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胜阻：企业家阶层的崛起改变中国(3)

　　三代企业家在素质结构、涉足行业、发展理念、发展战略和经营手段等方面也存在差异：第一代企业家主要是传统的制造业、农业，第二代企业家主要从事家电制造、房地产，第三代企业家则集中于高技术产业和IT行业。因此有人讲，第一代企业家是生活所迫，为了“谋生而商”；第二代是在政策的感召下，为了“致富而产”；第三代企业是在新经济条件下，为了创业而创新。

　　浙商和粤商的区域文化和企业家精神既有共性也有差异性。在共同点上，广东和浙江的商业文化都源远流长，而且都有着明显的重商求利的传统文化；都是海洋文化和移民文化的融合；都具有企业家的特质——吃苦耐劳、崇尚敬业、敢于冒险和强烈的致富欲望和创业冲动。熊彼特认为，企业家应该具备三个条件：一是要有眼光，能看到市场潜在的商业利润。二是要有能力，有胆略，敢于冒风险，从而取得可能的市场利润。三是有经营能力，善于动员和整合社会资源。显然，冒险精神是企业家最重要的品质。在不同点上，浙江区域文化的根源是永嘉文化和海洋文化，强调义利并重，工商结合。粤商区域文化的根源是岭南文化加海派文化，岭南文化既有本土文化，又吸纳了中原文化的优秀成果，还融合了舶来的域外文化，具有开放与灵活的特点。特别像深圳这样的移民城市，跟硅谷一样，都是以移民文化作为支撑的。深圳现在人口已经超过1400万，其中外来人口有1200万。

　　从商人特质上来看，浙商具有以下精神：“草根精神”体现了自力更生和务实的精神；“四千万”(“想尽千方百计，走遍千山万水，历经千辛万苦，道尽千言万语”)、“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反映了浙商吃苦耐劳的精神；“人人都想当老板”体现了浓郁的创业精神和致富欲望；“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有浙江商人”体现了大胆的创业意识。粤商的“敢为天下先”，体现了没有广东人不敢赚的钱；“红绿灯论”(遇到绿灯赶快走，遇到红灯绕着走)体现了灵活变通而务实精神。同时粤商注重实际、淡泊政治。

　　浙商与粤商的经济发展模式也不一样，浙江的经济发展是依靠自身力量，外来资本的比重很低，是内源式发展模式。浙商是自我奋斗、自我发展与自我超越，不靠国家政策的扶持。有人讲，浙江是“小资本、大经济，小商品、大市场，小摊户、大网络，小企业、大集聚，小资源、大经营，小城市、大气象”。“以小而博大”，不会因为很小的利润就不去做，这是浙江商人的一个突出特征。浙江发展成就给我们的经验：不断根植“人人创业”的人文精神，不断创新民间资本形成集聚的体制环境，不断提高民间资本的组织化程度。一个合理的社会结构应该在政府和企业之间有一个中间层，这就是商会。浙江的商会组织发展很健全，在组织发展各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浙江的异地商会，已经超过了100多家。不断完善生产要素集中的政策环境，要有一定规模的产业集群。与浙商不同，粤商是更多地依靠港澳及海外的资金、技术、管理和市场一步到位的外源型经济发展模式。广东率先改革对外贸易体制，确定以外向型经济为导向，大力发展“三来一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从产业优势来看，浙商支柱产业是第二产业，以制造业为主，优势产业在于皮鞋、服装、低压电器等轻工产品制造业领域，同时是商品市场大省；而粤商主要依靠第三产业，以商业贸易(批发零售业)为主，优势产业体现在商贸流通业、高新技术产业和电器机械产业。从私营企业和个体企业就业人数的行业分布来看，浙商在制造业方面比重超过了50%，粤商在批发和零售业方面超过了40%。此外，粤商还通过外部的力量推动产业升级，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目前，高技术产业产值已经达到1.87万亿，电子信息的产值达到4000亿，电器机械产业集群的经济规模达到1000亿。

　　从民营经济的发展来看，广东民营经济总量更大，浙江民营经济比重更高。2007年，广东民营经济实现增加值13216亿元，列全国的第一位，浙江约12000亿元，列全国第三位；从民营经济增加值占地区GDP的比重来看，浙江接近70%，比广东高近27个百分点，表明浙江民营经济对地区经济的推动力强于广东。

　　在品牌上，广东品牌总量略胜一筹，而浙江民营龙头企业和自主品牌更多。浙江有“中国名牌产品”290个，居全国第二。广东是299个，居第一。浙江有“驰名商标”是239个，广东是108个。但是，浙江有31家民营企业进入中国民营企业100强，203家进入全国500强，而广东进入500强的民营企业不及浙江的1/20。浙商还有一个十分突出的特点是藏富于民。中国500富豪的分布，在浙江有100多人，五分天下有其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