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文文：我相信中国的商学院会越办越好

　　

　　　2007年7月5日，中国EMBA五周年系列活动在北京隆重举行，上图为《中国企业家》杂志主编牛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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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7月5日，中国EMBA五周年系列活动在北京隆重举行，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EMBA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武常岐、《中国企业家》杂志主编牛文文携手北京市五洲在线广告有限公司总裁曹章武作客新浪财经嘉宾聊天室。以下为牛文文的演讲。

牛文文：

　　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很高兴和五洲在线和北大光华一起来做这个访谈。我是商学院和EMBA教育的受益者。我非常感谢EMBA这个项目的推动者，给大家提供这个机会。

　　EMBA的理解

　　我本人是学经济学的。按理说可能对这方面有点概念，有点熟悉，但是惭愧的很，中国的国民教育体系，尤其过去的国民教育体系，实际对于商业管理，尤其是工商管理是非常的薄弱的。我学了七年，基本没有学到任何企业的案例，基本没有学到企业史方面的东西，也没有讲到任何战略。我感到七年教育，对商业还是只知皮毛。

　　1999年的时候，我第一次知道EMBA，可以把学习和实际联系起来。当时我编发了一篇稿子，我记得很清楚，是中化的一个老总，举了一个数字，说为什么他们到学校去学习。我说真有这样的项目吗？真的可以去学习真实的案例吗？

　　我觉得中国EMBA教育的发展有两个背景。一个是中国企业和经济的发展，让这些企业的实践者有了强烈的学习的需求和欲望。不要说学经济学的了，我所认识的很多企业家，几乎都不是学经济学的，甚至不是学管理学的。很多都是从文、史、哲过来的。更多的企业家实际上都还没有接触过正规的教育。我觉得这是第一个背景。

　　第二个背景，我觉得印象中最早在中国做类似商学院培训的是跨国公司。我记得有摩托罗拉大学，有爱立信学院。他们接受系统的商学培训，以取得对全球战略的理解。我记得摩托罗拉大学非常有名，很多高校的教授都去讲课。后来好像也向外面去培训学员，他们把本土公司的同行也全部的培训了一个遍，当然这是一个公关了，导致后来的在爱立信工作的全部是同学了。我认为这个EMBA教育从学员上讲一开始是跨国公司有需求，从教学上是一个异类，是大学里一个分出的教育项目。而且这个概念是由海归的教授引进的。其实不仅北大，推广这个EMBA的文化，让大家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大家都起了一个作用。

　　中国的EMBA教育

　　北大光华很有名的。不是北大的经济学院，也不是北大的管理学院，是北大的光华管理学院，这个的确是开风气先河。那个时候当然有其他的学校，但是不像北大那么有影响。我是2005年的时候，我们去拜访袁宝华老先生，他说中国EMBA教育是1975年，小平同志带领他们去访问欧洲五国，他认为是那个时候带回的一个项目。当然这是一段历史了。我觉得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是光华基金会最重要的，最有价值的投资。我听到各种各样的说法。一方面是说商学院的收费高了，另一方面，商学院能不能培养出企业家来。我本人深信不疑。因为中国人基因里面没有商学的基因。我们从小不管是家教，还是什么，都没有说建立商业的规则，从来没有这种教育。这就是几千年来，中国老是贫穷、落后、动乱的原因。

　　我相信中国的商学院会越办越好。我经常听到有人跟我说，我想上哪个商学院，能不能提前让我上哪个班，能不能求求情，让我上那个班？我觉得从中国企业和

中国经济的发展链条来讲，相信中国经济还有三五十年的发展，这么大的发展，肯定会培养大的企业，或者是小企业。我们一定相信，不管是新创业的，还是大企业家，他一定是最先需要系统的商学培训和商学教育。至于商学院是不是适合中国的实际，其实企业家的确不是商学院培养出来的，但是你是企业家，应该到商学院去进行系统的培训。EMBA现在基本是精英的教育，将来如果是大众教育的话，就可能培养企业家了。很多孩子追求上一个好学，找一个好工作，一生健康。但是很多孩子，如果上了商学院，假如说你不一定就业，你去创业，如果你能为别人带来就业机会，你才是最高尚的，如果这种基因在中国的孩子里面都有的话，那对中国人太好了。

　　我对中国EMBA的教育发展前景深信不疑

　　我对中国EMBA的教育发展前景是深信不疑的。大学和商学院是独立品牌还是在一起，这个有意思。我们国内北大和光华在一起。哈佛也是商学院和大学在一起。但欧洲有很多独立的饿商学院，像INSEAD。另外有没有和本科教育和国民教育连在一起的？这也是一个挺大的问题，现在大家说你跟大学在一起好，还是不在一起好？我觉得不在一起的人，非常想有本科的基础，比如说长江，它非常希望有本科教育。

