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大王事件 温州模式在风雨中萌芽

　　1982年夏天的某个黄昏，镇干部突然把自行车停到胡金林家门口，小声对他说：“不行啦，要下大雨啦！”说完转身就走。胡金林知道自己大祸临头，飞奔回屋，从抽屉里拽出早就准备好的500斤粮票、2000元现金和各种证件，连妻子也来不及通知，赶在当夜12点警车呼啸着向他扑来之前，仓皇逃出了柳市镇。

　　1982年初，中央下发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的紧急通知，以“投机倒把罪”抓了一批走在市场经济“风头浪尖”上的人。在个私经济发源地温州，五金大王胡金林、矿灯大王程步青、螺丝大王刘大源、合同大王李方平、旧货大王王迈仟、目录大王叶建华、线圈大王郑祥青以及电器大王郑元忠等几人被列为重要打击对象。此被称为“八大王”事件。

　　事实上，“八大王事件”仅仅是1982年经济整肃运动的冰山一角。到1982年底，全国立案各种经济犯罪16.4万件，判刑3万人，追缴款项3.2亿元。在“八大王事件” 发生后的2年多时间里，温州和浙江的脚步缓慢了许多。经济整肃让私营经济遭遇第一次寒流，大大延缓了它的成长势头，特别是先发的浙南和珠江三角洲地区承受的冲击和压力最为明显。

　　“八大王事件”并非偶然，国家动用政府机器，对民间力量突破旧体制的“急先锋”们做出遏制，明显有着超出经济以外的意味。

　　直到1984年，时任温州市委书记的袁芳烈深感“八大王案不翻，温州经济搞活无望”。他组织联合调查组，对全部案卷进行复查，被捕的几个人才被取保候审，或无罪释放，而后恢复名誉，归还已经被没收的财产。

　　回想当年，“八大王”之所以会被列为重大经济犯罪分子、全国重点打击对象，一是其标本性和群体性，另一原因是事发地为众矢之的的温州。

　　1983年前后，温州的个体工商企业已占全国总数的1/10。“一双手”、“两条腿”、“三分邮票”、“四小产品”的家庭作坊式生产，使温州人在不声不响中完成了资本积累。

　　在这个中国私营企业最早萌芽的地方，争议与喧嚣长期存在。在一些人眼中，它是资本主义的温床，而在另一些人的心目中，它是市场经济的“麦加”。每一次的观念交锋，温州总是首当其冲，对这座城市的评价，成为了改革立场的“温度表”。

　　从1982年“八大王”事件闹得沸沸扬扬，到 1985年“温州模式”被正式提出，再到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温州被称为“奇迹”。这番历程，是我国个私经济发展的真实写照，也是社会变革经济发展的必经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