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重庆：今后十年中国经济发展必须把握的尺度

　　2007年7月18日，2007复旦管理学国际论坛在上海复旦大学光华楼吴文政报告厅隆重召开，本次论坛主题为：“工商管理与企业成长”。新浪财经直播本次论坛的盛况，下文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主任郭重庆同志在本次论坛上的演讲：

　　郭重庆：岚清同志、习书记、殷书记、各位主席、各位先生女士早上好。

　　今天复旦管理论坛的主题是管理，我想起1997年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中国企业缺少什么。十年过去了，我翻出来一看：中国企业这十年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中国经济过去十年是天翻地覆的十年，惊心动魄的十年，不可忽视的十年，其中悲观情绪和乐观情绪抵消着，改革非改革，市场化与非市场化的争论明朗化。乐观的预期倒是出自那份很有影响的1997年世界银行的报告《2020年的中国》。那份报道当中世界银行指出今后二十年将是中国产生剧烈变化的时期，中国很可能在将近1/4的时间里完成像拉丁美洲这样的地区用了65年，OECD用了80年才完成的经济转型。

　　到2020年中国可能是世界第二大进口国和出口国，居民购买力会超过整个欧洲，在世界的金融市场上，作为资本的提供者和使用者中国可以和大多数工业国家竞争。这正应了狄更斯《双城记》中那句话，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

　　由于管理层透明的政策取向，居民知情权的被尊重，即使处于逆境中民族的自信心也增强。这也可以诠释中国为什么始终处于崩溃的边缘而没有崩溃的原因。

　　我们做一个十年的回顾，十前年宏观经济的本底是这样，脆弱的银行体系，低迷的资本市场。脆弱的金融体系，巨大的银行不良资产在剥离了1.4万亿元之后，2002年十大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仍然高达23.6%，不良资产余额仍高大2750亿美元，其不良资产率大大超过巴塞尔协议的规定，脆弱的银行体系好似悬在中国经济头上的一把利剑，威胁经济安全。

　　由于体制、财务和历史包袱的拖累，1997年中国企业处于改革开放以来经营最困难的时期，国企占了超过全国总资产的2/3，工业贷款的2/3，但产出不超过全部产出的1/3。近半数的生产能力放空，资产存量大量闲置，投资回报率低于融资成本。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在于不是从存量国有经济开始，而是从增强非国有经济着手。这是1955年到2005年的对比表，红线就是中国，1995年1997年处在最低点。低迷的资本市场，中国社会公众和学界对资本市场是否创造财富存在歧异，认为财富只不过是在投资者之间进行分配与再分配，无助于社会财富的增加。

　　对于资本市场的模式，陈志武指出，中国人的钱只是过去生产的积累，而美国人的钱或的积累加未来价值的贴现。比尔盖茨500亿美元的身价大部分并不是实体价值，而是其未来价值的体现。资源、或者要素只有资本化以后放可变成财富。一个与中国经济强劲发展不匹配的资本市场，2003年到2003年资本市场直接融资比例仅仅3%左右，融资功能的弱化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软肋。

　　2007年股市强劲发力之后，两个资本市场的市值也仅为GDP的0.8倍，美国是1.56倍，债市仅为GDP的0.01倍，美国是2.1倍。按揭权为GDP的0.11倍，美国为0.9倍。中国金融市场大有发展空间。天翻地覆的十年，中国可能要提前圆1997年世行《2020年的中国》的美梦。从以下的表可以看出，GDP1997年只有七万多到去年二十多万。钢材从1997年的1.08万吨到2006年的4.7万吨，发电设备装机容量从2.5亿千瓦到2006年的6.22亿千瓦，新增1亿千瓦。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1997年负1341亿，去年工业企业利润总额是1800亿，财政收入在1997年只有8650亿，去年37000亿。全社会消费的零售总额在1997年只有两万多亿，今年到了7.64万亿，瑞士信贷估计2015年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二消费大国。进出口总额从3251亿到17607亿，世界第三位。顺差1997年400亿，去年1700亿。老百姓存款余额1997年只有4600亿，去年达到16万亿。R&D的投入从300多亿到了接近3000亿，这个数字绝对不是小数字，虽然我们占GDP的百分比很低，但是差不多接近于韩国的两倍，这在于我们投入的效益比他们高。

