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孔子”还是输出“章子怡”

　　第三届华人精英会之南京论坛之名士沙龙

　　凌云--华人精英阐释中国软实力攻略

　　主持人

　　向熹|南方周末报系执行总编辑兼 《mangazine.名牌》 杂志主编

　　出席嘉宾

　　孙震|台湾大学前校长、著名经济学家

　　江岷钦|台北大学公共行政暨政策学系教授

　　王绍光|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教授

　　杨锦麟|香港凤凰卫视时事评论员、著名专栏作家

　　盛瑞生|中国平安保险集团品牌宣传部总经理

　　孟非|江苏电视台城市频道著名主持人

　　撰文、整理/黄惊涛 图片摄影/陈德生

　　背景：5月20日上午，2006年度文化盛事-第三届华人精英会的嘉宾，包括有前台湾大学校长孙震、著名评论家杨锦麟、香港中大王绍光教授、台北大学江岷钦教授、著名主持人孟非等重量级精英人物，来到了南京著名会所1912涵碧轩，举办名士沙龙。

　　气氛轻松、布置高雅的名士沙龙，引发了嘉宾谈话兴致，妙言高论精彩不断。话题从不久前“姚明、章子怡，比孔子更有传播效果。要像重视孔子一样重视章子怡，中国文化才会有未来”开始，嘉宾们从中美文化比较、民族心态、大众传播需求、两岸三地语境等多个方面，做了精彩的争辩。精英集中对中国文化如何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如何为中国硬实力的增强，做了深入探讨。

　　前序：就在第三届华人精英会以“软实力与硬实力”来探讨中国如何向国际进行品牌输出和文化输出之时，北京大学教授张颐武一句“一个章子怡抵一万本孔子”的论断引起了舆论的强烈反弹。“一个章子怡抵一万本孔子”的言论，不管是因为张颐武的刻意强调或表达上的“语不惊人死不休”，还是媒体在传播过程中有意或无意抽取掉具体话语情境的曲意理解，这句话都因为产生于中国正着力于打造自己的“软实力”、正急于树立自己能够向世界传播的“中国形象”而又找不到传播的有效方式的“焦灼时期”，而击中了众多中国人的情感软肋。深沉厚重的孔子与轻歌曼舞的章子怡到底哪一张面孔更能代表中国，更能为世界所了解、接受，中国软实力的内涵、中国软实力的有效传播方式到底是什么，成为精英会主题论坛之外所举办的“名士沙龙”上另一个可以阐释、可以论争的话题。

　　江岷钦：章子怡是“一朝风月”的炫耀性财富，而孔子是“万古长空”的耐久财。

　　我并不认为一个章子怡能抵一万本孔子。虽然，在整个社会世俗化的过程中，从过去的精英慢慢地走向平民化，一定会出现这种“一个章子怡抵一万本孔子”的错位情况。中国过去的传统价值观排序是士、农、工、商，“士”就是精英的角色，“士”通过对知识的汇集，然后通过所谓的二阶段性传播，让普罗大众来接受。现在的情况是人人可以发言，人人可以表达意见，这加速了整个社会的世俗化过程，可是我们应当看到，一个社会之所以能够保持它的核心价值，还是需要精英分子，当然，有人会开玩笑说“孔子公不如孔方兄”。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章子怡代表的是一种炫耀性财富，或者说是奢侈性的消费，但是她的替代性会比较高。我不是说章子怡不够好，她非常地优秀，但是章子怡容易复制，通过美容技术，通过演艺界的推陈出新，就可以使另一个“章子怡”产生。如果把她的事业当成是一种商品行为的话，那么这种商品的生命周期不会很长，而孔子历经一两千年却还存在。

　　比较而言，章子怡属于一种现代型的炫耀性财富，在衣食已足的条件下，她表征着一种不是那么必要、但是可以炫耀自己的身份地位的消费型财富。可是孔子不一样，孔子是耐久财：不管你怎么去使用他，他都不会减损；他甚至是一种公共财，是全体中国人所共有的。这种财富，也许你去使用它的时候，在短时间内会感觉不到它的炫耀性的内容，但是它能够滋润你，能够使人心沉淀。

