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商背景资料

　　一、鄂商的历史和文化渊源

　　鄂商

　　鄂，最早是楚国的属地。在明清时期，对湖北有了鄂省这一称呼，辛亥革命之后湖北的简称正式定为鄂。鄂商，也就是湖北商人。从明清至今，晋商、徽商、粤商、闽商、浙商，在不同的时期，各自成为声名显赫的商帮。他们都有着强烈的群体归属感、有着突出的商业地位。

　　在先秦时代，楚国的商人有着较高的社会地位；在近代史上，汉口是万商云集的商业重镇；如今，在湖北省内外，鄂商也正在崛起。一个地区若没有大规模的商人群体涌现，这个地区的经济是难以持续发展的。而鄂商这一群体的壮大，必将直接推动湖北经济的快速发展。

　　楚人重商：商为“四民之首”

　　湖北的先人是楚人。鄂商的历史，要从两千多年前的楚国说起。先秦时期的楚国，有着繁华的都市，都市里面店铺林立，楚国的富裕程度、商业发达程度超过吴越，而且商人在楚国有着很高的社会地位。一般的历史记载中，“四民”为“士、农、工、商”。而在楚国，“四民”为“商、农、工、贾”。楚人以商为“四民”之首，反映了楚国对商业的重视，以及商贾在楚国有着特殊的地位。

　　大量文献资料表明：楚国政府非常重视商人，大商人可以一次出境250艘大轮、2500匹马，楚国还扶持民间商人。楚国也有着全国知名的大商人。鄂君启就是这样的知名巨贾，他是楚国的封君，他组织庞大的水陆商队，在楚境内以及邻国长途贩运商品。被后人尊为“商祖”、“商圣”的范蠡，也是楚国人，只不过他后来在越国为官，在齐国为商。从“楚人重商”可见，鄂商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

　　从明清起，直至1949年，汉口逐渐发展成为一大商埠，成为包括湖北商人在内的各地商人活动的大舞台。明清时，得江汉航运之利，兼居华夏腹地，汉口为中国四大名镇之一，号称“九省通衢”。

　　明朝中叶起，汉口的贸易逐渐发展起来，粮、盐在汉口转运，汉口作为内陆贸易型城市、传统工商业城市，一直持续到汉口开埠。1861年汉口开埠，辟为对外通商口岸，设立了十五国领事馆，在汉通商的有二十几个国家。汉口成为一个繁华的商埠。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刊行的《汉口竹枝词》中有一句：“此地从来无土著，九分商贾一分民。”清末，张之洞督鄂十七年，在汉大兴洋务运动，创办了汉冶萍公司、汉阳兵工厂及布、麻、丝、纱四局，为武汉打下了现代重轻工业的基础，并开通了京汉铁路。汉口号称“东方芝加哥”，与沪、津、穗并称近代中国四大商埠。明清直至整个民国时期，汉口成为各地商人活动的大舞台。

　　研究表明：汉口是徽商、晋商，以及后来的浙江宁波商帮重要的发展地。荆州商人米粮转运、咸宁商人的竹木转运……湖北商人在汉口经营着传统工商业。而外地商人则在汉口经营着众多新的商业行业。

　　明清以来，汉口乃至湖北在华中和全国的经济地位是举足轻重的，使得鄂商也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在经营管理之道、地域商业文化等方面都具有自己的特色。徐荣廷、刘歆生就是那个时代鄂商的代表人物。徐荣廷(1857年-1949年)，幼年随父打鱼，后到汉口药材行当学徒。1919年，徐荣廷投资210万两银元自办工厂。他还购机2万锭设石家庄大兴纱厂，就地取棉，以节约铁路运输费用。同时，他还与他人集资156万两银元，在武昌兴建裕华纱厂，购纱锭3万锭、布机500台，徐任董事长。1927年冬徐荣廷退休。抗日战争期间，裕华纱厂内迁，并发展成为西安大华、大兴二厂、广元大华、成都裕华和重庆裕华等厂，形成裕大华集团，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徐荣廷占有裕大华集团资金总额5000万银元的10%左右的股金。通过裕大华再投资，徐荣廷还在黄石利华煤矿公司、永利银行、华年进出口公司、山东枣庄中兴煤矿、四川川康毛纺织厂、重庆庆华染料厂、上海庆华染料厂以及四川民生轮船公司等企业拥有股份。

　　“明清及至近代以来，鄂商群体的存在是无疑的，但作为一个商帮，鄂商的自我认知、群体意识、社会形象相较晋商、徽商，还比较弱。”

　　此外，湖北虽有黄冈、天门、黄陂、咸宁等地商人在汉口市场打拼，但没有形成地域性集团性优势。湖北商人也有向外拓展的精神，行商于四方，“无陂不成镇”，但没有形成类似“徽商”“晋商”之类的强势流派。但，还是有一些湖北商人走出湖北，拓展自己的事业。徐荣廷在山东、四川、重庆、上海等地均有实业投资。

　　二、重塑鄂商：助推中部崛起

　　“发掘鄂商的历史经验，将有助于培育当代湖北的商业文化，增强湖北商人的合作意识，共助中部崛起战略的实现。”

　　“历史上有晋商、徽商的辉煌，近代有粤商、闽商的显赫，当代有浙商的实力。而鄂商则一直以来没有成为一个强势的经济群体。”不久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在中央电视台《对话》节目接受采访时坦陈：“从全省看民营经济占的比重依然偏低，怎么样鼓励民营企业的发展，恐怕仍然是我们当前一个大的课题。”

