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人会第二届大中华地区会议于11月26日至27日在北京中国大饭店召开。本次会议的主题为“桥连中美 展望未来”。新浪财经独家图文直播本次会议，以下是27日上午（第二阶段讨论）的文字实录 。

　　周看：非常高兴今天来到这里的各位嘉宾。我们今天会讨论公司社会责感到底是什么，实际上我们知道到底是什么，从中方的角度来说，企业社会责感是什么意思呢，作为记者我们遇到很多的事情，对中国遇到很多的报告，很多是关于企业社会责任感，在过去几年中中国的社会状况发生了很多的变化，我们会大量采用GDP双位数的增长，还有中国的经济的增长，还有经济强国等等。但是实际上，每天用这些词语的时候，不会真正考虑这些词语到底什么意思，那么中国人民他们在环境，以及对劳工问题的方面，还是落后的。但是我们却很少考虑这个问题，那么这个问题是非常低成本的制造中心，产品不好，质量不好，这是人们对它的一个以前的观点。但是现在发生了变化，那么很多关于中国的报纸头条都是关于食品安全，环境问题，那么中国已经是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者，造成气候变暖。很明显，二氧化硫的排放等等，还有城市差距，贫富差距，还有一个传统的解决方案，是政府来做，还有一个是中国推动的中坚力量，当本地的公司，还有外国的公司，还有外地的公司可以扮演这个角色。那企业责任感，社会责任感，听起来有一些奢华，但是不想不管是中国公司也好，还有外国公司也好，都是需要自己考虑的问题。

　　我在这里做的一个简单的定义，接下来介绍两位发言人。左边这位是约翰·桑顿，是清华大学全球领导力项目的主任，他原来是高盛公司董事会的董事长，还有中国工商银行，福特公司，还有新闻集团和中国网络通讯集团公司的董事，他也是在华盛顿建立了中国的一些项目。那么冯仑是中国的一个成功企业家。他会从政治的角度介绍一下冯仑。他拥有博士学位，同时也在中央党校学习过。同时也在国家发改委，91年的时候进入私营企业。创建了万通集团，是中国最大的房地产公司，现在也是万通集团的主席。他是中国房地产本质发生变化的一个掀起者。他采用的是美国的风格，不是香港的开发风格。同时也是一个先锋。什么先锋呢，建立了一些从政治核经济还有社会的角度来分析房地产现象的一个机构，包括城市建筑协会，还有商业协会。那接下来我们有请约翰·桑顿简单介绍一下责任感，还有外国企业在中国扮演的角色，在过去几年当中是否有了一些进展，大多的美国公司，把中国认为是生产外包公司，因为价格比较低，中国的价格还有成本比较低，而中国处理好其他的相关的问题，你觉得这样一个模式还会继续吗，那企业是不是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感。中国从全面的角度发展，是不是应该承担更多的企业责任感？

　　约翰·桑顿：我想简单评论一下，关于百人会。我们今天有这么多的朋友，还有在中国的美国朋友，还有很多的中国朋友。我们百人会能够聚集来的这些人，非常高兴参加这个会议。

　　我说百人会所做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即便是在自己的国家里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是桥连中国美国之间的桥梁。在21世纪我觉得中国的崛起，以及美国之间的关系，是全球需要面对的问题，因此这个桥在这个环境下非常重要的。现在百人会是非常重要的角色。

　　对于中国朋友来说，鼓励大家积极参与百人会的各项活动。这个桥对你们来说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觉得企业责任感这个定义很难定义，我也查了一些2015年，最好的预测是这样的，从购买力方面来说，中国的经济将会是45万亿美元，那美国的经济的数字应该是35万亿，印度是27万亿。接下来一个国家是日本，7万亿。接下来是英国了，4万亿。所以说不管这个数字是否正确，那么在未来的40年中，或者50年中，中国、美国、印度这三个综合起来，是全球经济的主导力量。那其他的国家加起来，可能也不是很多吧。总的来说，从这样一个背景下，未来的一个背景下来说，我觉得我们需要仔细的考虑，我们面临的挑战以及面临的问题，就是中国所面临的挑战和问题。因为它的经济在不断发展，所以出现的任何问题，不管是环境问题，医保问题，医疗保险，医疗健康，还有教育，金融制度改革等等，所有的这些问题，都是非常非常重要，非常具有借鉴性的。我也是这么教我清华大学的学生。我这样描述的，中国的增长是这样的，美国的增长是往下走的。我是这样讲的。