　　北大和清华，以我的感觉，我说的可能不对，您请指正。可能如果你们独立性更突出一点，特色更突出一点，可能比较好。商学院在大学教育里面，尤其是传统的教育里面，是独特的。但是国民教育体系里面很难很好的容纳商学院的教育。为什么呢？国民教育都是基于从本科开始做的。但是商学院是从商业实践者来做的培训。能给他们教书的老师，一般来讲，要么是海外回来的，要么自己也是做过商业的，总的来讲，商学院的老师的报酬都是很高的。传统的大学里面很难解决这个问题。一个独立的商学院的教授的工资肯定比传统的大学里教授的工资高。所以我觉得这个有的时候，从教育改革的角度来讲出现的问题。 你能够依靠大学，背靠大学，但是大学能给你多大的空间？我觉得中国的大学的主管和校长，一定要给商学院多一点自由。我在大学里总觉得商学院怪怪的。你们教的是企业家，你们是海归，你们收入高一点，就觉得商学院的人和其他学院的人不一样，就导致在关键时刻，就不愿意太支持了。我说这是一个过程，我那时上大学学经济的就是和文科的人不一样，就是比文科待遇好一点，包括毕业以后都不一样的感觉。早期我们学政法的人就是不一样，现在中国可能是需要商学院，现在我感觉到对商学院的教育还不是那么的重视。

　　《中国企业家》杂志对企业家和EMBA教育的关注

　　《中国企业家》杂志是1985年创刊的。我们观察这个人群是EMBA教育出现之前观察的。在学习中的企业家是最真实的，最透明的，最可爱的。所以作为EMBA学员的企业家，的确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企业家阶层的新的视角。我觉得我本人因为也在商学院学过一段，我们后来发现，经过商学院培训学习的企业家的变化。我觉得我们自己还是从两个角度来说。 我们在观察商学院在中国企业家成熟，在他的生意和生活方面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我们在观察学习过的企业家如何反思整理、总结交流他们实践中的一些得失成败。我们也在观察在商学院的这些企业家的生活和观念，和他的价值体系，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是好还是坏？所以我觉得，自打有了商学院，有了EMBA教育，《中国企业家》杂志的确把企业家和EMBA教育当成了很重要的报道对象。

　　刚才我说了一堆大道理。具体来讲，我是2003年到2005年到商学院上学的。我在学习过程中间，我就发现，直接举例来讲，对这个阶层有了新的认识。那个时候是企业家集中在金融和资本市场犯错误和失败的过程。德隆和一个央企同时出现问题，那个时候我正好在学校。这两个例子相关的企业家和相关的处理人员，都是在同学里。

　　金融是企业家成熟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阶段。你不碰金融，你不可能在中国做大，做强。如果你要碰金融，那是非常危险的一个东西。所以我想，如果不是正好赶上了，这个商学院在金融工具做大量的培训的话，我相信，我本人和我们很多企业家们，未必能够得到这么切身的活生生的案例教学。 从北大、从长江里面，我们得到了很多的经验，企业家、商学院、媒体实际就是成为链条了。企业家是实践者、商学院是教育者、我们就是传播者，是三个链条的互相的衔接。

　　我首先非常感谢包括北大光华在内的商学院。媒体人士上不起商学院，但是大部分商学院总是对我们媒体人有一点优惠，照顾，奖学金。现在很多商学院都有了媒体公益课，是对媒体记者的公益事业，我首先感谢一下。我说一下我学的目的。我当时是非常希望去上的，我想去干什么？我第一目的想系统的补习一下。因为我毕竟是学经济学的，但是我七年毕业以后，我已经做了十一年的新闻工作，我发现支离破碎，就是没法获得一种框架思维，就是如何来观察和分析企业。这是我最想获得的框架思维。就是商学院是怎么分析企业的，和媒体的角度不一样。

　　第二个我特别想丰富一下观察企业的角度。我们过去报道企业，大家也知道了，你作为媒体人去介绍企业的时候，是一种样子，是采访和被采访的关系，即便很长时间跟踪一个企业，也是在外部。但是在商学院和一些企业家相处两年时间，基本他不把你当媒体人，你就获得了一个近距离的观察企业家的喜怒哀乐，和他真正思考商业的真实的方法。所以我就是抱着两个目的去的。

