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WTO过渡期：5年得失及未来对策实录(2)

　　主持人：下半部分的论坛邀请到的嘉宾有商业部研究院副研究员梅新育教授、北京桑德环保集团董事长文一波先生、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副会长Robert Poole先生、北京仁达方略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吉鹏先生。

　　下面进行自由讨论，讨论的主要议题有这样几个，我非常赞同建平刚才所说的观点，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不像是一个现实问题，更像是一个历史问题。这个历史问题是关于WTO的得失及未来的对策。现在我们讨论它的短期效应，恐怕为时太早，更重要的是它的长期效应。因为改革开放和WTO这两个主题，是政府在“十一五”规划里面提出来的，一定要坚定不移地加大改革开放力度。看起来国民经济和政府已经意识到我们加入WTO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了好处，这个好处更多是基于长期的效益。

　　我们讨论这样几个主题，一个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刚才龙部长也谈到了，就是关于

知识产权的问题。知识产权本来是法律专家讲的问题，但现在很多政府官员，包括大学、包括企业家都关心这个问题。有一个共识就是没有知识产权保护就很难形成创新的环境。没有一个创新的环境，企业技术进步原动力就不足，没有企业的技术进步，没有企业的技术优势，我们就很难说中国的企业具有核心竞争力，所以这是我们讨论的一个主题。

　　我们讨论的第二个主题，就是制度创新。刚才龙部长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加入WTO，的的确确是减少了政府对企业的服务成本。对企业来讲，大家都是受益的。在这里我们还要说，我们有很多行政审批，本来是许多的，但现在很多行政审批反而比较多。第二我们讨论的就是制度创新，既涉及到政府的制度创新，也涉及到企业的制度创新。怎么和WTO，怎么和国际商业规则吻合起来。

　　第三个主题，主要涉及到国际化经营，也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跨国经营。中国企业到海外投资，到海外经营，超出贸易，超出比较优势，如何在海外投资、如何在海外经营，获得竞争优势。我昨天晚上非常有幸在海尔那边上课，跟张瑞敏探讨了一下，张瑞敏对我讲，这次中非论坛对海尔可能是一个机遇，为什么？因为中国要在非洲建几个工业园，其中有一个工业园，现在

商务部希望海尔作为一个主体去建设。中非合作论坛，大家看到可能是我们对非洲有1300亿左右包括减免、包括经济援助、包括技术和经济合作，但我们要看背后，在非洲大陆上，将来中国企业能否在政府双边政策、多边政策推动下，中国企业能够在非洲建立自己的制造、加工，原材料基地。

　　接下来就是我们要交流的。大家的视角不一样。我把Robert Poole先生留下来参与探讨，刚才Robert Poole先生也说下次把欧盟的代表也请过来交流。我受Robert Poole先生的观点启发，他上次谈到联想的问题上，他这样讲，联想事件在中国反映是比较强烈的，但是美国反映比较淡。为什么呢？因为美国人认为我们已经履行了商业合同，但这个商业合同进行了部分的修改。但从本质上来讲，我们履行了商业合约，他做了政府采购，我们的调整是必要的。所以这是美国人看问题和中国人看问题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我们接下来围绕这样三个主题，这里坐的有专门研究贸易政策和贸易投资的梅新育研究员，也有做企业的，主要是做公共产品，刚才文一波先生告诉我，他没有受到外国竞争对手的压力，他受到更多的是国内竞争对手的压力。我们这里还有咨询公司的董事长。我们大家一起来讨论这样三个主题。

　　我的建议是，我们先亲每一位嘉宾把自己的观点简单地谈一谈，大概一个人五分钟左右的发言时间。然后大家一起讨论，我们的讨论非常自由，反正龙部长不在，你也可以说他。我刚才对他说，你是新洋务运动的始作俑者。但他不承认。但我看《纽约时报》上的一个观点提出现在在中国又出现了微声派和洋务派。我们怎么样去看，这个观点我也说不清楚，大家可以一起条论，也可以互相回答。那么从梅教授开始。