　　中国的领导人没有那么大的奢华，或者这样的权利，有这样的狭隘的心态，不管什么样的领导人，必须得开明。我也是希望美国的人们了解中国。我说从西方到堪萨斯，然后划一道线，中国和西方的关系更紧密一些。假设每一个美国人往东看的话，之后加一亿的贫穷人员，那么美国的东部是中国的现状。你可以在美洲看到美国的地图，基本上和中国一样，有40个不同的国家，基本上和中国的状况比较相似的。什么老挝、越南等等。右边是日本和台湾。

　　我想说什么呢。我在清华是这样教我的学生的，基本上是高管人员的EMBA的课程，是公司的主要的一些执行人员，还有其他企业的高管人员，我说你不能够封闭，在思维上不能封闭，你不能够在国内封闭你的思维，也不能在国外封闭你的思维，因为美国人不会说一下子就醒了之后，就非常关注中国。因为在美国很少有人真正了解中国，这样的状况不会一夜之间改变，我们必须让人们改变，所以中国一定要渗透，一定要跨越不理解之线，让美国人更多的了解中国。所以你可以考虑未来二十三十年的状况，会发生很大的变化。所以说如果想达到世界级的水平，中国人民的生活，还有经济可以达到世界级的水平不是很难，如果达到世界级加一层的水平。但是我也想提到福特和ICBC我都是他们的董事长，福特出现困难的时候，所有的公司会进行讨论，总的CEO会说，如果想让这个公司翻身的时候比较困难，但是我比较了一下和ICBC，应该是中国管理最好的一个公司，五到六年前，它有60万员工，今天有20万员工。所以应该是管理上非常好的一个公司。它的总裁这么大程度上降低了人员，60万降到20万，这个工作很难，同时一些非常好体系实施了。这个工作跟福特公司的总裁相比，更难一些。但是他是做得非常好。所以我在这里说的是企业社会责任感，可能说的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不管怎么样，对于外国企业来说，在中国外包一些业务，如果一些美国公司外包业务到中国，你们的责任就是和外包到巴西、还有越南，都是一样的。那你作为一个美国企业，要有责任来确保你的产品应该是好的，应该是有社会责任感的，否则的话，你应该承担一些责任。这是一个正确的概念，可以纠正一切不正确的概念。

　　所以我希望美国公司也应该承担责任，而不仅仅是中国的公司应该承当这样的责任。这是我的发言。

　　周看：冯仑你能介绍一下企业社会责任感在私营公司发展的状况。我们看到企业社会责任感在私营公司也在发展，以前也是很小一部分人承担这个社会责任感，你进入这个企业应该是90年代初的时候，现在有很多的公司，还有公司的领导，还有房地产投资，还有各种各样的私营企业，他们是不是已经开始了这种生态地产开发，或者是企业社会责任感已经开始注入这些人员的头脑中，能不能举几个例子，它是怎么出现的，人们的意识怎么提高的，怎么发展的，谢谢！

　　冯仑：非常有趣的一个话题，我想讲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说一下中国企业关注社会责任的问题是怎么来的。

　　那么第二个方面会介绍一下目前企业社会责任这一件事在中国的特殊性的问题。

　　最后讲一下其他相关的一些话题。

　　那么这个话题在三年以前实际上是由英国人和美国人触发了中国对这件事情的讨论。

　　一个英国人胡论，在中国排富豪榜，然后中国人提出要求，说你们捐钱非常少，然后看这个记录，富人捐钱跟美国人，欧洲人捐钱非常少，于是这样的压力下来，中国人开始做慈善。然后美国人巴菲特，还有比尔盖茨，他们引起的波澜是美国人不能想象的，特别是中国的企业界，中国的最好的企业家里面，引起巨大的思考。这样的话，关于如何承担企业的社会责任变成越来越广泛的企业的话题。

　　这个话题变成两个方面的，一个有积极的，还有负面的担忧。从积极的方面来说，中国现在不仅在企业界每次开会，包括昨天开会在海南，也是讨论企业的社会责任，而且中国有十多家，二十家的最好的企业，和北京大学的教授一起成立了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同盟，就是一个联盟。还出了每年的年度报告，每年都在媒体评选最优秀的企业公民，已经有三年时间，每年都在评选。

　　那么这个方面是非常积极的，使中国的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方面，摆脱中国传统的只是做慈善的狭小的概念，扩大到环境、劳工问题，包括社会的食品安全，包括跟政府的关系等等很多方面。