　　司马迁在 《伯夷列传》 中得出一个结论，他说：“同明相照，同类相求。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同明相照”，就是同样的光明会照在一起；“同类相求”，就是精英跟精英、名士跟名士聚在一起，—像我们今天开玩笑说，我们今天七个参与“名士沙龙”的人是“新竹林七贤”，七个人“闲”在这里没事做，就来清谈一下。—云跟着龙，风跟着虎，而圣人作为一个典范，万人万物就会追随。所以我认为，在整个社会的世俗化过程中，士、农、工、商的传统价值排序被颠覆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孔子公”会不会必然不如“孔方兄”？在价格上，是这样的，可是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价格”虽然很重要，可是“价值”恐怕是无价的。

　　另外我们知道，在演艺圈，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所有这些明星，他们不是恒星，而是流星，虽然很闪亮，虽然流星划过天空会有多久我们不知道，但是它一定会过去；可是恒星不一样，“万古长空，一朝风月”，—恒星也就是孔子，他永远在那里。基本上，在一个社会里，在我们的人生道路上，能够指引方向的，是恒星。我们不会看着流星去决定我们行走的方向，而是看北极星。

　　孔子就像是一杯开水，透明、清淡，喝起来不一定是那么灿烂，而炫耀性财富则像可乐，五颜六色也非常好喝，但是哪一种对身体有好处呢？我觉得还是开水，而不是那些灿烂性的饮料。

　　我认为，炫耀性的财富我们并不排斥，就像流星划过天空，我们都会发出赞叹的惊呼，但是留下来的，会是恒星，会是耐久财，会是孔子。

　　杨锦麟：从中国软实力的输出、中国形象的确立方式的角度来看，张颐武的观点有他的合理性。

　　我认为把孔子作为“耐久财”没有人会去质疑。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经过批孔、打倒孔家店这样一个过程，在德先生和赛先生兴起之后，我们才发现，孔子原来也是“耐久财”。我很欣喜地看到这种文化价值的认同和回归。

　　张颐武教授有关的论点，以我个人从传播的角度来理解，他并不是说孔子的价值比重逊于章子怡。我相信，他是指，在中国试图向世人宣示一个新的“中国形象”的营造过程中，在试图让西方社会、让西方的普罗大众来认识中国的时候，也许章子怡会比孔子来得更直接。这个论点，牵涉到我们更容易被别人所认识的新的中国形象是什么的问题。在过去西方媒体的笔下，中国人的形象很大程度上就有那种满大人、猪尾巴或者苦力的形象，冷战时期，中国人的形象也被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扭曲。到了改革开放之后，随着苏联的解体、柏林墙的倒塌，而中国居然有这么长久的发展，在这么一个大时代的背景之下，中国要实现和平双赢，它也在开始琢磨自己软实力的输出、软实力的内涵和软实力的包装问题。

　　结束“文革”之后，中国的经济爆发了，但是它的价值观却也被摧毁，经济的高速增长并没有带来人的道德价值的提升，中国进入了一个道德沦丧、价值失衡的时期，冯骥才先生把它称为“中国病”，而这场病来得太快。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在西方用了几百年的时间，而中国的经济积累却只用了不到三十年的时间，它的财富的积聚程度超乎我们的想象，它拥有全世界超过8000多亿的外汇储备，它拥有“世界工厂”这样一种称号，它拥有那种足以让世界折服不已的勤劳、坚韧和创造力，但是就是这样一个中国，在西方社会里，在国际媒体上，它的形象是什么？这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

