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匡迪：忽视文化差异是中国城市化的危险倾向(2)

　　另外我们要看到不同城市文化是千百年历史的沉淀，是一个城市的灵魂，物质条件，基础设施是城市的躯干和骨骼，但是城市文化是灵魂，是内在的，是一种非物质的文化遗产。我们有责任为子孙万代把它们保护好。绝不能追求城市的功能而把文化毁弃。像北京市修建二环路的时候，把拥有四百多年历史的古城墙和古城楼都修建，这个损失现在我们看是无可挽回的，是不可能失而复得的。那么现在的认识有以下四种方法来保护我们的文化遗产，和现代化又能够和谐相处。首先是人口的合理外迁，当年我在上海工作的时候，为改造上海的城市面貌，和改善老百姓的居住条件，同时也为了改善市内交通造桥修路，八年里面安排了120万居民从市中心搬迁到城郊结合部的新区去居住。他们在新的居住小区里面居住面积提高一倍以上，同时都有了单独的单元，有厕所和厨房。那么市中心就可以改善道路条件，增加绿化面积。在北京的大中城市也都把一些居住在危房屋里面的妥善到聚焦交通畅通的近郊的居民小区里面。还有一些中小城市，比如说山西的平遥，河南的商丘和我们今天开会的乌镇，把主要人口班到附近的新城来安置，而把古城改善成一个亲切的旅游地，那么这个古城的文化全部保留下来，就成为一个小的股东，可以一直传承下去。第二个办法是修旧如旧，中国城市当中作为文化遗产的古建筑，绝大多数是砖木结构的，很容易遭受风化没变，以及各种过失和故意的损害，比如说火灾，必须要定期地加以精心的保养，使它们保持现状，例如上海的颐园是一个有浓郁上海特色，四五百年历史的建筑群，受到上海人民和中外游客的喜爱。为了保护这个遗产，上海市政府除了把一部分人们搬出来，进行了修旧如旧的恢复，对颐园做了全面的整修，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昨天于海教授认为修旧如旧是西方的概念，我觉得西方好的概念为什么不能学呢？中国应该吸取世界闻名所有好的东西。所以我觉得修旧如旧可能还是重要的方针。现在北京市在进行大规模的修旧如旧，就是北京的大塞莱，总厂275米的街区汇集了同仁堂药铺，饭庄，大观楼等久负盛名的老字号，当然还有全聚德的烤鸭。除此以外杭州的河坊街都按照这个不方针进行了修复，这些地方都是步行街，保持了中国文化的元素。

　　第三是保持原状，就是对一些近代的有历史意义和优秀的建筑，我们进行保持原状。如上海外滩，体现了城市整体的近代西方风格的建筑群，总共外滩和外滩后面的四川路，总共是87栋建筑，我们经过规划部门、市政管理部门的认定，文物部门认定以后，这个87座建筑只能修不能动，不能改造，内部可以现代化，外形绝对要保持现在的形状。北京有一个举世闻名，占地三百多公顷的伟大的皇家圆明园，过去被中国人称为万园之园，就是最美的一个园林。很遗憾在1860年英法联军进攻北京的时候被抢劫一空，北京放火烧毁了所有的建筑。大火连烧了三天，损失极为惨重。法国伟大的作家曾经愤怒地谴责这一令人发指的教育，为了教育和昭示后人，中国政府决定对火烧的圆明园留下来作为历史教育中国人民。第四个办法是实行保护范围与缓冲区。我国对于文化古城中重要历史文化建筑实行严格的保护，但是周边地区如果是都建成现代化的高楼，那么这个保护的一部分就会变成很小的盆景，而且失去文化的震撼力。比如北京旧城是我国保存比较完整的一个文化古都，解放初期周恩来总理就指示过，中心城内新建筑不得超过45米高，以保证景观的协调。我们对故宫、天坛等重要的古建筑都设立保护范围，我们都要进行认真的保护，所以在宣武区，在西城区，东城区都有一些重点的四合院的群落进行保护。其他历史文化城市，像有两千多年历史的中国的古都西安市的大雁塔和有一千多年历史，近两千年成都的武侯祠，苏州市的一些园林都是在现代城市化的过程中我们建立保护范围，除此以外我们也看到随着中国和世界各国文化的日益交融，在中国越来越多的按照西方现代建筑风格，为人民创造比较舒适生活条件的同时，也加入了中华民族的特色。比如今天我们坐的会场，原来是乌镇的粮仓，是堆粮食的，那么它在旧镇的改造过程中内部完全引用了西方的元素，我们坐在里面冬天有暖气，夏天有空调，就比较舒适。但是它并没有破坏整个建筑，所以这是很好的。在北京我们看到1917年到1921年美国在北京建立的协和医院和协和医学院开始了尝试用西方进驻风格的基础上，大量采用中国建筑文化元素的这么一个尝试。

　　女士们、先生们，中国的五千年历史给我们留下了极大的遗产，出于工业化和城市化高潮中的中国，保护文化遗产的任务仍然是很艰巨。我相信中国在未来十几年高速城市化的过程中，通过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保护文化遗产的努力一定会结出丰硕的成果。法国是西方发达国家中文化比较发达的国家，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和保护文化遗产的经验。我真诚地希望通过这次研讨会使两国在保护文化遗产上，在现代化的建设中始终把文化能够传承下去，不断加强合作，取得系列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