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这里边还有一个因素，比如我们讲到制度建设跟与此相关的，就是科技生产力转化当中，我们国家所谓的社会力量，就是风险投资，前几年我们在中关村一直做这个调研，中关村这些大老板都提出能不能搞柜台交易，这些东西因为时机都不成熟，正是因为如此，就制约了中关村的创新，就是咱们这里边讲的价值实现的水平。直到大概是在三年前，国家科技部火炬中心在长春搞一个指标，统计这个会，就把中关村排在上海后边，当时戴卫同志刚刚做主任，他就非常不满，找到我，说能不能找马宋德探讨这个问题？人家觉得上海反倒比北京强，人家不可理解，但是我们是拿事实拿数据说话。

　　所以现在我讲到第二点，作为我们一个指数形成以后，它实际上也是一个动态，这个指标是一个动态，在下一步不断地完善过程中，我想两个方面值得注意：一个，我们这个指数具备的指导性，或者叫引导性。因为刚才前面几位老师也都讲到了，我们对地方的创新要产生一些指导或引导作用，也是一个导向；第二个方面，我们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因为十七大讲我们是转变经济增长，由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现在提了一个词，叫发展，一个增长和一个发展，因为我去年上半年在中央党校学习，中央党校七、八个教授为了这两个字反复跟我们讲，重大的意义何在？也是我们国家下一步经济可持续发展带来一个质变。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就体现在我们的指数当中，如何增加一些跟我们国家现在提高软实力相关的，包括一些政策扶持，包括政府采购，包括现在省一级的一些政策出台，当然我们国家没有省立法，这个不像发达国家有州立法，但这个工作我是想，包括在今年两会也要形成一些热点话题，就是回到十几年前，我们科技日报当时创办高技术产业周刊的时候，其中就谈到，说对高技术产业在中国的发展，特别是在二元经济结构下中国发展靠什么，一方面要加大投入，另一方面，也是靠我们领头的这些省区出台一些自己独特的政策，包括中关村后来出台的《中关村条例》等等，包括广东深圳，包括政府采购，还有一些创办产业基金等等这些模式，这些软的环境因素的考虑，是不是也要体现在我们将来，在指标的充实里面，我觉得是更有说服力。

　　在我们跟地方政府谈到我们指数指导作用的时候，至少他认为你这个东西，有些东西是我们可行的，而不是说作为一个壁上观的东西，作为我们学术的研究成果，学以致用，也是我们人大的校训，包括纪校长上次谈话里讲，我们培养的人都是具有指导性，超前性，引导性的作用。所以我也希望我们中国创新的指数报告，也能够达到这种目的。

　　还有最后一个小小的建议，刚才我讲到十七大是讲增长，把增长变成发展，我是一个小小的建议，将来我们能不能中国创新指数研究报告，后边是不是加上发展两个字，我觉得就更客观一些，将来叫中国创新发展这么一个指数，这是完全我个人的意见，不对的地方请各位老师，包括纪校长多指正，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