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小涓：中国的资产价格商品价格有全球重估问题

　　7月28日，第三届中国经济50人田横岛论坛在青岛田横岛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是“未来十年中国需要研究的重大课题”，新浪财经对会议全程进行直播。以下为国家信息中心中经网首席经济学家梁优彩演讲。

　　江小涓：刚刚跟老许说我不说了，竟然还有时间说。我是觉得，有些问题如果说时间短的话，肯定要多一些，蔡昉最后被人总结到2008年以后中国就没有劳动力了，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很容易被误读。其实今天听了这么多，我原来脑子里的问题又长了很多知识，都是重要的问题。我想还是少说几个，但是让我讲，就十分钟八分钟的多少说一些。

　　有一个问题，蔡昉的所有的基本面的数据我全部同意，一个引申的观点，这是一个数据的问题，你说劳动力市场程度在提高，但是我看到一个数据，我确认一下，你只是指区域之间，你没有指城乡之间，是吧？再一个，你讲说，虽然工资在提高，但是就业的问题和劳动力比较优势还是长期存在的，这个我也完全同意，但是引申出来一个观点，还是不要着急发展重

化工业，就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还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就想，需求层面的变化，是不是会压过你供给层面结构的缓慢变化？我的意思，就是说虽然你现在给做劳动密集型的产品，假如全球市场是开放的，你是有优势的，但是国内的消费结构在发生非常重要的变化，各位都讲到了城市化，城市化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往上铺钢筋水泥。我的意思是，从这种需求层次上的变化，跟国际上的变化，你想在做服装鞋帽、玩具箱包，需求不需要这么多。原来的出口可以持续的增长，但是出口的空间在相对缩小。所以仅仅从供给层面上要素没有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就是重化工业还不能有根本的发展。我的理解是重化工业还存在着一定的优势，我提出的。

　　蔡昉：你的意思是说如果要素没有扭曲，需求的层次真引导你的比较优势改变了，我觉得正常。

　　江小涓：正常。很难搬过来，两个人你看看它的近效益，看看往哪个方向去倒。回到我们今天的题目上来，我觉得这样，我个人的想法，已经很多长期存在的问题还要长期存在下去。刚才前面几位专家讲到了，比如说收入分配问题、资源环境压力问题，这“羊”走了，就是资源问题我们讲的不应该是什么矿产、

能源，还有土地、淡水，我觉得资源问题还会长期存在下去。对这个问题，应该讲无论是民众还是企业界，还是决策层面，都有比较充分的认识。这两年，我们说一句大话，科学发展和谐社会，还是认真考虑了已经存在还将长期存在的问题，提出来的。所以对这些战略来讲，也是一个长期战略的指导思想。面对这种已经存在的，虽然它将来还会存在，但是已经长期存在的问题，我觉得很多政策上的安排也在比较快的推进。比如说教育，这两年推进的幅度也是很快的，社会保障、养老，城镇往农村在延伸。医疗保障，前两天国务院刚公布了城镇居民的医保问题，就是非就业居民的医保问题起来以后，农民有新农合，职工有职工医保，非城镇职工有城镇居民医保，有一个大概的覆盖面出来了，问题都是在解决之中。我想未来十年到底和现在有什么不一样。现在问题都存在了，也在很认真地解决之中，就是未来十年到底有什么变化。我说不全，就是两个问题，一个也是呼应一下蔡昉的问题，我觉得

中国经济上升的成本会降下来，劳动力的问题不用讲了。蔡昉讲的这个短缺，如果工资不上升，你就雇不到劳动力，或者转过来讲就是劳动力成本上升，这是肯定的。其它一些不可再生资源的成本要上升，这也是肯定的。环境保护、环境代价，约束环境代价这些恶化的成本要上升，这也是肯定的。

　　许善达：实际上你用“上升”这个词，现在本来应该由企业承担的成本，企业就没有承担，还不如说它今后上升，它现在就很高，但是把它转移到了社会承担了。所以这个提法，有它针对事实上提高的目的。但是目前的主要问题是，有成本，但是它没有承担。将来这部分要显性的进入到成本，显性化。

