二大产业转移将是经济崛起战略安排(3)

　　那么还有我们广大的农村地区，这个是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能充分的分享我们长期经济改革带来的成果，包括我们金融服务的水平，这么一个巨大的缺陷，是我们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它决定着我们经济增长动力的消费需求不可能上来。因为我自己老说，中国的新农村建设，最重要的目标就是我们广大的农村地区，让我们人口多数地区的生活水平提高和收入水平的提升，没有这些人收入水平的提升，中国未来的崛起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不能仅靠城市需求和出口需求来达到我们的要求。另外就是法律体系，中国走的是第三条道路，既不是普通法系，也不是民法法系，而是中国特色的体系，那我们没有一个成功的模式摆在那儿，最后能不能建成一个法制的社会，是保持我们崛起，或者是崛起以后，保持我们站立的一个很重要的法律保证。但是中国特色的法律体系，是能不能支撑我们中国的崛起，现在还是个问号，那怎么看待它的优势，怎么看待它的缺陷，现在也是我们一个不确定的因素，这些都要求我们，当这些不确定的因素，或者现在我们存在的这些缺陷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的情况下，作为特殊的金融部门，我们要保持一个稳健的可控制的水平才行。

　　那么同时我们说第三点我们需要保持金融控制，使金融部门本身的内在脆弱性，这个大家在基本的金融学教科书当中都读过，因为特殊的经营对象和特殊的经营方式，我们金融部门确实存在内部的问题，因为银行系统来讲，银行系统作为一个基本增长价值的基本方式，就是资产的转换，就是通过资产的转换来实现价值。这个就是有一个内在的风险，这可能存在货币的不匹配，可能会带来货币的风险。同时我们大家也知道，资产价格的因素是非常复杂的，这种复杂的价格信号，可能会使得资产的风险和收益，不能达到一个对峙的状态，这个状态就将造成更大的风险。同时从金融部门的整体性来看，因为我们知道它们具体同周期的特色，可以带来信贷的松动和扩张，包括短期资本的大量流入，所促进的货币成本，紧接着来的是资产价格的上升，资产价格的上升所产生的财富效应，又会放大乐观的预期，这个又会达到一个非理性的投资状态，这个就会产生泡沫，而泡沫的破灭，又会产生超常的需求，这个又会影响到生产和发展，这样就会产生一种长期效应，这样的金融体系，或者整体的风险，或者系统的风险，如果一旦控制不住，你就要经受这种长期的经济箫条，很多国家都一遍一遍都在重复这样的过程，我们恐怕承受不起，承受不起中国这样一个大型的发展中国家，一旦出现金融危机，那将是不可收拾，而且我认为现在也很少有人会伸出手来真正来帮忙，即使是基金。所以我们金融体系的内在的脆弱性，它已经决定了我们做得那样一种金融控制的假设，恐怕也要扩展，就是金融恐怕不是在转型经济国家，那么一个最重要的实践，就是实现金融开放保护主义的原产地——美国，我们知道美国站立了金融的制高点，但是它还是不忘自己的金融安全，它曾通过两个方法，一个是联邦法案，一个是金融法案，这个对进入美国的资金，做了很大的限制，就是91年以后禁止在美国做零售业，也禁止这些银行并购美国的银行，那么这些的话，都是它的金融保护主义，就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有着一个非常强大的金融实力的国家，这也就证明了，金融体系内在脆弱性的存在，不管是发达或者不发达的，都应该有。