　　也许，当孔子重新回到我们的“耐久财”或“永久财”的位置上来的时候，我们会感到很欣慰，这其实也是中国新文艺复兴的一个发轫。我认为两岸三地的中国人，已经在孔子这里找到了一个共同的认同点。但是，当外界在把“孔子”与“章子怡”作简单的对比的时候，我一直在思考：当一个西方人尤其是一个带有偏见的西方人，在接触中国文化的时候，他可以触摸、可以接受的形象是什么？当我们的政府没有办法给出这个答案的时候，我们有些灿烂的流星就已经出现了，像章子怡、巩俐、张艺谋。在今天的美国人眼里，姚明的形象就代表了中国人的形象。一个高大、能够进入美国主流社会并为其所接受的YAO，它可能就取代了当年满大人或者苦力的形象。如果没有“文革”十年浩劫的结束，没有改革开放，姚明就不可能出现，姚明可能就会终生老死在中国的哪个球队里面，他也就不可能告诉世界：今天的中国人也可以跟西方人一样的棒。

　　这里面牵涉到一个“中国形象”的传输方式的问题。如果我们的传输方式找不到，如果我们只是依靠在全球的那40多家只教外国人学汉语的孔子学院，那么我们就不可能展示出我们的软实力，在这一点上，我们远远不如日本的动漫，远远不如韩国的“大长今”。我们没有一个固定的品牌。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待章子怡现象和张颐武教授这样的感慨，我认为有它的合理性。

　　王绍光：不能仅仅只用两千多年前的水来浇灌我们今天的土地，文化的活水需要互相灌济。

　　张颐武教授讲这番话一定是有他的一个场景的。实际上，最早提出“软实力”这个概念的美国教授约瑟夫·奈，他当年也说了跟张颐武差不多的话。因为他在讲美国软实力的时候，也并没有把杰斐逊、潘恩等人提出来，而讲的是麦当娜、好莱坞的电影，讲的是迈克尔·杰克逊的音乐等等这些流行文化。他当然没有说得那么直白，没有说迈克尔·杰克逊就比杰斐逊更厉害，但是他的潜台词是一样的，就是你这个国家在外面可被接受的形象是什么。像一般的美国人，要他在地图上找到中国在哪里都很困难，那要他去知道孔夫子，将是难上加难。不要说一般的美国人，就是美国的教授也很少知道孔夫子说了什么，他代表着什么。

　　张颐武讲的“章子怡”，应该不是指章子怡这个人，而应该是指一代新的中国在海外所能被接受的形象。全球有40多家的孔子学院，主要是在教外国人学习中文，那也是非常重要的，虽然他们不是在教孔夫子的那些说法，但是慢慢可以过渡到去教外国人认识中国文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孔子与章子怡是没有矛盾的。

　　中国的文化传统，不是只有一个来源，而是有好几个来源，孔夫子只是我们的思想资源之一，而一种文化需要的是常流常新，而不是一潭死水，如果只用两千多年前的水来浇灌我们今天的土地，这是不太可能的，所以在流行文化和经典文化这两种文化之间并不一定产生矛盾，它们可以互相补充。中国软实力的形成，中国在全世界的形象，如果这两者都有的话，将可能会更好。

　　江岷钦：要章子怡去折射出一个孔子的形象，这对于她的美来说是太残忍了，我们需要去寻找到一种使古典变成现代的包装方式。

　　我同意张颐武的讲法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为什么当我们提到一些深沉厚重的国家比如德国，你不会想到它任何的流行文化，而是想到康德、歌德或者是费希特。我认为一个深沉厚重的思想巨擘，如果能够通过适当的包装，那么古典也可以很现代。我们并不一定要请现代人像章子怡来做代言，就算她能够代言也不一定能够代言孔子。如果要章子怡去折射出一种深沉厚重的形象，那么对于她的美将很残忍，她只需要活得真实，章子怡要不要折射出孔子的形象，我觉得还是不要也罢。

　　章子怡塑造了一个新的中国形象，或者说是传递了华人的文化，她是一个很成功的表演者，她也有她的文化内涵，可是我想，如果在传统刻板的形象之下能做突破和颠覆的话，进行新的形象包装，我想会更完美，而用“一个章子怡胜过一万本孔子”这样的论述，这对我们这些活在这个深沉厚重的国度里的人还是会有一定的伤害的。流行文化毕竟是短暂的，深沉厚重的文化则不然。我们想到德国就会想到康德、黑格尔，想到马克思这些带有深沉厚重文化色彩的人，这就是德国可以传播的软实力。要把一颗恒星的光放在一颗流星上去，使其发光，然后引出更多的恒星，确实是手段之一。不过行销的方式还有很多，我们可以去寻找那种使古典转成现代的方式。

