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改革就是把能解决问题的办法合法化(2)

　　第二个层面，就是学者、研究者、调查者的工作。为什么呢？因为制度发生变化，除了原有的体制成本要足够的高，还有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变化体制的成本要足够的低。怎么低？信息非常重要，中国这么一个大国，你可以说这里有这个，那里有那个，自己社会里面到底有什么？哪些事情做得通？哪些事情做不通？我认为我们当年包括我们在座很多在内，机缘巧合，在这个过程当中做了一点工作，其实不是说决定了什么政策方向，就是降低了这个社会的信息成本，他知道很多事情是可以做的，做了也不会危害你原来想像的东西，最早的安徽傻子瓜子，当时查到底雇了多少工人？炒出来多少瓜子？交了多少税？是不是真的就把你这个社会颠覆掉，当年很离谱，炒瓜子的事情最后报给邓小平，没有他那句话，搞不成，那就是强大的意识形态和正规法律，认为这个做法是不可以的。所以实际上这里面我讲两个力量非常重要，一个力量早就在，凡是遇到困难，总有人想办法突破困难，因为中国每一个普通人，每一个家庭天然就有改善生活的强烈的愿望，这个愿望就会推动他行动，这个是不要去引进的。但是，自发的做法怎么能持久？怎么能被承认？这个是需要社会的很多不同层面共同做工作。所以我想30年改革开放实际上非常重要是把这个层面打通了，底层的实践，高层的决策，中间的做研究，做反映情况，这个层面打通了，中国的面貌就发生很大的变化。我也相信中国今天同样面临很多问题，有些问题如果你没有对30年前了解，你会认为今天的问题也大得不得了，一会儿可能大家还会讨论，有些问题也会觉得难得不得了，你看这个普遍的腐败，这是相当困难的一件事情，怎么去解决？但是我相信跟30年前一样，自发的努力，国家的权威政策运用的方向还有就是把底层、上层打通，降低人们对于制度变化的心理障碍、认识障碍，使得我们分散的利益会合成一个改善这个国家的一股伟大的力量。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