　　梅新育：我简单点说，今天大家谈到的话题由头是“五周年”，但我想谈到入世，我们首先要讲对于世贸组织，对于入世这件事情，采取什么样的视角看待。我们要正确评价分析这件事情，应该从原来的仰视转成平视。我们在入世炒得最热烈的时候，那时候我在武汉大学读书，那时候对入世有一个深刻的体会。但现在时过境迁，我们看是否把入世炒得太过头了？是否仰视得太过头了。

　　我们不妨把世贸组织和国际足联比一比，这两个部门谁管的事情多？谁管的事情大？国际足联不是就管的就是二十几个壮汉和他们一起抢得一个皮球吧，世贸组织管的是全世界四五十亿人，整个经贸会议组，毫无疑问是世贸组织管得事情多、事情大、事情更重要。可是世贸组织的预算还不如国际足联多，这样的一个组织，就是我们抬举他，他有那个能力，建立了强有力的国际经贸规则，并且使所有的国家都遵守。特别是让一些大国遵守。

　　我想，我们入世五年来的感受，经过入世五年来的亲身体会，也应该对世贸组织从仰视的角度改为平视。在去年多哈回合香港会议开幕前夕，龙永图先生曾经感慨，中国人对世贸组织丧失了热情。我觉得是这么回事，我不认为世贸组织对我们没有用，世贸组织对我们非常有用，我们非常需要。但是那种降温有一部分可能是对前些年炒得过火向理性的回归，也有一部分是前些年炒得过火有一些反弹。

　　第二，对中国入世这五年来中国企业和中国宏观经济的表现，我想，应该是打一个相当高的分数。无论是出口增长还是加工贸易的比例，甚至从贸易争端都可以看出来，我们贸易伙伴认为你有能耐成为他们的竞争对手才和你争端的。原来和我们争端的是什么产品？什么形式？只有反倾销，非常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产品。

　　但现在争端的是，从工具到整个经济体系的情况发生争端，从劳动密集型商品到技术含量相当高的电子产品。我相信日后不会太久，我们也会看到Robert Poole先生的国家可能会有一些企业向我们汽车商发起这样或那样的争端。从贸易争端的发展情况也可以看出企业这五年的发展，可以打一个较高的分数。

　　但随着时间和形势的变化，它原来成长，任何企业、任何国家的成长都不是线性的，原来的问题会随着时间的变化逐渐暴露出来。以前是我们成功点，在日后变成的形势和环境下，可能会恰恰成为我们失败的因素。在这里我们面临的是什么变化呢？我们高度依赖的可增长方式是否可持续？全球经济的形势已经作出了解答。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建立在什么基础上？

　　原来的答案很简单，就是建立在廉价劳动力的基础上，为了保护廉价劳动力的优势，我们一些政府豁出了他们的名声和形象。但现在廉价劳动力的竞争优势我们是否能够持久？可能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我们农村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它的形成来源于农村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但是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还有多少？农业部给出的数字是1.5亿，但这个数字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我们的企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的企业，他使用劳动力是非常挥霍，非常浪费，只用18岁—40岁的人，达到40岁就成为一个废人，真正可用的劳动力有多少。

　　前段时间财政部把我们这些人召集起来，为宏观调控的情况召开了一个会议，会议上发展中心农村部的部长韩俊发表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报告，他说了一句话，给我们在座的人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象，走遍全国村庄，给人的感觉，这些村庄人口的结构就像经历了战争一样，见不到20岁的年轻男性和年轻女性。

　　我们还是要把核心竞争力定在廉价劳动力上的话，第一从劳动力的供求上就是不可持续的。如果要从经济模式转型，不过分依赖出口，而是从过分依靠内需来说，这种廉价的劳动力模式是压缩内需的，也是自相矛盾的。转向技术方面我们的人力资本积累是非常惭愧的，不仅是没有增长，在某些方面反而是倒退。