　　那么第四点的话，就是涉及到我们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目标模式，那么在坚持金融国家控制，一定的金融控制和保护的情况下，人民币汇率的改革，就包括两个问题，一个就是这种改变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另外一个就是人民币汇率政策，应该坚持一个什么样的原则，现在我们学术界大家反复在总结的问题之一，就是这个。对人民币汇率制度，有没有一个真正内生于中国的，符合于我们自己的一个制度，大家看到比较多的就是三元中点的体系，这个就是在三元悖论当中，有没有一个适合中国的选择，就是中间的选择，也就是说资本基本的可能度，或者资本有限的可能度，有管理的落后处理和后备政策处理制度。如果说存在这样的制度，那我们的风险就小一些，这样什么时候我们实现货币的可兑换，什么时候我们把货币的弹性基本上可以完善一点，这些都是我们在人民币汇率改革的目标模式方面需要考虑的。这样的理论方向，是配合我们自己内生的制度，靠得住的制度，需要我们在座的各位要做深入的研究，再进一步的提出来，就人民币汇率的升值，升值的政策问题，那么就面临着包含着两个疑问，一个就是说什么是我们中国的汇率，现在已经成为一个谜，就是人民币汇率的合理均衡的水平，现在已经成为一个谜，不管是五大经济方法还是什么，算来算去，数字差别都非常大，那么像经济学家预测的是人民币升值，从7.21汇改开始，需要兑美元升值40%，那美国也有四家机构，包括美国的IE经济研究所，包括高盛，包括哈佛的教授，他们都提出来了6%-7%的升值，但是我们国内的几所大学都提出来了10%-20%的升值，这个差异就比较大，当时是有提出来25%左右，这个是我们要参考的水平，但是我们也确实的感觉到了，在现在人民币汇率升值到21%的时候，我们已经感受到了我们若干的行业，特别是我们劳动密集出口的企业，已经面临巨大的压力，像纺织、像家电包括电子产品，像我们的纺织业，现在压力应该是最大的，我们纺织业去年一年产生一千五百亿美元的贸易顺差，支撑我们贸易顺差的最大的行业之一，那这个行业里面，到去年年底为止，它的平均的利润率也就只有3.9%，那3.9%的划分，是有三分之一的纺织业，就是几家占80%的出口大企业他们的利润率比较高一些，那剩下的那些，他们的利率也就只有0.6%左右。拿出了利润率下降之外，还有劳动力成本，资源的短缺等等，这些压力一起压来的时候，他们就面临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是要变动汇率，如果说三分之二的企业都无法维继的话，那我们就有1300万人失业，那我们就要做调整了。那这样我们究竟定价在什么水平，我们现在恐怕要做大调研，做大总结，都到自己行业究竟在什么水平，来做我们政策的参考。

　　这是一个金融汇率水平，究竟在哪儿，另外一个就是升值的结构，升值的结构我们有一个官方底线，这个官方底线是什么时候形成的，我们也难以确认，是我们在某一次会议上定的一个每年不能超过5%的底线，但是这个底线去年突破了，今年肯定也突破了，那这种结构的加快，很显然就是防止所有的输入性通货膨胀，那么现在更多的言论，是对上半年人民币快速的升值，对物价造成的结构，现在有一种议论，就是人民币本轮的通货膨胀，还是食品和农产品的价格上涨，因为从上半年的GDP来看，占有很大上涨比例的是食品等等，而衣服却下降了。所以能不能通过人民币的升值，透过物价产生有效的作用，这个还是要考虑的。所以目前我们还是要回到一个稳定的结构上，同时我们还应该有一个有效的策略，就是所谓的大国策略，我认为上一次的与美国对谈的会议，是第一次没有让美国占到便宜的会议，而且气氛还挺好，那在研究汇率的问题上，我们第一次以攻为主，我们提出了我们的汇率大幅度的上升，已经给周边的国家带来了明显的出口增长，美元的贬值，已经给全球的经济带来巨大的波动，同时在能源的问题上，我们也说了，现在越来越证明，能源的危机、石油的危机是造成经济危机很重要的原因。对于中国来讲，我们还不是能源、环境这个平台上正式的成员，但是我们的表态应当是非常积极的，刚才谈到了中国非常积极的谈到在这个能源、环境上采取积极的态度，关键是你现在要有实际的措施，因为现在世界经济面临巨大的挑战，需要大国之间坐下来谈，真正的采取合作，我就不知道投资银行业，现在对冲资金没有人能管，是为什么，而次贷危机来了一圈，我们不知道究竟他背后的利益在哪里。总之温总理提到，中国的经济管理，面临世纪以来最严重的趋势，三重因素叠加在一起，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严峻的考验。我们说到目前为止，在可比的国家里面，我们目前控制的还是最优秀的，但是有了巨大的不确定，也就是现在关于中国危险论，和中国的脆弱论，现在大家听到的越来越少了，现在听到的比较多的言论，就是中国的不确定论，大家都知道中国现在比以前强大得多，但是天知道明天后天会发生什么，所以这一点的话，也是实事求是的。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正因为是在这种情况下，作为金融部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货币政策工具，我们人民币汇率改革，必须坚持开放保护主义的原则，这是我今天要跟大家交流的内容，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