　　另外一个方面其实产生了一个负面的担忧。这个担忧就是有两个问题，第一因为中国本身有长期的一个深厚的传统，就是把富人的钱平均到穷人身上，只要富人有钱，中国的文化里面就是希望大家都是一样。很多的私人企业担任你做这个事情，越做最后变成的一个社会的压力，而这个压力会阻碍私人企业进一步追求效率还有追求企业财富的积累。因为中国跟美国不一样，有这样一个文化，大家感觉到变成了一个道德压力，于是所有的媒体和舆论，对私人企业产生这样的压力的时候，他们担心自己，包括经济学家担心他们的工作受到一个特别大的压力。

　　第二就是中国目前大家普遍认为经济效率其实改善的还很不够，这个时候成本还是一个很大的竞争优势，如果强调社会责任过多，那么实际上忽视了政府的责任，因为这个社会责任如果能够很好地承担，前提是政府的责任很好地承担，双方很好的承担，这个社会是一个健康的，如果说政府很多事要做的没有做，比如说医疗，公共医疗很多事是政府来做的，但是政府没有做，如果企业越来越多的做这个事情，实际上企业的社会责任边界无限扩大，那么企业家无所适从，然后政府不断推卸责任，让企业来做这个事情，这两个目前为止，包括经济学家，还有企业家都在不断探讨。我们希望在这个中间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来做好我们的工作。我们既不能无限扩大我们的社会责任，但是不能忽视这个社会责任对我们企业战略性的意义，还有自身的要求。

　　这是第一个问题，在中国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在中国这个问题有很多的特殊性。除了一般学者讨论的企业社会责任，有五个维度，六个维度，至少在中国来说三个问题非常特殊。

　　第一个问题实际上就是说我们在中国的企业要承担社会责任，很大程度上有一个承诺，就是你要做一个洁净的公司，你不要去行贿。怎么样能够在跟政府打交道的时候，坚持依法，按照法律和规范去做事情。而不是通过台下的交易，通过灰色的部分去扩大你的商业利益。那么在中国目前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因为很多企业的增长，包括他们获得一些特殊的机会，牌照，资源，是完全百分之百安全法律规范去做，然后推动社会更加法治化，更加廉洁，更加良性的发展，而是趋附于商业利益，在台下做一些不正当的交易，对中国企业非常特殊的社会责任的要求。大家都知道劳动法明年1月1日开始实施，整体企业界讨论最多的劳动法的问题，现在劳动法规定，如果连续两次签定协议之后，变成了终身雇员，现在出现一个事情，华为再一个时间内，从任正非到所有的员工，全部自己下岗。就是全部辞职，然后重新签订合约。目的就是适应这个劳动法，这样一来，变成一个普遍的问题，因为中国是一个制造业，简单加工业，还有初级的服务业，简单的加工业还有初级的服务业，作为整个经济的一个非常大的就业的部分。而且推动中国经济的增长。

　　现在中国民营企业承担了70%的就业，劳动法一来以后，普遍的成本要提高。我最近刚从台湾回来，台湾这个里面大量代工、加工企业，在不断往外跑，因为这种加工业的毛利非常低，如果劳动法这样以后，稍微增加一点，再加上我们现在讲到的社会责任，对劳工的保护，包括他们的健康、包括他们的再就业，包括他们的培训，包括他们相关的家庭，还有一些社区，这一系列问题的成本加上来以后，企业要做决策非常困难。整个劳动竞争力会受到很大的挑战。这是私人部门再讨论社会责任的时候，要平衡的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第三个问题现在作为中国企业特别面临的一个挑战。就是跟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企业责任两个方面怎么配合，现在讲到的如果你有能力要更关心其他人，就是说你一旦不顺利，陷入一个困境，发展遇到挫折的时候，道德上要保持完美。还有中国的一个文化，叫做兼爱，除了爱自己，还要爱其他的人。还有中国的其他的道德文化，还有做好人好事的安排。实际上大家说中国传统文化都有，所以说目前中国履行社会责任的时候，会非常多的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找到很多资源，然后通过这些传统文化的资源，教育训练员工。但是实际上我们现在企业社会责任这件事，完全从欧美、西方过来的，这些又有很多的要求。这两件事情比较中国化的，现在很多中国的私人企业说不按照西方的，按照中国的文化传统做好，就是社会责任。这也是中国特点的问题。