　　我原来是学机械出身的，早在80、90年代的时候，国家劳工组织的亚太区的主席说了一句话，中国不乏优秀的技术人员，但缺乏优秀的技工。现在这个情况还是非常严重。

　　江苏是我们国家名列前茅的发达省份，但江苏做了一个统计，全体就业工人里，技工技术水平比较高的达到了多少呢？技工占全体工人的10%，技师占千分之8.7，高级技师占万分之8.7。而如果想要把它改变，把核心竞争力从廉价劳动力转移到技术进步上面来看，不仅是要技术人员，而且是要优秀的技工，而这些优秀的技术人员和技工，他们想要有能力培育自己的人力资本，这需要相应的报酬水平。

　　在这个情况下，在企业的成长当中，企业要对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进行转型，而我们的政府需要为企业的转型和成长创造良好的环境。在这里就涉及到了各国之间，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关系，我不否认世贸组织的基本原则是国民待遇原则。但是有一个隐含的前提，任何独立主权国家，它制定经济政策隐含的出发点必然是内资本国和本国国民优先的。

　　在这样的隐含前提下，为了让世界各国对外资企业、对外国国民的待遇有一个起码的待遇标准。这才有了制定世贸组织的规则。如果我们把制定经济政策的出发点制定在外资、中国的国民、中资企业的待遇是一样的，把这个作为一切利润的出发点的话，那我想我们完全错了。

　　我不认为我们是世界大同，我只承认这样一个现实。现在民族国家是世界经济竞争的基本单元。作为政府工作人员，毫无疑问，要以国家利益作为思考的出发点。当然，我并不主张在外资企业准入方面搞保护措施，我们在必要的时候也需要通过开放，给国内的企业增加压力，施加压力让人进步。但第一条施加压力，压力促使人进步，这样的做法不能仅仅适用于中国，我们的贸易伙伴，特别是发达国家的贸易伙伴，他们也需要采用这样的策略。

　　在这点上，我很遗憾地看到，像美国、欧洲一些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表现，我们早在改革开放“N年”以前提出不找市长，找市场的口号。可是在很多美国和欧美的产业当中，我们看到的恰恰是不找市场、找市长、找州长、甚至找总统。如果是这样的话，要通过国际竞争的压力来迫使自己调整，这样的原则不能仅仅适用于中国，我们的贸易伙伴也应当适用。

　　第二，在这种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带来的竞争必须是平等、公平的竞争。我不否认，比如说像美国，他对外资金融机构的准入条件相当宽。很简单，在美国的金融业是全世界最发达的，具有竞争力。但中国不一样，中国的金融业是全世界最发达的吗？是全世界竞争力最强的吗？不是。就好象我们中国的纺织业和制鞋业，就像我们不会限制外国的服装、鞋子进口一样，但我们的金融机构不是世界上最强的，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考虑。

　　通过外来压力促进内资企业的发展，增加我们内资企业的活力，它不等于要让我们的内资企业不平等下保护。

　　主持人：您的观点就是需要保护。和龙部长的不一样？龙部长说，要外在压力，内在动力。您的意思是转不过来就麻烦了。

　　梅新育：对。但我强调的是要有一个平等的。

　　主持人：您所说的平等是什么概念？

　　梅新育：我不谈国外市场了，先说国内市场，像龙先生和Robert Poole先生刚才解答到外资并购的问题，商业部不久前发表了外资并购的新规。但为什么要加强这个规范？在原来的外资并购的旧规则实在是太简单了。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条件不平等的非常突出。有一些地方很明确，我参与竞购的只是外企，我想中粮的林先生深有体会。当河南省要把双汇挂牌出售的时候，林先生第一时间得知，第一时间派人，结果是第一时间碰了一鼻子灰，我们只找外资。像这样的情况还不少。

