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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雨露:第二大产业转移将是经济崛起战略安排(2)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7月10日 10:46 新浪财经

  

陈雨露:第二大产业转移将是经济崛起战略安排(2)

  2008年7月10日,由中国国际金融学会主办的“首届国际金融青年论坛”在福州召开。新浪财经独家直播此次大会。图为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陈雨露发表主题演讲。(来源:新浪财经 白鹏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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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我觉得真正要作为一个世界大国而存在,真正要作为三大货币之一而存在,我们就要有这样的胸怀,这就是我们要重新认识美国,重新认识日本,重新认识我们自己。对这些我们不能够说,把这些国家任何的动作,任何的经济的客观存在,都看作经济的阴谋、货币的阴谋、金融的阴谋等等,应该说这些国家就是站在经济的强势,或者是经济的制高点的一种行为,那我们将来也要这么做的,当我们也走向制高点的时候,我们也要这样做,所以我们要准备的认识,同时对我们将来怎么样更好的掌握这些战略做准备。

  同时,如果我们要拥有一种全球的思维观,那我们也应该看到下一步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必须要把握住全球化的基本动力,那就是国际产业的转移,如果因为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就是我们接受或者承受了以消费者为主的第一次的产业转移,这个应当说是我们重要的动力之一,下一步我们要准备接受下一次的动力转移,制造业的动力转移,这个我们现在就应该做好准备,当然科学的是,我们把现在东南沿海地区的产业,转移到我们西部地区,我们的发达地区应该要积极的营造好环境基础,或者人力管理基础,这样才能成为第二大产业转移,这个比第一次产业转移要大得多,这个应该可以成为支持我们经济崛起的一个最重要的战略安排,那我们的人民币汇率就应该要服务于这种制度安排。

  同时我们有全球的思维观,除了刚才说的,在产业转移当中不断的比较优势,来推动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阶段,我们还应该有全球套利的思维观,因为大家在坐不稳的时候,大家应该要看到,美元一直坐在制高点的位置,特别是二战以后,美国都多次利用它的经济贸易和金融泡沫,来换取其它国家的实体经济,来换取我们辛辛苦苦的劳动成果,以此来保持他们的发展。这样的套利他们已经多次的打败了若干个国家,已经多次的获得了它自己正向的积累,那现在轮到了我们,那我们怎么能够打破这样的一种套利的附加值,让我们来保持基本平衡,或者正向的基本平衡,才能够保持我们发展的速度,这些都是我们 需要在全球思维模式之下来考虑的问题,也是我们的指导思想,那所谓平衡转轨,实际上是指国家共存,这个基本的思想就是在主要的转轨经济国家,应当要极力的控制住商品和金融的自由发展,相互的制衡,以此来实现无通货膨胀的金融贸易。这种国家利用它的经济工作,来进行金融速度的控制,是有成本的,但是只要掌握好度,它认为它还可以做好的。那是不是要保持国家适度的金融控制,理论上众多学者同意,众多的实践案例来做说明,来作为论据,所以我们说,如果我们认同,在中国整个经济和市场化自由化的过程当中,我们应当考虑到,比方说后方国家的经济崛起,后发国家的经济崛起是有若干规律和若干定律的,后发国家的经济崛起都是政府追赶导致经济崛起的,包括德国也好,日本也好,东南亚国家也好,同时实现了成功经济崛起的国家,都无疑遇到过现代的传统公平和效率激烈的冲突,在他们的中等国家当中,这个也是陷阱之一,如何处理好这个问题,也是他们要面临的。

  第三个比方说我们现在任何一个后崛起的国家,在目前为止,也都无疑在进行军事扩张,进行报复,包括德国的首相一直坚持德国的军队不能扩张,但是一定要保证经济的崛起,但是等他自己已经很难控制住局面。那这个就是军事恐惧,也是有历史可循的,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主张和谐世界,来打消大家这种顾虑的原因。

  最后要崛起经济理念,大家也可以看到,在后发国家,在经济崛起的过程当中,都遇到了货币和金融问题,美国也好,欧洲也好,日本也好,四小龙也好,四小虎也好,都遇到了这个问题。合理的科学的处理这些危机的国家,挺过来成为崛起的国家或者地区,这就对我们提出一个非常时代性的课题,就是中国能不能做一个后发崛起的复兴国家,这也是我们现在大家需要认真总结历史教训,来防范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的课题,那这些的话,就告诉我们,这些崛起的定律就告诉我们,我们恐怕是需要主张有适度的国家金融控制,我们最好是在我们科学的金融控制之下,不要出现真正的等到危机爆发以后,我们再进行克服,再去重新慢慢的恢复,我们经济复兴的过程。这对中国来讲,又有非常特殊的要求,因为中国还不是一般的发展中国家,我们有自己特殊的国家禀赋,比方说我们现在缺乏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新技术,我们可以说文化大革命十年,基本上中断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现在的继承水平低,包括我们在座的这几代人,包括我们这些人,基本上差不多,我们在校期间,不管基础教育还是大学,对中国基础传统文化的继承很少,不光是我们,其实我们现在社会上的几代人,整个社会的基础水平都是比较低的,这也是我认为,我们市场经济初级阶段,也是我们整个国家,整体的社会信用水平低的最大的原因,这个也是最大的软肋之一,这个是我们第一个客观存在的问题。

  第二个是对中国来讲,我们现在是一个最关键的转型的时期,因为我们说现在科技进步的贡献率,大家共同知道的指标,发达国家是70%,发展中国家是33%,现在这么高能源的价格,这么高的原材料价格,这么高食品的价格,对我们现在的转型提出了一个巨大的挑战,因为我们完成小康社会目标,不要说最终的崛起,也就是翻两番的目标,如果我们要科技进步的贡献率保持39%不变的的话,我们的投资率就要保持52%的水平,这个可能吗?肯定是不可能的,那如果我们要有40%的水平,那我们也要有60%,这是一个巨大的问题,我们如何能渡过这样严峻的挑战,而最终通过各种各样创新的改变,来通过我们最大的难题,这个是我们要思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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