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非常高兴今天我们在这儿讨论关于中部崛起的话题。中部崛起也好，西部开发也好，东南沿海的再一步的第二个十年，二十年也好，其实都是一件事儿，就是要创造财富。我们这个国家开始经历一个创造财富的时代，那么我今天主要是讲一个话题：究竟财富是怎么样被创造的，我们怎样来创造这个财富。我讲三个观点：第一个就是，经过一段的琢磨，我发现一个现象，只有制度是可以创造财富的，领袖不创造财富。我大概在“国庆”前后，我和王石还有远大的张总我们去了北朝鲜一周，回到中国北京我又待了一周，第三个又去了纽约住了一周。大概这三周让我看见了差不多一个制度的差距，制度的变化大概二百年以上。然后在纽约坐一百年以前的地铁，住在中央公园边上五十八层楼高的酒店看着纽约的晚上，再回想两个礼拜以前的北朝鲜和一个礼拜以前的北京，当我看到凤凰卫视的时候，突然有一个特别的感觉，演到中国“国庆”放假的时候，晚上，我看的分不清是上海还是纽约。因为夜总会、新天地、酒吧，完全跟纽约差不多。但是第二天醒来，再打开电视的时候，演到中国的白天的时候，我又分不清是朝鲜还是中国。也就是说，我突然有一个强烈的意识感到，我们这十年、二十年，在推动财富创造的过程中，我们还是用一个政治动员的方法，只是说我们走了一个正确的方向，就是在创造财富的路上，而不是在阶段斗争的路上，但所有动员的方法是一样的。所以我就在想一个问题，究竟我们的财富是怎么积累起来的？为什么在大洋彼岸这边会这样，在这边这样？那我们来想一下，自由的资本主义时代大概有五百年，五百年以前，最早可能是西班牙人开始牛，完了是荷兰人四百年前开始牛，英国人三百年前开始牛，二百年前美国人才开始牛，一百年前日本开始牛，“四小龙”是五、六十年前开始牛，我们真正崛起是二十年。这些东西最后是谁在创造财富？两百年以前中国的GDP比美国高，两百年以前的美国人比我们生活困难。但两百年以后，我们现在的GDP占全球百分之四，美国占到三分之一。到底究竟是什么，这两百年我们记住了些什么？这两百年我们记住的就是灾难，伟大领袖不同的观念，不同的回忆，不同的感恩，不同的歌颂，但是没有人记住一个稳定的制度，没有人记住一部稳定的宪法，没有人记住一个两百年可以恪守的一些准则不能改变，都是可以变的。但是在美国呢，这两百年大家记住的是什么呢？记住的就是制度、法律和宪法。大家嘲笑的是什么呢？嘲笑的是每一次上来的总统的荒诞，以及这个“拉链门”、“伊朗门”、“白水门”，什么门，各种各样的丑闻。但同时，谁也不能改变的是这两百年的一套制度，这套制度创造了现在的财富。所以我突然有这样一些感觉：那么这个制度为什么是这样？就是我们长期以来应该建立一个理性法制、有自我纠错能力的这样一个制度。比如说，很简单，我们现在走这样一条正确的道路，改革开放这样一个正确的道路，实际上在20年代的时候，中国上海的开放程度，外国人的数量比今天还多，当时民族工业的发展，我们所知道的一些大的民营企业，当时的民营企业在当时这个社会下的影响力比今天还大。到1993年以后，整个中国，“南巡”以后，大家认为改革开放这样一条路才真正地没有疑义了。我们现在不要去评论别的国家，我们只是讲自己。所以的话，这就是我们长期缺少的一个稳定、能够有纠错的、理性的法律的制度环境，这就是我讲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财富的积累取决于你能不能有这样一套很好完备的法律制度，这个法律制度能够让各种各样的观点、想法，在一个制度的环境里来筛选，最后大家来试验。所以中部崛起同样如此，大到国家、民族、社会，小到武汉，一样。大家为什么不去东北投资？就是制度环境不好，给人的预期太短。为什么愿意去上海？实际上一样，上海的预期长一点。那么在我们这边预期短到什么程度呢？在纽约要租个房子，十年叫短租约，三十年叫中租约，九十年叫长租约。我们这是多少呢？三个月叫短租约，一年叫中租约，三年叫长租约。也就是为什么呢？预期不好，大家都不敢相信你这个事能这么长时间，所以宁愿短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