　　

银监会主席今年4月份在香港一次演讲的题目就是银行业的变化天翻地覆。经过痛苦的不良资产剥离，注资、吸收国际战略投资者，改制、上市，很多人认定将断送中国经济前途命运的中国银行业最近五年发生了重大变化，凤凰涅盘，工行、中行、建行市是分别已成为世界上市银行市值排行前十位的第二、六、七位。2006年各个银行的经营状况今非昔比，这里面最抢眼的是不良贷款，我们基本控制在3%、4%。特别是不良贷款的拨备基本上到了70、80、90。资本的充足率基本上可以满足巴塞尔协议的8%以上。去年以来围绕着中国企业投资回报率发生了一场争议，中国工业企业净资产回报率税前为15%，但美国新桥投资的单伟建并不认同，北大、清华的研究报告认为中国工业企业税后资本回报率为10%，已经赶超发达国家。

　　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在逐步提高，INS市场研究公司调查显示，中国大陆的中小企业竞争力居亚洲第一位，中小企业竞争力来自于物竞天择的生存法则，处在没有获得优先或者公平的金融、信息和服务生存环境下造就了最强的生命力。一批优秀的中国本土企业在崛起，比如华为，一个十分低调、忧患，视客户为其生存唯一理由价值观的企业，任正非的拉宾式土地换和平，把握住了博弈的竞争与合作平衡，2006年营业收入656亿元，海外业务突破65%。联想，一个中国企业国际化的开拓者。中国平安，经过近40年的打拼，一个市值3600亿，A股发行价最高的金融股。并成为有史以来全球IPO最大的保险公司。蒙牛，一家创业不到八年历史的乳业企业，2006年一举成为销售额超百亿的乳业巨头。我们一项认为创新性强的初创企业不善于管理，而蒙牛恰似是一个相反的案例，执行力很强。

　　过去的十年是最值得回顾的十年，最乐观的预测也没有预测到今天中国欣欣向荣的局面，更不要说悲观的预言中国即将崩溃，低估了中国人应对和学习的能力。有人说中国经济能成功走出1991年的政治风波，1997年的亚洲金融动荡，2006年入世过渡期的风险。中国经济的政策走向是亲市场不是亲企业，尽管有对国企的父爱，但这个政策保存了竞争这个最重要的市场基因。

　　今后十年中国经济发展中必须把握的几个度。

　　第一个民族主义情绪的泛化。并购已经成为企业做大的主要途径，世界FDI的十之八、九都用于并购，绿地投资日益减小，因此并购就成为我国吸收外资的一个必然选择。权衡利弊只能从国家整体战略出发，按既定的鼓励竞争，实现开放型经济的政策处理，把视为中国经济发展最大风险，是与市场相悖的。从15世纪开始中国选择了内向，实施海禁，离开世界，衰落从此开始。过去20年中国选择了开放，改变了自己也改变了世界。民族主义是双刃剑，在民族危机的情况下会起到革命、进步和凝聚的作用。但在民族处于上升期，民族主义走向狭隘、泛化，必然走向反面。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处在非常敏感的时期，应对得当我们有可能比较顺利地成为全球性大国，中国改革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培养国民健全的大国心态。

　　第二个再国有化的担忧。十六大曾作出加速中国企业民营化进程的决定，随着宏观经济的强劲走势，这个民营化进程趋缓，甚至出现再国有化趋势。央企大举多元化的扩张，中国在竞争性领域微观经济结构仍然偏国有，这并不是一种要素资源有效配置的选择。中国国企能走多远是被普遍关注的问题，当前中国经济的强使是阶段性的周期性的，不能期望经济持续走强。第二个高调的唯技术论的困惑。尽管中国技术创新能力不强，但对技术的崇拜很痴迷，认为有了创新就有了一切。更高的研发指出能够转化为竞争优势的流行观点，目前相当盛行。从企业层面甚至延伸到国家层面，但是很难被证明。因此产生一个悖论，种瓜不一定得瓜。罗孚的破产，克莱斯勒的被重组，以及通用、福特始终游走在破产的边缘，不能说他们没有自主创新能力和一个自主品牌，管理、财务更加重要。两份都是来自瑞士的国家竞争力排行榜，一个是中国排在12位，一个是排在49位，一个重实际数据，一个重技术分析。