　　我介绍一下中国目前企业界履行社会责任做的一些工作，特别是房地产行业。中国的目前的企业界，三年以来在企业公民，或者叫公司履行社会责任方面，实际上有非常快的一个进步。那么大部分的大家知道的这些排行榜的企业，都成立了他们的公益基金会，而且都在承诺把这些公益和履行社会责任，纳入公司的一个战略体系，作为公司战略的一个重要部分。那么包括我们的公司，我们股东会，董事会，都有决定，上市的公司拿出0.5%的利润，非上市的公司拿出1%的利润捐献给公益基金，采取一个独立的运作方式，脱离部门。万科是最大的基金会，还有中国的私人的基金会，也是一个房地产资金的老板，拿出一个一亿的资金成立一个南都基金会。中国三年前，将近百个企业家，发起了阿拉善基金会，将近一百个企业家，用了三年时间，现在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NGO。那么影响到中国所有的NGO的发展，中国现在很多的NGO的发展，从阿拉善协会当中进行学习，逐步分出很多的NGO，那么这个NGO虽然跟国外相比，它的规模很小，但是目前已经有将近一千万美金的一个资金，在这里运作。那么三千年是什么情况呢，三年前中国环保的NGO草根的NGO，最大规模一年的运作费用，拿来做环境支出的费用超不过100万人民币，现在到了将近1000万美金的进步，主要靠中国的企业家的投入。

　　三年以前，大部分做环保工作的是社会的知名人士，还有学者。而企业家很少。三年之内企业家开始进入到这个领域。所以在公益基金会方面，最近是成立的非常快。而且在公益基金会当中，投资资金捐献最多的是房地产的行业。这是一个情况。

　　另外一个情况中国在公益基金方面，包括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方面，在不断地尝试更多的一种方式。特别是在大家没有异议的方式，刚才讲的中国特点的方面，可能每个公司会有一些差异，但是在环境保护方面，这个方面大家没有异议。这个方面包括房地产行业，在节能，包括水的问题，都花了很多的精力，我们实际的建筑，包括发展的项目当中得到很多的切实的从公司内部的制度上的保证，来遵循这个社会责任。

　　最后有一个动态非常重要，中国目前的企业家中的主流的企业家，包括民营的部分达成一个共识，就是在经过20年左右的创业和发展自己的企业的同时，那么愿意而且更多的精力投身到企业的社会责任，包括公共利益当中去。因为这些企业在中国的各个行业已经是一个比较领先的企业，他们的企业也度过了原始积累和快速地规模扩张的阶段，在中国已经是一些行业的领导者，那么这个领导者他们有自己对自己一个期许和要求，怎么样能够作为一个负责任的企业，来影响到中国整个的其他的一些中小规模的企业和社会的其他的方面。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就有一个很大的好处，目前越来越多的处于中国领导行业的企业和企业家们，他们愿意不仅是投入金钱，更重要的是投入时间和精力，参与NGO的很大的活动，相当于一个20多年前，这部分人投身于私人企业，由于这部分精英，又能够有相当的社会资源，包括企业资源的这部分人投入到企业的社会责任方面，所以最近几年公司，包括主流的商业价值，观念发生很大的变化。很多的中小企业开始更多的关注社会责任这个话题。

　　所以总体来看，中国的时间虽然只有三年发展企业的社会责任的公司的伦理，但是中国的企业的学习和进步的速度非常之快，而且更重要的是中国的企业已经意识到这是他们长期竞争力的组成部分，而且不能把它跟公司的商业活动截然分开，这样一个共识对于中国未来的商业的进步，包括社的进步非常重要。谢谢！

　　周看：我现在想说的就是我希望把这些规则非常清楚地写出来。把问题很清楚地写出来。

　　我们现在进行一个讨论，而且我觉得他们都讲了非常重要的一个论题。那么我们把它和全球来整合一起看一下美国，包括全球之内，我们回顾一下历史，看到美国现在好像是一种资本主义的一个模式，然后是更加开放的一个社会，但是事实上很多年前美国不是这样的，包括排放污染物，还有污染空气等等的污染的过程，谁应该来负责，还是政府来负责，还是公司来负责等等这些问题，都是在最近一百年前没有的，我们都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目前来讲看中国现在是刚刚开始，能不能遵循美国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包括政府的角色来讲，还有企业对这些问题的对应方面的战略方面，我们完全可以看一下美国的发展的过程。也许能够给中国带来一些启示，那么约翰·桑顿你能说几句吗？