　　当然还有点私心，乘机推广一把《中国企业家》杂志。我发现到商学院去是最好的推广杂志的方式。比如我是商学院的同学，一届一届的学生口口相传，我们某届的学生是在媒体里面，他们就不断的推荐杂志。我就抱着三个目的去的，我觉得我超额达到了目的。 我上了学以后，我写东西的确是受启发，有进步，我觉得商学院的确是太好了。我是最不看中学位的，我看中学位的话，就不会去上非大学的独立商学院了。

　　对中国企业家阶层的认识

　　我觉得中国社会如何看待企业家阶层，以及中国企业家阶层如何看待社会大众？这个关系折射在商学院教育上来了。并不是商学院教育本身是好是坏发生的变化。我觉得商学院早期和现在的变化并不是很大。一直希望更多的企业家来学校系统的学习知识，在这个平台上大家互相切磋，同时互相认识一些人。因为做企业的人很孤独。

　　因为过去的中国环境里面没有企业家，你这个阶层是平地蹦出来的，你为什么天天不上班，这里跑跑那里跑跑，就有那么大的财富。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最初有企业家出现的时候，一定会有这样的一些认识。不但是中国，当年欧洲工业革命完了之后，出现了第三等级，富人等级的时候，也是有非常强大的反弹。具体到商学院，我不知道社会大众对它怎么看？好像是一群企业家，有钱人在一起，互相交朋友，做生意，吃喝玩乐，可能很多人觉得集中成为了一个和大众不一样的俱乐部。他们在一边，我们在一边的感觉，好像强化了这种感觉。

　　我觉得这种认识主要是社会因素。我认为商学院是中国最健康的一个企业家聚集的一个场所。来学习的企业家，基本上都是，我觉得想上进，想守法经营，想做长久。这样的人在一起的时候，必然是最健康的群体，最健康的场所。至于说大众如何看待商学院，如何看待上商学院的企业家，我觉得这里边可能也有一个未来的变化过程。也需要大家每个角色分担一些推进的工作。

　　商学院可以更多的开放，向国民教育，向国民大众，让大家看一看，到底在干什么啊？你想想一个成年人，如果坚持下来两年的学习，是多么不容易啊！我是很有体会的。一个月要上四天，是从早上到晚上，从九点到九点。你试试看，一个人坐四天，我记得当年刚开始的时候，头几个月没有坐功，就体力上撑不住。不管是干部还是什么人，你来试试看，在高强度的知识和体系的培训下，上课都是答问的。一个成人脱产去商学院去接受高强度的学习，我觉得是拓展的概念在里头。任何阶层的人都应该有这种机会去拓展一把，我觉得商学院是励志的学校，是健康的场所。大家都应该去看一看。

　　媒体应该更多的关注在商学院的企业家

　　对媒体来讲，应该更多的关注在商学院的企业家，他在思维上的一些启发，在商业上的一些进步，在社会责任上的一些担待，我觉得这方面应该有很多的案例。EMBA是一个热门的人群，人人关注他们，很多媒体参与到商学院的报道里面去了，我相信大家的心态和立场就不一样。有人希望报道他们的吃喝玩乐，有人希望报道同学的交往，有人希望报道他们商学院不成熟的一面，有人希望报道他们的高收费，就是大家的出发点和立场不一样。但是更多的媒体，我们作为商业媒体，我们是真真正正把商学院作为社会进步的一环来看待。所以我们整体觉得商学院是积极的有益的。

　　根据我的体会。如果统计一下接受过商业教育的企业和企业家，和没有接受商业教育的企业和企业家，他的行为方式，他的商业进步，他的社会责任感有差异，我相信一定是有差异的。每个商学院毕业班一定是做慈善事业的。每次上课，只要到外地去，就会捐款。总体来讲，在商学院是社会责任的一种传输，好多在商学院，大家知道了对弱势群体的关注。

　　我特别讲一下李嘉诚先生，他作为华人大企业家，他在我们的毕业典礼上讲过一段话，他的主题是强者的有为。他说什么叫强者？强者不是成就多大，强者最重要的一个基本素质和品质是对弱者的关注。你回想一下，你是不是真正关注过弱者？是不是你的发展对弱势群体有好处？我觉得那个讲话在我们杂志上发过。我觉得也是对这个人群的提醒，你来商学院是强者越强，当你毕业的时候，你应该回到关心弱者。

　　我亲身听到的，一个企业家跟一个院长两人聊天。两个人都是好朋友。一个说你不行，你得回炉，另外一个说，你去做生意试试看，咱俩比赛，我两分钟就把你骗死了。你一天生意也没做过，你一天企业也没做过，你还教我。那个院长就说你该学习了。他们两个是好朋友，互相逗，实际这个问题是，作为实践者的学生，和作为理论总结者的教授，他们的冲突太多了。