　　江小涓：我们把中国作为一个整体的话，是对的，但是显性到哪儿去呢？内部到企业，内部到商品中间去，含义是不一样的。刚才易纲讲到了，全球重估中国的价值，含义是很明确的，所有的成本都上升，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全球的商品相对价格上升。有些变化是过去没有的，就是长期上升，中国的所有资产价格、商品价格会有全球重估的问题，可能会打乱趋势，这是真的要发生的变化。就是和我们现在已经长期存在的问题不一样，就会发生一些变化。

　　这里面会带来很多问题，我就把我自己稍微有一点研究的，说一个面上。会带来什么问题呢？会带来服务业比重的迅速上升，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变化，现在我们做服务业的研究，越做的深，越难做。我说制造业的问题都是一样的，服务业的问题一行一个情况，但是有一些基本的东西，其实是三块构成的：一个服务业最终的增加，一个是中间需求的增加；还有一块非常重要的是相对价格的增加。服务业劳动生产力非常缓慢，生产力上去以后，制造业可以把它转换成资本和技术，它有这种替代可能，服务业没有。带来直接的变化就是服务业和制造业的比价性质变化，刚才张总讲到美国在六七十年代有服务业的变化，其实拿不变成本变化，美国在六七十年代服务业成本是没有变化的，不光美国，发达国家都是这样，在这个意义上，服务业成本上升得非常快，就因为它的劳动生产力长得慢。然后制造业方面，劳动力短缺，也带来一定的上升。这个变化将来会带来服务业上升以后，对中国服务业变化有多大，这是有待于思考的。

　　再往下拉一步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民生问题、社会问题，这都是典型的服务业，而且是非市场化的服务业。一般来讲，在成本上升中间，非市场化的服务业比市场化的服务业上升更快，我们可以理解，由于缺乏一些竞争的压力。教育、医疗、老年照顾，就是老年社会的保障，都是非常典型的。一定要预测到，现在关注民生，夹杂这一部分中间的比重是完全有必要的，但是一定要有必要的预期，保持同样的公共社会的水准，保持一个不变价格的水准，这也是为什么发达国家提升公共服务质量的问题。在长期社会发展过程中，是必须要考虑的问题。

　　成本上升，有很大的影响，也没有想透，就是引申出这个观点。

　　我讲出第二个不一样的，中国的国际地位增强，真正成为一个大国。至于第一、第二、第三我想可以不讲，但是我想第三和前两位的差距肯定是明显的缩小。我的意思是这样，我们往回看，别人的经验教训很重大，但是发生在小经济中间，出现的问题，即使在中国出现，那个表现和程度肯定是不一样的，我希望这一点还是区别于大小经济体的差别。大经济体，你就是一个变化的经济，你的变化影响别人了。出现什么问题呢？中国买什么东西什么贵，但是你要敢制裁中国，中国不买的话，什么都报。你要估计到，他害你和他害自己是一件事情。你开放了以后，会受到别人游戏规则的伤害，但这么大的经济参加进去，当然是一个游戏规则，不能说制造肯定是影响游戏规则的运作。中国如果倒了的话，我看很多经济体是不用考虑了。现在讲说，如果美国经济出问题的话，对其它国家都不好的，包括中国也是这样。

　　还有一个影响最大的，中国的经济在金融问题上要特别慎重。但是为什么中国国内的投资者就不能分享全球其它地方的更高的投资收益？蔡昉那儿劳动力成本越来越贵了，资本想供应，连带着劳动力也越来越不容易了。我们都有产学家，我们希望有好的投资者，把这个资金拿到更有投资的地方去，高回报，为什么不让我这么做呢？所以我想它在国内要素结构，要素禀赋发生调整的时候，所有的要素都要重新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机会，我想它有很多大国的含义在里面。

　　所以包括全球公共治理的变化，我觉得还是要更理性的、积极的去看待这些问题。别的就没有了，我就讲这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