　　约翰·桑顿：我们这个类型对中国有一些启示。我们看一下中国的目前的状况，有国有企业，有很少一部分进行改制，而且改制成功了，这是非常困难的工作。

　　还有很多的私营企业，而且这些私营企业都是年轻的，都是年轻人。这些企业家来讲，面临着跟世界任何一个地方一样，都是面临着很多的问题。

　　还有西方的跨国公司在中国运营，希望可以在中国的市场获得成功，还有海外的这个华人的一些公司，这是我觉得大概有这样几种类型。

　　我觉得并不一定给他们一个概念性的观点，那么我们来具体地讲一下建议是什么，在中国网通来讲的话，是在香港和纽约上市的，是一个国有企业。主席说能不能进入到我们的董事会，我说好的。还有麦肯锡，还有其他的公司进行协商，我想给中国一个企业有一个社会责任感的机制，这个公司已经在纽约、香港上市了，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两个股票市场的规模是什么，还有包括中国的网通，也要遵循这两个股票市场的规则。所以我们当时建立一个工作小组，当时的主席说你开始建立这种模式之前，我想给你解释一下，我们的共产党怎么样控制这个公司的。我想跟大家说的这是第一次和中国公司进行接触，而且这个人在三个小时内，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中国共产党怎么样控制一个公司的，当你了解这个背景的时候，才可以建立一个有效的模式，我们花了一年时间建立这个有效模式，我们觉得可以正常运行的。

　　我们做了很多的关于背景的了解，控方的股东应该有一个怎样的支持呢。我们在讲一个概念性的问题，现在讲了一个具体的情况。我们建立这种模式的时候，我们发现如果真正做的话，比表面看起来更加复杂的多，需要很多的细节，这种情况下，我们有两个教授，有一个中文、英文的，讲了一些案例，我们分析了一些案例，我们和国资委来进行讨论，看这个模式怎么样的。所以说我们看到这是我们直截了当的案例，我们看到公司的社会责任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我们有很多空白的地方，我们的确需要一个非常好的思维的方式，就是从现在到2050年之前，我们要问一下中国的公司的角色是什么，我们真正的想要这些公司来做什么，他们的社会责任到底是什么，我觉得中国的公司将会建立一个非常独特的模式，这个模式要适合中国目前的形势。而且要和中国的文化相结合，可能不像美国的这个模式那么完全一样，那么如果我们看一下美国的这种资本主义的模式的话，这种设计的模式能够会有大赢家和大输家，这是美国的目的，我们看一下中国的社会环境，这一点是不行的。

　　周看：那么我们要考虑到基本的人，要考虑人的基本的这些问题，中国的具体的情况，不然的话到2050年这个变化就会比较困难的，那么你刚才讲了一下你的具体的观点，政府和企业之间需要怎么样沟通，你们考虑到包括政府方面的政治方面的一些决策。那么你觉得中国将要花多少年，大概和美国的模式比较类似，然后政府和企业共同合作解决一些社会问题，你觉得什么时候中国建立自己的模式，和美国的模式完全不一样的模式？从私营领域说一下您的观点？

　　冯仑：刚才讲的这个故事，对于我们民营企业完全不存在。我们非常简单，现在所有的民营，还有上市的有混合经济模式的公司，在履行社会责任的方面，按照跨国公司的做法学习。这个非常简单。

　　比如说我们意识到这个问题之后，先找专家在董事会做培训，做完了培训以后跟我们原先的公司战略做一些补充和调整，然后提出一个议案，我们每年拿多少资源来做，员工怎么培训，人力资源部门，还有公司的其他部门怎么配合，最后交给股东大会表决，表决完了以后开始实施。没有任何复杂的。

　　我知道万科成立三个公益基金会，拿到股东会表决，大概98%以上，包括股民还有散股都同意了，我们开股东会的时候，所有的百分之百都同意。我们只是解决一个问题，我们讨论的最多的在董事会，我们究竟拿出0.5%，还是每年拿出1%的资源，股东拿出这么多资源支持这件事情，最多的一个话题，我们五岁的时候穿开裆裤的时候变成一个绅士，还是等到18岁的时候变成一个绅士，这个时候资源怎么样。别的没有任何复杂的事情，这个事情完了以后，会发现公司自己没有这么多的资源，包括人的资源。假设我们现在投资做公益基金会，我们让公司和基金会完全切断，公司的独立运营的人不参与这个事情，那么这个人怎么找，我们没有人，我们找猎头公司，猎头公司到市场上跨国公司做公益的部门，包括国际NGO有经验的人，我们挖一个来。然后还不够，我们把这个人送到美国培训，最后组织公益基金，在中国来说，民营的部门，它非常简单的，做这种决定还有这种行为，完全主要看企业家，还有董事会，他们自己有多少资源，他们自己愿意做可以做。不需要像刚才讲的这么复杂的内部的党。