　　文一波：我是搞环保的，WTO对我们来讲太深奥。我们这个行业可能20年之前就已经加入WTO了，中国的环保产业、中国的水污产业，过去只有外国企业可以做，中国企业不能做。刚才梅教授也说到，现在我们上海的水务，浦东是卖给法国的威立雅，原来说浦西只卖给法国的“苏伊士”，他就指定，连谈都不让谈，他只卖给外国人，为什么不卖给中国人呢？你还不用说WTO要保护谁，他连机会都不给我们。

　　主持人：洋务运动。

　　文一波：龙部长讲市场经济竞争也好。五年之前我们企业很幼小，国内的环保企业也是很多，中国的环保企业2万多家，数量还是很多的，没有任何人研究企业要不要保护，没有人提过，其实我们行业挺大，企业有两三万家，产值规模有几千个亿，接过中国人的市场外国人在做。

　　梅新育：这个原因很简单，因为不少地方政府为了创造良好投资环境，对企业的环保完全是放任不管的。

　　文一波：不光是放任不管，也是在管，其实是有一些投入的，有一些投入是优先给外国人在做。还没有说给中国有一些保护。

　　主持人：法国现在有的已经撤了，已经亏了，好象已经撤了。

　　文一波：没有。环保做得好的还是跨国前二十名的企业，包括美资企业，在中国都很猖獗的。他们只要好的，只要大的，一般有什么东西都不要，就选择最好的公司要。

　　王吉鹏：刚才龙部长说消费者最无关键，我是一个消费者，我谈两个观点：一要面对现实。因为我做管理咨询的，天天跟企业老总打交道，为什么把企业卖给外资，最实惠啊，因为能够拿工资，搞退休。你卖给民营企业，说国有资产流失。卖给国有企业，说你换汤不换药。

　　我们要面对这个现实，刚才Robert Poole先生谈到美国银行进入中国七家，网点远远国有银行、农业银行。“狼来了”，来得有多狠，你根本想象不到，我刚从江西回来，在江西吉安市，他们强调要开一个麦当劳开分店。我觉得在我所认识的企业老总，绝大部分人属于外资银行，我们就不去他那开会。

　　为什么？不是我不热爱农业银行，我在农业银行也开户，实在是你们不爱自己。你们自己不爱自己没办法，我一定要弄到外资银行。到时候不是他想不想开业的问题，是大量的业务存在，是你不得不开业。面对这样的现实，肯定是有好处。改革开放、WTO给我们带来很多的益处，但是我们还有更多要面临的问题。

　　第二面向未来。因为都是人，我们中国人不缺聪明、不缺干劲，关键要争气、要实干，坐以论道不如其而行之。我记得教育我儿子打架要像老虎一样冲过去不要怕死，每次都会赢，当然不要盲目地去撞墙，那肯定是找死。

　　主持人：我作为主持人也作为参与者讲两个观点。98年荷兰瑞士银行收购国内一家保险公司，他的一个老板我请他到学校交流，为什么收购？他给我举一个例子，说如果我们在中国卖保险，因为我们是外国银行，中国人很多会买，而且买保险很多都是买来送礼，我买一份保险给局长、给厂长、给总经理买一份保险，我送给他。

　　因为外国银行跑不掉，如果买中国银行的东西能查得着。他说这个市场都是高端市场，非常可观。这是他讲的第一个观点。刚才Robert Poole先生的观点说美国银行都没来，就来这么几个，一大堆都没来，我觉得不着急，慢慢都会来，主要是有市场。从这个意义上，这是客观存在的，存在就是合理的，不能说存在是不合理的，一定有合理存在的理由。这是我讲的第一个观点。

　　第二个观点，刚才龙部长没讲完的新洋务运动，我来讲，龙部长说不听外国的音乐，不对。他特别喜欢听“休特曼”唱的歌，他说这首歌非常好听，因为我在青岛陪他的时候，他说我就喜欢听他的歌，当然他说不喜欢听，可能不好意思说。

　　这个新洋务运动，在技术上跟人家比较是没有办法，这个其实不可怕，最可怕的是在精神上也被人家打败。传统的洋务运动，说东学为体、西学为用，我的真实不能丢，我在技术上可以用你的，大家明白我说的意思吧。新洋务运动成为所谓的西方发达文明的“奴隶”。

