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改革就是把能解决问题的办法合法化

　　新浪财经讯 2008年7月9日，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主办，中国民生银行、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协办的“《中国改革30年》新书发布暨2008经济问题点评会”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隆重召开。图为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周其仁发表演讲。

　　周其仁：我以为新书发布会是拿一本书就回去看，没想到还要开会讨论(笑)，要是主持人刚才继续了茅老师和樊纲讲下去，很快又会出一本书的，所以说明30年，中国发生的变化让我们会觉得有很多话要讲，刚才主持人让我讲，里面有很多误差的信息，参加农村改革的事情，我们当年就是下乡以后回到学校上学，听说农村发生了变化，不是太相信，因为我们在农村呆了10年，从城市去农村，比维迎还差一点，他就是农村出来的，他对农村的理解超过我，但是我们有一个在城市生活到农村去看，有一个反差，10年干了很多无用的劳动，也积累了很多问题，所以不太相信我们呆过的农村会发生很大的变化，所以大概78年听说安徽发生变化的时候，有一点不是太相信，但是同时另外一面就是也有一点比较激动，因为农村好像是不会变化的，在给定的那个条件下，就像一个自然现象一样，中国农村就是很穷很穷，当时听说有变化是有一点激动，就利用暑期到安徽去做了一个调查，这就是大概我们卷进去的过程。

　　卷进去以后发现，像今天中国社会面临很多问题，当年业面临很多问题，但当时卷进去做了这个调查以后，我有一个看法到今天还是坚持的，就是中国社会无论遇到多大的问题，它解决的办法已经在这个社会里头了，里头分散的，自发的想解决困难的努力在什么条件下可以变成国家政策的方向？这个是不同的。你说30年前农民什么问题？农民穷，可是同时农产品非常缺，在座的我不知道多少人有这个概念，30年中国农产品的困难程度是离谱的，一样一样的票，城市居民有几十种之多，过年一户人家会有一两还是二两芝麻，一张票到固定的地方去买，农产品不够，农民很穷，你说够不够？这个社会不是不需要农产品，可是就是没有供给，供给了就可以增加收入嘛！它是并存的现象。但你说这样的难题能不能解决？你在乡下呆过你就知道，我在农村观察了很有意思，同一个农民在公家的地里一塌糊涂，教育我们下乡的知青怎么能够少用点力气，不被看出来(笑)，学过很多这种本领，但同样这个农民回到他自留地，行为完全不一样，自留地再大一点，就是历史上多次发生把整个生产队的土地划到一户一户去做，承包到户，发生过多次，后来我们查来查去，最到的包产到户是1956年下半年，在浙江永嘉县，后来说明什么？包产到户早就有了，我们不管今天在北京讲中国有什么问题，首先感到这个问题的还不是经济学家，是身在其中的老百姓。你说农民穷，农民知不知道？农产品买不买不到城里人知不知道，他都知道，知道就会有反应，不管什么事都会有反应的，但是有一条是重要的差别，自发的反应得不到承认，是不是会被这个社会承认？这个差别是很大的。56年第一个永嘉组织包产到户的县委书记后来双开，开除党籍和开除干部队伍，回去当农民，一直当到1979年，这个人叫李云河，就是因为当时认为这个增产政策，等到风向一变，就给人打下去了，所以中国农村有很多解决的办法，早就出现过，历史里面出现过，现实不断冒出来。

　　什么叫改革？我的理解就是把能解决问题的办法合法化。不是想出另外一套东西来指导中国人民往哪里走，中国人民是知道往哪里走的，问题是你不让适合生产力发展的那种方式生存，合法，你就阻碍了生产力。所以这里面两个角色非常重要。一个就是中国的国家政府，这个政策方向往哪里走？对底下做出来对头的事情是看得见？看不见？看见以后是承认还是坚决打击？这个就会决定一个国家的命运。这件事情30年前发生一个很大的变化，代价非常大，你说为什么30年前开始对这个事情承认，以前就是不承认呢？这里面就是制度，经济学里面讲到了，一个制度发生变化一定要原来那个体制维系的成本非常高，越转越转不动，损失代价要被人感知到，感知到这种成本的这些人要有足够的数量。最后一条重要，要在关键的位置上。他知道这个体系转不下去，然后他就开始要有变革的意识，愿意承认，所以这一点上30年后始终认为邓小平的贡献蛮大。如果没有这个人，中国这么大国，所以要有一个关键的人物对过去体制的成本有感知，同时愿意任用他的政治权威运用新的关系给它合法化的地位，当年所谓若干个1号文件，现在倒过头来看，1号文件根本不是教育农民的，农民早就知道包产到户是行的，主要是教育这个国家干部的，说服他们这么做是对的，最困难就是这条路，因为过去这条路会形成意识形态，形成一套思想上的计算方式，认为只有这么作才是对的，其他是不能碰的，所以这个是30年前中国发生变革很重要的一个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