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一中：温州商业文化经济性格之我见

　　华科大EMBA2006林一中

　　摘要：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育一方文化。温州独特的生存环境培育了温州人勤奋、功利、变通之品质，四处流浪的生活方式和低贱社会地位形成温州人抱团互助和内敛的秉性，海洋文化的熏陶造就温州人敢于冒险、敢为天下先之精神特质。

　　温州商业性格的关键词：勤奋、务实(功利)、冒险、变通、抱团(社会网络)

　　今天真正占主导地位的资源以及绝对具有决定意义的生产要素，既不是资本，也不是土地和劳动，而是文化。

　　———彼得•德鲁克

　　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种动力，经济竞争力背后的支撑力之一是文化。所谓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在温州这块沃土上，温州人创造了自己特色的经济所带来的财富。温州人经济的形成与发展首先是得益于温州文化。

　　一、重商的土壤的熏陶

　　温州土地资源十分匮乏，人均耕地不足3分，史书记叙说：“温居涂泥之卤，土薄难植，民勤于力而以力胜。”在传统的“农本”社会中，这里的土地养活不了这一方人，需要到温州以外的地方去获取资源。因此，温州人自古就有强烈的市场意识，善于捕捉各种商业机会，勇于外出经营谋生。

　　据史载，北宋中期，温州人口总数已有12万多户。到了南宋，大量北方移民的迁入，使这里的土地资源更加缺少，许多人必须在土地以外求得生存和发展。于是，这里出现了全国最早的个体工商户：机户。这是宋代纺织业中的小型作坊或机织家庭的专称。他们以家庭为单位，生产并出卖

纺织品。

　　生存环境迫使温州人必须突破“重本(农)轻末(商)”的传统观念，离土离乡，从事工商业。于是，瓯越之地就较早地形成了商业文化，人们“富贵而不务本”，纷纷走上了经商之路。有史书描写说，温州“地不宜桑而织纫工，不宜漆而器用备”，“海育多于地产”。在南宋时期，永嘉县的商业税是全国各县平均商税的7倍多。这种悠远的经商传统和深厚的商业文化，渐渐地渗透到人们的血液，成为温州人的一种符号。有人说，温州人的头发都是空心的，每根头发里都蕴藏着商业智慧。

　　根植于温州人骨髓里的这种“商人基因”，一旦遇到适宜的气候条件，就勃发为一种经济现象。改革开放后，温州经济就发端于这种“草根层”的创业冲动，他们以家庭为单位，以血缘为纽带，亲帮亲，邻帮邻，很快形成了势不可当的商品经济大潮。温州市的一位经济文化研究专家说，温州经济像一片浩茫的“灌木丛”，是在当地独特的地域环境下自发生长的，因此具有非常强的群聚性和生命力。这就是温州经济的特色。

　　二、永嘉学派的影响

　　“永嘉学派”是南宋时期能够与朱熹理学、陆九渊心学成鼎足之势的重要学术思想流派，创始人是薛季宣、陈傅良，他们分别是现在的温州鹿城和瑞安人，永嘉是当时的州治所在地，故称为“永嘉学派”。稍后的思想家叶适(永嘉人)，继承和发展了永嘉之学，进一步扩大了“永嘉学派”的影响，在当时的学术思想界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永嘉学派”最早提出了“事功”思想，认为“利者为义之和”，主张义与利的一致性，反对道学家空谈义理。叶适是“事功之学”的集大成者，他不仅继承了薛季宣、陈傅良的事功思想，还吸收了以陈亮为首的“永康学派”和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的事功之学，逐步建立起了“永嘉学派”的事功学说体系。

　　“事功之学”的学术思想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事功之学提出了“道不离器”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主张为学务实，关心世事，反对空谈义理，认为“读书不知接统绪，虽多无益也；为文不能关政事，虽工无益也；笃行而不合于大义，虽高无益也；立志而不存于忧世，虽仁无益也”。

　　其二，在教育上，事功之学提倡学以致用为教育目标,百家之学为教育内容,勇于批

　　判创新为学风.而且,他还提出学习者要有立志、勤苦、虚心等正确的学习态度，强调“讲实理，育实才而求实用”，叶适的功利教育思想对温州人的商业性格形成起着深远的影响。

　　其三，事功学派的伦理思想是“义利双行”，即“道义”与“功利”相结合，肯定人的物质利益，“古人以利与人，而不自居其功，故道义光明，后世儒者行(董)仲舒之论，既无功利，则道义乃无用之虚语耳”，主张“以利和义，不以义抑利”。

　　其四，在推进经济发展上，事功学派反对传统的“重本抑末”思想和政策，“夫四民(指农工士商)交致其用而后治化兴，抑末厚本非正论也”，主张“通商惠工，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提倡大力发展工商业。体现出了反叛传统的务实创新精神。