　　我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我在经贸大学现在写文章用汉语写水平不行，要用英语写，而且要写到什么呢？写SCI收，SCI是什么呢？就要写到这个水平，写老八股不行，还写洋八股，我也很困惑，我也是搞学问，要不要这样去做学问，因为我已经四十了，我原来那样做学问，现在要改路线这样做学问。我觉得我受两种文化的困扰。我今天提这样的问题，当然我希望Robert Poole先生能够回答我的问题。你如果没听明白，我慢慢给你解释。他的口语水平和理解能力跟我们学英语一样，看得懂、听得懂就是不会说，他也是这样，听得绝对明白。Robert Poole先生也有两个小问题。

　　Robert Poole：谁去国外，我建议你可以装傻。我先提两个小观点，第一个是在竞争力方面的观点，我在80年代在纽约工作的时候，美国一家大银行，刚刚把存款利率放松了，竞争突然很厉害，花旗银行有一个广告，你在我们银行里排队时间不会超过五分钟，我们对消费者有这样的承诺。当然，他在里面加了一些服务员，有成本的变化。过几星期，大通银行又登了一个广告，你在我们银行等待的时间不会是4分钟了。所以这点 我们也可以理解，我们银行的服务还可以进步。

　　第二，很典型的市场经济改革的好处，两家银行都是赚钱了，把竞争水平提高了。

　　还有就是外国公司的问题，我有一部分个人看法，我是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我们谁不愿意买到好的进口产品，能买巧克力的话，我们在美国看美国巧克力，或者是瑞士的，我们更愿意买瑞士的巧克力，因为它好一些。有一些美国公司，知道它质量好，售后服务和国内的企业不一样，或者是你给别人买礼物。你说，你看，我给你买了一个好东西。我们怎么能说这是不好的。

　　所以说，国内需要逐渐达到那样的水平。我小的时候，在美国戴一个手表的标志是“台湾制造”，我们原来认为台湾制造是一个讽刺的意思，你又买了一个不好的东西。但过了十年、二十年，台湾制造又是好的东西了。台湾的电子产品很好。所以你现在在美国看到台湾制造的东西，不会是不好的。所以我认为我们可以走这样的路。

　　主持人：你可以回答我的问题了。

　　Robert Poole：你的问题刚才超过五分钟，短一点。

　　主持人：我的意思是，我们中国的改革派不是认为技术上西方的最好，而是在精神上已经被小布什给俘虏了，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他很崇拜。

　　Robert Poole：(英文)

　　主持人：我刚才说的龙部长在这儿我也会说，龙部长走了我也可以这么说，我觉得龙部长给我的印象，我听过龙部长五遍的演讲，所有的东西都要通过开放解决。我认为有的可以通过开放解决，有的通过开放是不能解决。我们嘉宾解答不了的，在座的各位不妨也能回答问题。

　　提问：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宣传的基本国策就是改革开放。因为改革开放，使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获得了极大的发展，这点举世瞩目。所以对于开放的有些微词，我个人认为开放肯定是好东西，开放虽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但如果所有的措施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开放还是最好的策略。中国历史上有一个典故“夜郎自大”，他的思维观念就是站在本位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实际上在中国历史上，所有发达的王朝也都是开放的，比如说像开元盛世，他用当时的技术和交通手段，力所能及的范围做到扩张和交流。包括唐三藏取经。我想要使一个国家文明、一个单位、一个团体的发展，不仅要看到先进的优势，外部的好的东西一定要汲取。我认为龙部长所说的开放，我个人很赞同。我认为中国的开放还不够，开放所得到的文明，开放所得到的经验，以及世界观的东西，还远远不够。