　　还有中国的民营的部门也有党的机构，那么即使这样的党的机构，按照中共十七大的党章公布的一条，党内机构直接管工会，但是我们民营部门主要看企业家，这些机构，包括党内机构，由企业的领导人安排他们做这些事情。

　　那么目前我知道中国的私人部门，他们跟政府之间的互动，只表现在一旦确定这个事情之后，需要政府哪个部门就去找。我们的公益基金会，选定一个项目，公共区域的照明的节能，在北京的能耗很大是公共区域，不是家里面。公共区域，比如说长安街，CBD，奥运村等等公共区域的节能问题，这个问题怎么办，如果我们需要执行，我们跟北京路灯管理办公室，管几十万的路灯，我们跟这个路灯办，在北京的市政管委会，就是北京市有一个市政的管委，市政管理会下面有一个路灯办，然后我们跟路灯办公室签订一个协议，我们每年给你们多少钱，你们帮助我们进行公共区域的，比如说CBD这条街的节能，你们每年做到什么样，然后我们找审计机构审计，然后我们发起了一个华夏慈善资金，是亚洲最大的做儿童先天性心脏病的缺损，包括TCL的李东升，还有汇源果汁的总经理，我们做的四年了，我们找政府的公立的医院，还有跟地方政府我们跟他们签订一个条约，包括我们出一块钱，还有政府的医院出一块钱，还有地方政府帮助最贫困的人，筹到一块钱，这样的话，三万块做一个手术，一年做1200个孩子。这个时候看到中国转型的时期像一个万花筒，我们看到的更多是社会的民营部门的活力还有积极的一个方面，我们这个方面会越来越快地按照国际的通行的办法，来运作和推动这个社会责任这一件事。

　　周看：还有一个问题有人说谈一些具体的问题。

　　我想有几个问题关于房地产业。中国的房地产业刚才提到环境的问题，环保的活动，还有其他的私营企业也在支持环保，最主要的问题是假设你建一个建筑的时候，这个房地产商盖楼的时候，他们是不是按照最高的标准，比如说节能，是自愿的按照节能的最高标准来建，有一些数据表明，大多的地产，或者大多的新的楼房，甚至都没有按照中国的本地的节能标准来建，更不要说全球的最新的节能标准，你觉得房地产开发商，是不是你们的责任，从你的观点来说，你觉得建的所有的楼，可以满足本国的当地的标准？是不是能够在中国盖楼这个方面能不能更多的节能？

　　冯仑：我认为中国的所有的房地产企业，他们面临的一个环境就是说中国的房地产行业不到20年时间，政府会提出不断地一个要求，另外还有很多强制性的规范，现在相当于对一个刚开始学习跑步，或者是一个跛子，腿是瘸子，让他跑一个奥运会的冠军的困境，但是我们作为一个跛子，我们仍然要摆好自己的腿。

　　我知道最近三年，政府有两个方面的强制性的规范，第一你投标这块土地的时候，现在有一个环境评估报告，你要投标这个土地如果环境评估没有，你也不能投标。所以这是一个强制性的。

　　第二强制性的关于绿色建筑，政府出了一个强制性的标准，如果你达不到，不能验收，不能发产权证。这是政府方面来说。

　　那么对于中国的企业来说，应该是这样来看。房地产行业一共有多少企业，有六万家企业，上市的公司有93家A股，目前来说。那么在6万家公司当中，绝大部分是很小的公司，平均的资本金是500万人民币，在北京平均一个项目大概都有两到三个股东，这是一个整个行业的情况。我相信大部分中小房地产企业，他们可能对节能，包括环保的事情，重视的程度如果政府的强制性的措施不够，他们会不太重视。