　　今天，与一些沿海地区相比，湖北的大商人从数量上看，从实力上看，都还比较薄弱。但，不可否认的是，一批批新时代的新鄂商已经开始崛起，无论是他们的事业在省外还是在省内。鄂商形象的塑造，则会推动湖北商人群体的影响力。

　　三、商业重镇，缘何未形成“汉帮”

　　历史上有闻名全国的晋商、徽商，近代又有宁波帮、广州帮等独立的商业流派产生。湖北人虽然热衷于商业，汉口商业也很发达，但却没有“汉帮”。湖北黄州帮、咸宁帮也有一定的名气，但武汉的本地商人却没有形成闻名全国的“汉帮”，原因在什么地方呢？

　　明清以来，晋商以票号闻名全国，徽商以徽盐、典当称雄大江南北，宁波帮、广东帮经营有优势的是近代五金机电产品，以及有地域特色的海味、广洋杂货等。汉口主要是移民城市，商业主要被外地人把持。

　　清代汉口商业的“八大行”中，徽商在盐、当、米、木、棉花、药材六大行业中占有极重要地位。晋商、宁波、广东商帮等也先后占领汉口市场，本地势力很薄弱。德国人利希霍芬对湖北人有个评价：“湖北的居民主要是农民，其商业委之于山西人和江西人，运输业让给了浙江人和湖南人。”湖北虽有黄冈、天门、黄陂、咸宁等地商人在汉口市场打拼，但没有形成地域性集团性优势。湖北商人也有向外拓展的精神，行商于四方，天门商人甚至侨居到海外，但没有形成类似“徽商”“晋商”之类的“汉商”流派。

　　这其中的原因很复杂，主要是湖北武汉商人经营商品的业务没有形成规模优势。徽商、晋商闻名，很大程度上是他们在一些比较固定的行业形成较大规模的优势。如山西太谷县的曹家，到道光、咸丰时期，已成为在全国开设商号640余座、资产高达1200万白银、雇员37000人的商业巨族。清道光年间，山西平遥县创办了全国第一家专营存放款和金银汇兑业务的票号——日升昌，到咸丰年间，日升昌在全国各省城市设分庄多达75个。从日升昌，山西平遥、祁县、太谷三大票号帮先后在北京、天津、武汉等全国70多个城市设立了400多个分号，甚至在日本东京、大阪、神户、俄国的莫斯科、南亚的新加坡都设有分号，吸纳了上至税收、军饷等公款，下至官吏、绅富的私款等全国大部分的财富，基本上垄断了全国的汇兑业务。

　　而诸如黄州帮、咸宁帮都只在省内有名，不能再全国叫响。虽然有“无陂不成镇”的说法、但汉阳府黄陂人主要从事小手工业，小工匠多，黄陂商人没有形成独立的商帮。天门人闯到南洋搞一些什么三棒鼓、挑牙虫之类的营生。武昌府咸宁帮主要经营竹木、茶叶，但经营规模赶不上湖南帮。黄州帮主要是由黄州府麻城县的商人经营湖北的棉花贸易。棉花贸易是湖北商人居支配地位的极少数贸易项目之一，但在全国没有达到行业垄断优势地位。

　　武汉商人总的来说还有经营方式的差异。晋商实行股份制、连锁制。这种较为先进的商业经营模式，不仅扩大了晋商自身的经营模式，也增强了晋帮商人在同业中的竞争地位。武汉商人基本上是个体单干，分散经营，不仅缺乏地域性、全国性的商业网络，即使在同一个地方的武汉商人，也大都是老死不相往来，有时遇到利益纷争时甚至“窝里斗”。

　　当然，武汉商人也没有一致的商业理念。徽商的儒商色彩很浓，“取礼好义”，“以义取利”。晋商讲诚信，山西人特别崇尚关公的诚信义气。广州、宁波商人勇于承担风险，热衷于投资产业。湖北包括武汉商人多半喜欢做些诸如“赚过手钱”之类的投机买卖，商界对其有“精明滑巧”的评价。

　　武汉人背靠长江，面对汉水，可以说是两江水养育了武汉人，武汉人过去一直靠码头为生，因此外地人称武汉经济为码头经济或码头文化。在码头文化的熏陶下，武汉人大多有一种漂泊感，因此在做生意中产生了一种投机行为，什么都想干，什么都干不长，往往成不了最后的胜利者。这几年武汉出来的品牌特别多，但是这些品牌，属于流星的比较多。

　　武汉人缺少不安于现状、执著、具有创新精神、能承受风险等基因，而这些基因恰恰是当今中国富人具有的共同特点。

　　不东不西的武汉既赶不上东南沿岸的优惠政策，西部大开发又挂不上钩，长期滞后的体制，导致武汉人观念的落后。随着中部崛起的号角吹想，武汉人开始意识到：武汉什么都不缺，天时、地利俱全，唯独缺少人和缺少的是改革开放的创新精神，缺少的是“舍我其谁”的风险精神。武汉经济发展滞后是被自己打败的，是被思想打败的。武汉人思想比较保守，观念比较陈旧，缺少敢闯敢干的风险精神。这是长期身居内陆的环境造成的，是竞争机制滞后造成的，武汉商人是否该觉醒呢？

　　四、河南商人和湖北商人共同处

　　其主要表现为：

　　河南人湖北人在做生意，总是以保本为前提，小富即安，做生意的人多，但难有大作为。这主要是儒家道家精神和农耕文化形成的小农意识塞满了河南、湖北人的脑袋瓜子。

　　经营态势极为保守，不做亏本生意，保本心态强烈。

　　怕风险，缺乏风险意识。在生意场上，河南人怕担风险的念头比想做生意的念头还强烈。因此，多不会赚大钱。

　　没有长远的经营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