　　但是你想想，你那些问题，你有再强的商业实践，你怎么会想起来给别人，就是说你怎么有表达的欲望呢？你只有在老师和教授面前才有表达的欲望。如果没有这种气氛，你连想都想不到也许那是一个问题，也许是你独创的比老师高明的一个问题。

　　商学院是场景的教育 是企业和社会的接口

　　有时候我觉得商学院真是场景的教育，凡是挑战教授的学员，往往收获是最大的。好多学员入学时瞧不起教授，你是没碰到真正强的教授，你是没碰到真正强的学员，当你挑战教授的时候，旁边的学员一定笑你段位太低，所以商学院教学相长真是很好的东西。很多学员毕业的时候，才觉得这个教授这么深。

　　我多讲几句，

中航油发生的案子我们有五个学员在里面。我们班上有个学员要做善后小组的组长。那个时候是黄鸣教授，他刚回来，讲这个东西，全是美国的案例，下面的学生已经知道发生了这件事了，他不知道，这个教授有点发蒙，但是最后这个教授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后现场就给出解决办法了。他被聘为中航油处理事件的顾问，帮了很大的忙。

　　他讲的是理论全是公式我们听不懂，但是他了解了事情以后，就解决了这个事情。

　　商学院是企业和社会的接口。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是说企业和社会的关系问题。我觉得商学院这个问题解决得比较好。上商学院的人求真务实。我觉得对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怎么看？我有一个不同的看法。我觉得中国企业家，现在最大的社会责任是什么？我觉得最大的社会责任，不是说纳税之外，就业之外的慈善捐助。也不光光说不生产对社会有负面作用的产品，对社会造成污染。

　　企业家阶层的重大责任

　　我觉得中国三十年的发展，能不能持续后三十年？中国这个企业家阶层承担了重大的责任，就是中国式的商业模式，商业伦理，能不能在中国永续的发展，能不能在世界上永续的发展。他们最大的责任是不但能永续的发展，并且能够适应未来社会的挑战，能够适应中国社会和国际社会的更高要求。

　　现在说实在的，大家对企业有那么多的置疑，有那么多的怀疑，有那么多的不信任，有那么多的仇恨，有那么多的怨气，主要是先富起来，企业是先富起来的创富工具。这种情况下，它只是在创造财富，对创造财富的方式不是非常考究。在中国的商业环境下，企业家创造财富的方式，在早期是可以商榷的，是在创造财富，是提供效率，提供就业没错。但是这种创造财富的方式是不是还能延续三十年，不是能不能被社会接受，是你自己能否持续。

　　所以我这几年来，我一直提倡新商业伦理。我一直讲全球化的中式商业伦理。这个伦理就是你按什么方式做企业？不是说你做企业。我们说要按正确的方式做。中国企业做正确的事，再创造就业，创造财富。但是做正确的方式是否适应自己的发展和社会的要求？我觉得如果中国企业家这个群体，能够和商学院一起探讨一下，商术和商道，你最重要的是给这些人一个道，道就是你是谁？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应该怎么做？不但是技能上完善。

　　1979年的时候，美国

哈佛大学的校长和商学院的院长的事情。校长给院长写了一段话，他说商学院不但是培养效率的工具，最重要的应该培养商业和社会的结合的利益相关者的管理责任。商学院是否应该延续案例教学，是不是只培训提高效率能赚钱的人才？我认为是最早提出的利益相关者。他说商学院最主要的功能是说，培养一种人，能够对政府公众以及员工和其他利益相关者，能够培养这样一种沟通人才和管理人才。

　　中国的理论界和媒体界在总结中国是经济成功的话语权比较不容易。中国创造了全世界最看好的经济奇迹，但是中国并没有全世界受尊重的企业，对中国经济和中国企业的国际报道，基本是负面的。

　　我们在这个过程中，身经了我们的入世，我们的国际化，我们的成长，所有在我们看来，发生在中国的商业事件，就是国际商业事件。但我们没有发言权，反倒是受影响的人有发言权。今天谁在解释中国经济成长？黄亚生说印度应该比中国发展得好。中国应该有更强有力的代言人。

　　我们经常说我们未来的业绩，我们也想说，成为华人大企业，商业思想和管理哲学的解释者和代言人。中国的媒体不是很成熟。我希望商学院成为中国商业成功和经济奇迹的全球代言人和解释者。现在这个发言权在哪里？在国际大行的首席经济学家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