　　我相信一百家，包括上市的公司，还有主要的主流的有规模的大型地产公司，他们现在这个方面做得已经超出了政府的标准。你比如说像万科，是中国现在也是全球最大的住宅公司，一年交给客户的住宅是5万套，已经超过了美国的最大的住宅公司。他们光研究节能的这件事情的工程师有几百个，他们自己的产业化的过程，已经越来越的请国际的团队参加，其中现在有13个，包括日本和美国人在那里工作。这样一些领导性的大的住宅公司，那么包括我们介绍的我们做的事情，他们做的超过了政府的预期，他们这样的工作推动政府在环保、节能方面不断提高。

　　我记得在八年以前，远大的另外一个部分专门做房屋的部分，他们不断推动政府制定这种节能住宅的标准，政府今天提出的所有的一些科技、节能环保的标准，很多由企业界，特别是房地产企业界来推动。至少领导性的，至少100多家上市公司，他们走在政府的前面。这是中国目前的现状。

　　周看：你能不能评估一下跨国公司，在社会责任感方面，中国做得怎么样，包括沃尔玛，还有波音，他们在中国有比较大的投资、销售、活动等等，他觉得他们这个方面做得怎么样，做得够吗？他们是不是承担有足够的责任感？

　　约翰·桑顿：我们先考虑一下环境吧，假设你是问我的学生的话，你要是离开清华之后，毕业之后是不是要建立自己的公司，你想做什么呢？他会告诉你要做什么，要在美国学一个博士，或者在学英语的国家学博士，或者在跨国公司工作，尤其是美国公司获得更多的培训。第三就是为合资企业工作，但是是西方控股。

　　第四就是中国私营企业。第五，中国读博士，有的接下来是中国政府，还有中国企业。

　　所以这是他们的答案。在学生中有一个假定，一般也是正确的假定，假设我要去为一家跨国企业工作可以真正得到一些培训，做5-7年之后离开这家公司自己创业。所以我想强调的一点就是说这是一个大致的趋势，也是一个大致的假设，但是五年的教学过程中，从来没有一个人跟我说，我想为跨国公司工作，因为他们有比较好的企业责任感。所以就是说他们并不觉得从跨国企业可以获得企业社会责任感的教育。

　　我想谈一下全球的调查报告当中调查了一些国家，是不是外贸来说对中国来说是好事，中国的答案91%的人说是。所以47个国家中答“是”的国家中国首居榜首。在美国基本上是倒数第一。倒数第二是79%的人说是埃及。

　　第二个问题提到外国公司投资在你们国家是件好事实麻烦，比如说像巴西、孟加拉，还有尼日利亚，其中75%的人说是好事，美国只有45%的人说“是”。所以美国倒数后五位，这样一个调查结果并不是只能展现07年的现状，这个数据可以展示出全球变革的一个端倪。在未来十年中，继续维持这样的状况，所以这一点大家记住，只能有什么样的含义呢，所以美国对外国投资的态度如何，大家可以知道。

　　同时中国的国有企业，实际上中国的大企业都是国有企业。大多数企业想成为全球最好的企业，比如说工行，还有中海油。如果这些公司在美国进行投资的话，他们可能就要面临美国人闭锁的一个态度。所以美国很少能够把中国的企业和中国之间进行划分。所以中国公司一旦进入美国之后，可能面临的是一个不受欢迎的环境。

　　而美国人民对于外国投资比较谨慎，而且比较持怀疑态度，而且不安。所以肯定会经历很多的检查、调查，还有压力。所以这是对中国的国有企业来说也是一种压力，使他们能成为最好。可能对一些小的企业来说没有太大的压力。

　　我觉得跨国企业在中国做得整个来说还不错，企业社会责任感来说，受到当地的人们，还有年轻的中国人还有清华大学毕业生的敬仰。而且我个人认为，最终中国文化也会选择来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感，而最终我们这代年轻人，会成为这些企业的领导人，他们会建立一个基调，带头的作用建立中国企业社会文化的模式。还有中国企业独特的机构，还有跟中国共产党的一个交流。还有政企之间的不同的内容。

　　我提一下自己的经验，在某种程度上，党的要求和企业的利益，在怎样一个程度上，能够和谐起来，是不是曾经有过这样的状况，说私营企业能够影响党的态度，或者仅仅是一个从上到下的单向的一个命令式的执行，这个状况是否有变化，是否有改进。

　　冯仑：在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以后，这个社会已经高度透明，不同的声音之间，不同的阶层和利益群体之间的互动，已经表现出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情况，而且他们的规则性越来越逐步地清晰。包括我们党提出的所有的要求，已经不像过去是关起门来，然后通过耳朵对耳朵的传，现在已经在网上、特别是十七大，还有各种媒体，所以党的要求从这个角度来说，你已经是非常容易地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了。