　　当代的温州人在永嘉学派思想、瓯越文化的浸染下，形成独特的商业性格。

　　1、温州商人的务实之风

　　温州的重商文化源于这里的地域环境和生存状态，是由生活需要而渐变为一种心理和文化积淀。因此，务实又是温州传统文化的一大特点。“永嘉学派”所倡导的“事功之学”，实际上就是一种“务实”的生存哲学，它不作空洞的玄学讨论，自始至终追求一种价值取向：“知之则必用，用之则必尽”，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实现效益的最大化。这种强调直面现实、尊重规律、有所作为的文化传统，直接影响了温州人的心理状态和思维方式。

　　有意思的是，与叶适同时代的大理学家朱熹对这种文化不屑一顾，他讥讽“永嘉学派”说：“比如泰山之高，它不敢登，见个小土堆子便上去了，只是小。”朱熹说的固然尖刻，但也反映出了温州人一切从现实出发的务实精神。

　　温州人从不因为“小”而不为。发端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温州现代经济，就是从经营一颗纽扣、一枚徽章、一只开关开始的。实际上，温州人志在登泰山，但不弃“小土堆”，而是一步一个脚印，才成就了今日温州经济的泱泱大潮。

　　不因贱而不为。在中国，自古以来，经商被视为“贱业”，补锅、修鞋、弹棉花等缝缝补补的小生意更是贱中之最，很多人宁可饿死，也不做这些掉价、丢面子、伤自尊的营生。而温州人则不同，他们很早就突破了“面子”思想的禁锢，他们是最彻底的现实主义者。有的地方文化是宁抢不偷，宁偷不骗，宁讨不工作，而温州人则主张只要赚钱就行。在他们眼里，职业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能否赚钱才是最重要的。正因为如此，温州人才四处闯荡，以人们看不起的菜刀、剪刀、皮刀、剃头刀、螺丝刀这“五把刀”，占据外地人不屑一顾的领域，默默无言地承受着世俗的眼光，踏踏实实地赚钱，等到讥笑他们的人醒悟过来时，温州人已经完成了原始的资本积累，在更高的平台上大展宏图了。　

　　温州的经济发展模式一直是在风风雨雨中走过的，对它的是非论争有时甚至非常尖锐。但身处矛盾旋涡的温州人，却从来没有放下手中的生意，鉴别一下哪笔合同“姓社”、哪笔合同“姓资”。无论遇到什么事情，总以商人的眼光进行价值判断和取向，这是“温州模式”不倒的奥秘所在。

　　2、适应竞争环境的圆通精神

　　“通世变”，这是“事功之学”的一个重要观点。意思是说，要时时把握客观世界的发展变化，并根据这种变化和现实条件，不断改变自己的路径选择，顺势应时，与时俱进，方能求得“真功”、“实效”。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有位姓曾的先生在挤火车时跟一位长者发生口角，上车后他发现长者很健谈并且似乎很有身份，于是他就主动与长者搭话，主动道歉，并表达了倾慕之情，然后还邀请长者共进午餐，最后，长者感动，相互留下了联系地址和电话。有人问：“你怎么能想到请他吃饭，他刚刚用歧视性语言伤害过你。”曾先生笑笑回答：“我也有不对的地方。当时我在X市没有熟人，多个朋友多条路。事实证明，如果开始他不帮我，我的生意不会做得这么好，并且我们的朋友关系现在已经维持了12年。”温州人就这样很“圆通”地化干戈为玉帛了。这种适应变化、主动调整的文化精神，非常适合市场经济和市场竞争，所以具有现实竞争力。最近几年，有大批温州人冲破地域限制，带着资本和智慧到全国以至全球去办厂。为什么？他们是赶赴一个新历史机遇。

　　过去，温州有政策相对宽松的小气候，尽管他们的原料和产品市场都在外地，但企业要办在温州，这里较少行政干预，没有政策风险，适宜企业生存。现在，各地都降低了门槛，政策环境已趋同，因而他们就义无反顾，走出原来的狭小空间，要在更大范围配置资源，开拓市场。目前大约有160万温州人走出温州，在全国和全球打天下。

　　(3)学以致用的创新能力。

　　温州人善于学习模仿，博采众才，一种好的产品、好的技艺、新潮流行的事物，常常会在温州人群中迅速传播。通过温州的专业市场与温州人构建的全国流通管道，温州大量民营中小型企业以群落形态迅速衍生扩张，如水渗透。

　　三、海洋文化的潜移默化

　　温州地处我国东南沿海，瓯江下游，自古以来，既是传统农业生产大为发展的地区，又是一个贸易发达的沿海地区。温州这种区域性的商业特征，跟大海有着深层次的联系，温州文化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海洋文化。发达的海上运输给了温州人外出谋生的机会，也逐渐铸造了温州人四海为家的特质。海洋文化的潜移默化使得温州人具有了坚毅的性格，敏锐的眼光，冒险与合作的精神，从而使温州经济具有先进性和突破性，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四方面：

　　(1)温州人具有吃苦耐劳的坚毅性格特点。温州人同样具有“四千精神”和“两板精神”：即是，历尽千辛万苦，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万法，走遍千山万水的“四千精神”和 “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的“两板精神”。