　　今天的论题“五年得失及未来对策”，我认为有一个极大的缺陷，对于在执行中国加入WTO所存在的问题到底有哪些是致命的，不探讨致命的，不探讨对策，实际上不利于完全执行WTO，完全使中国的企业以及中国大多数民事主体在这个舞台上得到很自由的发挥，虽然我非常钦佩各位专家，但我认为今天的探讨不是很深。我认为尤其应该大肆宣传改革开放，自由的市场经济。谢谢。

　　主持人：这个问题不用回答，这是一个观点。

　　王吉鹏：我想回答一下，第一，探讨这个问题是要探讨的，但要分人。至少我不需要探讨，文总也不需要探讨。我们专家学者和官员探讨是责无旁贷。梅博士也探讨，Robert Poole先生要探讨，范老师也探讨了。我们作为企业执行政策就可以了。

　　第二，我们探讨改革开放是好的，改革开放是形式，不是目的。我们不是为了改革开放而改革开放，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有的人谈到把自己全盘西化了。我现在穿着西装，很多人穿着短装。我们华夏民族不是穿这个，大家到河北邯郸去，我们胡服骑射，是引入两节衣服，这是外部来的。它不是为了穿着好看，而是为了增强战斗力。我们改革开放的目的是什么？一方面引入外界的先进生产力，文化本身没有先进和落后，因此我对先进文化的代表很疑惑，文化本身没有先进和落后，没有文化来比较的。就像在企业内部是一样的，我们在企业内部有职位的区别，没有人格的低下。我们中国改革开放也是这样的，它的生产力先进，社会物质文明发达，并不代表价值观也发达。所以我们要把好的东西，刚才范教授讲到“东学为体、西学为用”，除了技术应用以外，它的好价值观也融入到我们的价值观当中，来发展我们自己经济，同时发展我们的精神文明。

　　梅新育：关于开放的市场化，我想讲一讲，刚才王吉鹏讲到不是为了开放而开放，这点我很赞同。开放是为了我们从中受益，但开放的过程中，有一些开放是需要一定的前提条件的。开放可能带来的利益也有潜在的负面，如果我不做好前期准备，让它具备相应的前提条件，那么这个开放是不会做好的。它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可能比正面效应还要强烈。在这里，因为今天在场有Robert Poole这样的美国朋友，而且是做美中贸易对话的。我想讲，在美国方面，对我们提出的一系列的开放要求，从长期来看，我不否认，确确实实要开放，但从短期来看，可能有些条件还不具备。

　　比如说，美国方面对我们提了，像政府采购，在欧盟方面也提了。但是，我想说实话嘛，也不怕家丑了，我们看到国内有在对外经贸方面的商业贿赂是非常严重的，我看到有的材料说，我不知道是真是假，中国百分之六七十的商业贿赂案件与对外经贸有关。在这种情况下，现实的案例当中朗讯、德普这么多美国跨国公司在中国陷入贿赂，而且最终不是中国方面揭露出来的，是美国方面揭露出来的。在美国方面揭露出来很长时间之后，中国方面还没有什么处理动静。如果在这方面，我们贸然地开放政府采购市场，它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一个负责任的政府领导人，它会不会冒着政府败坏的风险，换取仅仅是一个开放的名声。

　　文一波：我们国家现在没有开放的工程建设里面，没有一个项目没有贿赂的，这是一样的。它有贿赂，并不一定不能发展，也一样可以发展。

　　梅新育：如果是腐败的收益，国外追回来，还是比较容易的。你看赖昌星那位老兄，多少年了，抓回来了吗？没抓回来。美国提出来的要求，相互之间是矛盾的。像刚才Robert Poole先生刚才的演讲，我觉得Robert Poole先生是一个恪尽职守的好同志，他的工作做得非常好，汉语学得不错，向我们宣传的也很有感染力。向我们宣传金融服务业部门开放程度，讲得很好，但我思考这样一个问题，美国方面说我们一个麻烦，说我们内需不足，需要扩大内需，好增加从美国、欧洲进口。但金融部门的开放，放到外资，特别是发达国家的金融机构进来，这些金融机构无论是别的国家还是我们国家，以往的做法来看，它不是促进收入分配平衡，而是促进收入分配更加不平衡。这对于我们内需是没有好作用，反而是负面作用。美国还有一些其他要求，对中国提出的要求，相互之间也存在类似的相互矛盾的地方。所以需要中美双方能够平心静气地探讨。