　　那么从企业来回应这件事来看，因为这些要求可以变成很多的政府的政策、法规，以及具体的技术要求，你比如说刚才讲的环保的这件事情，因为党提出的节能省地、环境友好，和谐社会，党的文件这么讲，到了房地产部门，变成了一个强制性的绿色的建筑的标准，还有建筑部门，拿土地作为一个评估，到了企业变成董事会的决定回应这个事情。反过来说，我们企业对政府的政策提出一个积极的建议。

　　目前劳动法提出来以后，作为民营企业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代表，就是工商联，就是全国的商会。那么工商联商会的领导已经直接向党的最高层，当面提出了工商界的意见。那么他们会考虑未来几年怎么样修改和完善这个劳动法。但是因为1月1日实施，立法机构必须实施，就像破产法经过多少年以后重新完善。还有一个渠道，公开的媒体，在媒体的讨论，网上的讨论，企业界，工商界的言论，包括舆论领袖不断进，包括华为这件事不断讲，讲完了以后最后政府的有关部门，会把这些意见收集起来然后做出回应，现在变成的一个体制内的一个影响和体制外的影响，变成了一个互相的过程，这个过程目前来说，还没有形成包括像台湾、包括像香港，包括像美国，比如说在立法机构怎么样运作，在政府的行政部门怎么样运作。目前还不是很清晰，但是至少已经可以看到一部分在体制以内互相推动，有一部分通过媒体舆论，还有个别事件影响政府思考问题的方法。

　　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周看：那么约翰·桑顿你来讲一下我们更加开放两种信息的交流，还是单向信息的交流，你认为呢？

　　约翰·桑顿：我觉得中国的历史，无论讲党还是政府，必须要考虑包括变革的范围，还有变革的复杂性，还有政府，还有党的变化非常大。我们可以看到，也是非常令人振奋人心的。

　　当然有一些机构可能是变化起来困难一些，但是考虑到目前所取得成就来讲，也是比较令人振奋人心的，我们有一些发表意见的渠道，不是完全接受我们的意见，但是我们有这些发表意见的渠道，之后做得事情比较有成效的，所以根据我的经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的体制，在过去20年到30年中，得到很大的改善。

　　周看：有几个问题说冯仑先生讲的关于中国传统方面的问题，还有社会，包括平均主义等等的社会分配方面的问题。

　　另外有一些人认为中国已经变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形式，尤其是在企业层面上来讲，那么您觉得中国的公司，能够在未来真正的开发一种平均主义的思维吗，而且他们真的能够把社会当做一个家园来承担社会责任，还是他们更多的要追求的只是说利润，还是两者平衡一下，那么从意识形态来讲，从哲学方面来讲，你觉得他们的这种思维的模式是什么样的？

　　冯仑：中国所有的企业家都生活在中国本土的时候，他们必须要尊重，或者要顺应中国文化的一种惯性，那么当然经济学叫嵌入性，包括这个社会的规则，还有社会的关系，还有社会的游戏规则要尊重，还有大陆叫潜规则，叫桌子下面的规则。

　　还有一些人文关怀，还有一些对于自己周边的人的关照。中国在这个方面一定是有很强大的力量。比如说很简单，现在房地产的市场，为什么政府老算不准，我们作为企业中国会有150个人买房，政府可能认为有100个人买房，因为中国文化，你问每一个人，可能会给亲戚朋友买房，这是中国的文化。中国人不可能一个人生活得很好，兄弟姐妹住不起房子。我们问每一个客户，你收入没有问题，可能哥哥姐姐在收入上买不起房，可能中国的文化，要兼爱，可能要和谐相处。这种情况下，中国的企业，特别是中国的制造业的一些企业，还有一些劳动力特别密集的企业，这些企业家、老板，不得不考虑到中国的文化的一个惯性。把中国的企业融入到中国的文化当中。重要的是企业家怎么样拿捏财务的标准，怎么样拿捏。这是我们讲的，五岁的时候我们要做到一个什么样的绅士，很多的老板困惑的事情，还有到20岁的时候知道绅士就要花这么多钱，这是他所认识到的。谢谢！

　　周看：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完全解释清楚企业社会责任意味着什么，中国的情况来讲，我们目前有这么多聪明人在这个方面来做努力，我们应该非常感谢约翰·桑顿，还有冯仑先生，他们给我们分享他们睿智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