　　(2)敢于冒险与闯荡，敢于第一个吃螃蟹。首先是在1876年温州被辟为商埠后，对外经济活动的频繁，西方商品经济意识形态磨砺了温州人特有的冒险、创新“温州精神”，经过许多重大变革创造了新的经济体制, 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出现了大量的地下民营经济，80年代以后，在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变迁过程中又翘楚国内，依靠企业制度创新，民营经济得到了蓬勃发展。在这种冒险与闯荡意识的支撑下，温州人在改革开放中创造了多项第一，取得骄人成绩。

　　(3)市场意识强，善于捕捉市场机会。即使是在偏远山区的农民，也喜欢把出外做生意作为赚钱谋生的重要手段，更有不少人飘洋过海到国外从事各类商业活动。在个私经济被禁锢的计划经济时期，温州人就开始通过各种变相的方式从事个体经济。而在改革开放之初，个私经济被允许一定程度发展时，温州人边早早跑到中国的角角落落钉皮鞋、卖小商品等，形成了千家万户搞经济、跑市场的局面。在短缺经济时代，温州的产品被市场广泛接受，在全国市场中占据着很大份额，稳稳占得了契机。

　　(4)恶劣的生存环境造就温州的抱团文化。

　　温州三面环山一面靠海，台风，山洪爆发等自然灾害比较多，在与自然灾害抗争中，个人的力量显得微弱，只有大家抱团共同抵御自然灾害。四海闯荡的温州人自有一种难言的艰辛，为了生存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这些四海流浪的小鞋匠、小商贩只有抱团，共御难关。抱团内敛是温州人的特质。有一个关于温州人的故事：当温州人发现越来越多国人喜欢吃螃蟹的时候，以为洋人也会喜欢，便装了一船运到荷兰，结果当地海关拒绝让螃蟹入境，温州人只好把这船螃蟹倒进了附近海域，没想到，这些生命力旺盛的螃蟹居然纷纷爬上了荷兰海岸，并在当地繁殖。温州人并没有把这个故事看作是一个笑话，他们认为这些螃蟹恰恰体现了温州人的特性，无论有多困难，温州人都要上岸，而且，温州人向来都是“抱团上岸”的。

　　在“走遍天下”的过程中，善于利用地缘关系结成彼此信任的社会关系网络，成为温州人在异乡扎根成长的重要因素，也就是他们口中的“抱团上岸”。温州人的社会网络主要由族亲、朋友、乡邻三者编织而成，这为他们的流动和迁移、就业、融资及情感沟通等活动提供了支持。有这样一种说法：一个温州人从温州的乡村到法国后，可以完全置身于法国人的视线之外。他可以在温州人开的工厂里打工，在温州人家中租房，在温州人开的小餐馆吃饭，请温州的泥瓦匠来家里

装修，请温州的电工来安装电器，去温州人开的地下理发店剃头，可以去温州人组织的、只有温州成员的基督教堂做弥撒……

　　温州人社会网络商业信息发达，有钱大家一起赚，通过“传帮带”提升弱势群体的行动力。温州商人在自己办实业的同时，还承担了另外的任务，就是将自己得到的商业信息传到家乡，然后老乡们再通过自己的实地考察，最后决定是否共同投资。在各地的温州人都一样，只要有人觉得什么东西可以赚钱，就会把这种信息带回老家，带领大家共同致富。

　　温州人的抱团精神还体现在温州新经济的产业集群与民间商会的形成上，在温州形成了以低压电器、服装、鞋革、打火机和眼镜五大优势产业为龙头的产业集群，和相关的配套产业优势，产业集群的外在规模经济性开始体现。各地在外温州人自发组织了各种民间行业商会进行行业自律、拓展市场、协调关系等方面工作，促进了五大支柱产业的形成和发展。行业自律工作：质量认证，质量检测，制订实施地方性行业技术标准，新产品

维权，同行议价。拓展市场工作：举办展览会，组团参加国际展销会等。协调关系工作：协调企业与政府关系以及协调企业之间的关系。

　　四.结束语

　　任何事物都是一体两面的。温州文化有他积极的一面，但是也有他的内伤。

　　1、抱团与内敛。我们说温州人有强烈的团队意识，同时也养成了温州人内敛的性格。表现在经济层面：家族企业多、1-2亿资产的夫妻店多，巨型经济航母少；公司治理结构家族成员多，职业经理人少。

　　2、学以致用与功利。善于模仿的学习能力成就了今日之温州，同时过于功利的思想也限制了温州人的长远眼光，温州人远期投资相对较少，对事业的长远规划相对较少。温州的产业是轻工产业，具有很强的复制性，同质化特点明显，原创性独创性商品不多。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温州经济商业发达，温州企业科研水平落后。但这种现象近年有改观。

　　3、适应性和事业心。温州人善于变通，变通品质成就温州企业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只要有钱赚温州人什么事情都做，但对专业对事业的执著品质较少。温州人把公司或项目仅仅看作赚钱的工具，这个工具用旧了，他们就毫不留恋地丢掉，不管自己为此倾注了多少心血，付出了多少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