　　主持人：我们的时间有限。下面提一个问题。完了，我再简单地做一个总结。下面提最后一个问题。

　　提问：请问Robert Poole先生，刚才讲到人民币汇率对美元的升值问题，人民币兑美元到底要升值到多少？期盼多少？但我一直搞不懂，为什么美国政府，它的研究机构为什么要期望人民币要达到他们期望达到的值？他期望中国政府干预，本身WTO的规则就是政府不介入经济上的事务。这本身就是一个自相矛盾的问题。我觉得人民币是否升值，实际上是根据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来决定的。而不是要让中国人按照美国人的期望达到什么因的标准，我想知道Robert Poole先生的观点。

　　Robert Poole：他们大概有两个立场，一个是按照国际世贸组的看法，货币的价值不应当由中央政府控制，如果已经有市场化的话，美国参议院不会乱说的。因为他以为中国政府控制才有抱怨和发牢骚。第二，他为什么希望升值呢？主要是在美国的一些小企业，因为失业的问题，比如说做家具的行业，已经过了不好的日子。因为中国进口多了，很多人失业了。他主要是保护公司劳动力方面的问题。

　　主持人：由于时间关系，我现在做一个总结。这个主题是很多有智慧的人命的题，“五年得失及未来对策”，我也是主题的参与人。当然要很感谢彭老师和《经济观察报》的黄院长他们是主要的策划，龙部长的批评，主要是他们俩，和我没关系。我想关于未来对策，如果是一个4岁的孩子问我，我长大干什么？我会给他一个很精神的回答，孩子，干什么都可以，将来什么都会变。但是一个35岁的人问我，范老师，我下一步要干什么？我给他的回答一定不能是精神性的回答，要是从逻辑上的回答、理性上的回答。为什么？一个35岁的人已经很有经验了，这就是我要说的问题。我们说未来的对策，我们不能用精神来回答，一定要用理性和逻辑来回答。就像王董事长讲的、文一波总经理讲的，我们要用实干来回答。这大概就是我们未来的对策。

　　得与失，我简单地想了一下，也是把大家观点综合了一下，我刚才也是为了争论而争论才提出的问题。我们五年的得，得到的东西是什么？我们主要学会了全球化，全球化的观点，全球化对我们的影响。或者进一步说，我们学会了从月亮上看地球。这可能是我们比较大的“得”。

　　我们现在的不足是什么？我倒不说我们失去的是什么。也就是说，我们对开放的认识缺乏深度。我认为缺乏深度是缺乏睿智、缺乏智慧、缺乏眼光。我们要把中国的人文精神融合进去，我想这是我们正在失去或已经失去的，或者说我们不足的地方。我认为真的不足的话，第二个观点，我们对人才认识还不到位，我们在资本的推动下，制造业、技术、人才全方位地流动。但我们中国的企业里面，为什么不能雇佣一批外国的工程师，为什么不能雇佣一批外国的人员呢？比如说我所知道的，在德国就有一批非常高级的技术人员退休了，他没有事做，我们能否把他聘过来。我们要真正从西方引进资本和制造业的同时，要把技术和人才也引进来，所以我们对人才的观点尽管有认识，但认识得还不够。一个最大的例证，我们将近有40%的大学生找不到工作，我们正在浪费自己的教育资源，浪费自己的教育投入。我们不能说失去，只能说我们认识得还不够充分。

　　今天的论坛，龙部长已经走了。非常感谢龙部长能够参加今天的论坛。也非常感谢Robert Poole先生对我们商学院一贯的支持和帮助。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梅新育教授、文一波董事长和王吉鹏董事长，谢谢大家参与。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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