复旦的张军对此做了一个揭秘，他认为中国产业竞争力的确存在法制、诚信、企业家精神、创新能力的不足，中国当前有竞争力的企业及技术、品牌缺乏。中国缺创新力，但具资本、技术的吸引力，全球化的资本及技术与本土化比较优势的结合呈现出口竞争力强，但能否持续，具有不确定性风险。在全球化的趋势下，一国的竞争力取决于其整合国际化资源的能力。

　　第三个服务业的跛脚。中国和印度谁主本世纪沉浮是当前的一个热点，两国各有所长，问题不在于当前两者处于何种位置，而在于我们的邻居未来将处于什么位置。摩根斯坦利有个客观的分析，印度想发展制造业，但FDI少，储蓄低，基础设施差。中国想发展服务业，但缺乏服务理念，不得要领，对理解服务文化的真谛仍然不得其门而入。迫于资源和环境的压力，中国该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官员、企业家、学界得变换一下思维，服务业也是一条路。

　　第四个企业商业伦理的缺失。一些伦理的缺失和行政执法的不作为，中国商业环境令消费者堪忧，也令中国出口商品贸易摩擦上升，企业的社会责任已经成为中国企业能否继续前行的槛，不能不引起社会的关注。

　　第五个谁缔造了今天的繁荣。不可否认在经济发展初期一个强势政府的必要性，印度的软肋也在于其奢侈的民主，低的行政效率，但中国行政权力的过渡泛滥也必将导致权力寻租和资源配置的低效。从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来看，主导力量还是企业家。在中国发展新的历史时期，企业家才是真正的英雄，他们是中国经济崛起的操守，自下而上地改变这个社会。中国在经历了百年屈辱的历史后，国家急切地发展发展，中国需要聚集财富以改善人民的生活，中国呼喊企业家，特别是领袖型的企业家，将资源，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际的，知识、劳力、资本转化成自己的财富，这就是中国企业家的历史使命。

　　第六个世界级企业的难产。中国内地进入

世界500强排名的企业从97年3个增加到今年的22个，这是一个可喜的变化。进入世界500强的内地企业没有一家是在竞争环境中诞生的，垄断不是市场化公平化的制度安排。世界级企业的标志到底是什么？兰德公司经过对世界500强企业20年的追踪发现了世界500强企业的共同点，不在于追求利润为目标，人的价值高于物的价值，共同的价值高于个人的价值，用户的价值高于公司的价值，企业的利益、社会利益、长远利益一体化，这才是世界级企业。企业的竞争实际上是企业文化的竞争，没有卓越的企业价值观，企业家精神和企业哲学信仰，再高明的企业经营战略都无法实现。很可惜，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改革开放的环境并未早就出几个能驾驭市场，给消费者创造价值，有社会责任感，并且有创造力的世界级企业。中国需要世界级大企业，像GE、微软、IBM、三星、西门子这样的企业，他们是一国的骄傲，是产业的领袖。在全球化趋势下，一个企业的竞争能力不仅取决于其内生的资源，同时取决于其整合社会化和国际化资源的能力。

　　中国企业路上何方？社会学家卡斯特的一句话，中国正经历一场巨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的转型，一方面是经济的迅速增长，另外方面发生着最大规模人口被边缘化，内地区域被边缘化。中国是全球化进程中前所未有的试验厂。中国正在挑战世界物质成果分配的规则，因此如果中国的这场试验失败了，全球化也将同归于尽。20世纪以来伟大的技术变革是生产力要素得到了重大突破，世界经济格局发生很大变化，资源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但人们在这一巨大的转型面前不知如何应对，无论工业发展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心里似乎都不平衡。未来国际经济分工格局的改变取决于发展中国家内生创新和服务能力的提高以及工业发达国家高投入、高增值的研发能力和持续能力。世界是平的，世界的竞技平台已被夷为平地。不确定性因素在增加，因此归根结底是利益格局的调整，一切都有可能发生。

　　但相信中国企业应对挑战和调整自己的能力，未来还是有一个很好的预期，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