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纲：计划经济的残余是中国改革的瓶颈(2)

　　最近改革30年，要写一点东西，50人看30年，也得写一点东西，还是在这个领域里面做一点思考。最近要在制度经济学和经济学理论上要做一点贡献。比如说我跟胡永泰一起发表的文章循序渐进和平行推进的那个问题上，还有在北大季刊上发表的过渡性杂种，分析乡镇企业过渡进程的文章，想分析各个制度的各个环节，各个构建之间的相互依存和相互依赖的关系，相互制约和相互依存的关系，研究一个制度体系下你要推进改革，如何使制度的各个构建之间保持一定的平衡和保持一定相互的互相依存的一种关系，这个里面大有文章可做，不仅是改革政策的思考，而且是研究制度之间相互关系的思考。具体到改革的问题上，就是你是不是出现“瓶颈”，在某一个阶段，改革重大的“瓶颈”在什么地方？如何消除瓶颈使你整个体系的效率得到改进，而且使整个的改革得到推进，相反你一个瓶颈，你不动的话，会把其他领域里面，各个领域的改革你很难推动下去。你要防止出现什么呢？就是冒进的情况，其他领域里面改革需要一定的时间，这时候你某个领域如果改得过超前的话，也会出现混乱，也会出现问题，比如说最近好像越南又在闹事，一些发展中国家在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一个重要的结论就是当其他制度都没有改的时候，冒进的搞了资本市场的开放，结果导致了大量的金融混乱，你那个体系承受不了那种风险。类似这样的问题来反思我们中国的问题，那天我们整个大的模型上，推出了一个结论就是我们现在的中国的瓶颈就是政府体制改革，我们现在说起来，要让我说现在的瓶颈，确实是政府体制改革，计划经济的这些残余，这些权利，刚才张教授讲到权利的这些问题，这些东西不改，我们其他很多领域里面的东西都改不动，你没法再往前推，所以既是一个理论问题又是一个实践问题。

　　在写这个东西的过程当中，我们每次在反思这些东西的时候，都有一些新的体会。比如这次我要写这个东西，就有一个新的，在这个时候比较明朗起来的一个问题，就是究竟什么叫转轨？转轨经济学究竟有没有？有没有一个特殊的问题叫转轨？因为制度经济学从来是研究制度变迁的，从中世纪的制度到现在市场经济制度，诺斯他们都做了大量的实证的研究，历史数据的研究，都在研究制度变迁，有没有一个东西跟制度变迁不一样叫做制度转轨的东西？现在我倒觉得，仔细分析分析，我们和苏联东欧的那些情况，一般化，我们仔细想想，转轨大家知道特指是20世纪末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一个转变的过程，但是理论上讲特点在什么地方呢？在于人类第一次从一个已经存在的制度向另一个已经知道的制度转轨，历史上的制度变迁都是不知道前面是什么，根据条件的变化，捕捉新的机会，一点一点往前走，而这一次的转轨都知道，知道我要朝什么方向转轨，像刚才茅老师说的，学西方，当时东欧、苏联就是要回到西方去，而我们这个问题一直是在争论的，一直觉得受意识形态制约，好像从来不知道往哪儿转，改革初期讨论最激烈的是目标模式问题，讨论半天，讨论半天，也都是反复的去修改，反正不是像刚才茅老师说的，不像市场经济，一开始都加一点商品经济要素诸如此类的，但是你如果把改革整个的过程串起来看，其实中国一样，也是在向一个已知的东西转轨，也许一开始比较模糊的已知的东西，后来是逐步逐步清晰的已知的东西，你就想想，到后面每走一步，我们的学者，我们的决策者一个基本的决策方式就是把各国的模式拿来看看，把其他市场经济国家的法律、规则拿来先看一看，当然转轨的另一个特征是在旧制度的既得利益关系的约束下朝前改，后面一大堆利益约束着，于是变通一个说法，打一个折扣，我们往前走一步，再往前走一步，再把别人的东西拿来再往前走，从全过程来讲，人们其实知道要朝哪个方向走，大概知道要转成什么东西，向已知的东西转轨，这叫转轨，向一个未知的东西过渡，那叫制度的转变，叫净化等等，但是这个叫转轨，也许这么一个定义，我说是我们转轨经济学的特点。

　　回过头来想邓小平的那句话，摸着石头过河，其实过河是知道的，邓小平大概知道要过一个东西，可能是一个模糊的河的对岸，怎么过？不知道，怎么过恰恰是转轨经济学要研究的，我们不去论证以前的为什么不好，这个叫比较经济学的研究，转轨经济学特指的是我们知道有一个彼岸，知道要走过去，我们研究这个过程当中的这些事情，这叫转轨经济学。所以这30年实际上我们都在研究这些事情，我们实践当中就在逐步逐步实现这个转轨。如果我们理论更清楚一点，不仅对现在的改革能够在概念上有所指导，而且我相信这些因素的发展，包括我刚才说各个制度之间相互关系的发展，它要建立一个新制度所经历的复杂过程，所面对的利益冲突，这些东西也许会对现在经济理论，再把这个制度要素带近现代经济理论分析的时候，可能会添加出一点新的东西，这个不见得是我们能够完成的，也希望我们更多的青年经济学者在这方面做更多的思考，在这儿我也是给大家传递这么一个想法，转轨经济学的研究仍然是有希望能够做出点新东西的。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