　　孙震：经典的文化价值，通过通俗易懂的形象传达，比经典的直接表达要更容易为人所接受。

　　章子怡不是一个简单的现象，而是一个集合的形象，她代表着一系列的东西，最后才形成章子怡这个人。在传播程度上，是“经典”常常有人“讲”，但是就是没人去“念”，而诗词却是人人都念，在念的时候你的人格就不知不觉地已经受到诗词的影响了。同样从传播上来看，诗词又不如戏曲和小说。中国自古以来，绝大多数不识字的人，是念着 《论语》 来确立他的人生的价值的，是念着诗词来得到的，还是看到戏曲得到的呢？—他是小时候看到那些舞台上的戏，来确立他人生的价值的，而那些演戏的人就成了他崇拜的偶像。

　　孔子说“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孔子没有长篇大论，他觉得一套空话、一套理论和原则，还不如见诸行事。我常常讲，关公一千年来为什么受到这么多人的崇拜？像我们台湾，如果把关公这个偶像拿掉了，那么台湾的宗教就少掉了一半，如果把妈祖再拿掉，那另一半又不见了，这样台湾人也许就会无所适从了。关公成为一个偶像是因为 《三国志》 呢，还是因为 《三国演义》呢？—是因为 《三国演义》 。 《三国演义》 所塑造的形象的那种代表性，已经远离关公其人了，是另一个偶像的崇拜。还有，像我们对诸葛亮的崇拜也是一样，诸葛亮如果真的那么能呼风唤雨、神机妙算，那为什么就不能使蜀国统一天下呢？—因为罗贯中塑造了一个理想的典范。你觉得这个典范了不起，其实了不起的是这个典范背后所代表的那种文化，而非其本人。关公和诸葛亮其实是成为了一个集合的形象，是我们把很多传统的文化价值附加在他的身上，通过偶像，通俗易懂地传达了传统的、经典的文化价值。

　　孟非：我们要在大众文化中多注入一些经典的东西，同时大众文化也可以转化为经典。

　　孔子与章子怡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如果要我来回答这个问题，我认为孔子与章子怡最大的不同在于，一个是可以消费的，一个是不可以用来消费的。我想张颐武在讲章子怡的时候，那个章子怡不是指的一个个体，而是指的以她为代表的一系列流行的公众人物。章子怡只是一个符号，一个“代数”，而孔子可能指的是一个个人。在先秦的学术人物之中，没有一个人能像孔子一样对今天我们中国人的文化性格产生那么大的影响，像温良恭俭让、礼义仁智信等等这些价值，都是孔老夫子留下来的。由于统治者的利益需求，孔子在历史上的地位经历了不同的变迁，但是孔子作为一个思想家，他在两千多年里经受住了考验。

　　面对德国，我们想不到很多的流行人物，想到的是一些思想家。今天我们中国如果希望被世界了解的话，那么到底需要的是哪些符号？2004年我去希腊，接触到很多希腊人，我问他们对于中国了解多少，我听到最多的答案是成龙、毛泽东。章子怡为什么这么红？我不愿意把她理解为一个个体，因为章子怡就算在艺人当中，也很难算得上是德艺双馨，她只是一种可以消费的元素和文化。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一个思想家的思想可能延续几百年、上千年，可是一个艺人的职业寿命可能最长的也就是四五十年。

　　我想，是不是可以在大众文化中多注入一些经典的东西，而大众文化，也可以慢慢转化为经典，比如诗词在当时就是俗文化，所谓“青楼梦好、豆蔻词工”，多少文人在妓院里红袖添香而写下了千古流传的文章。另外，不可忽略的是，其实孔子的思想除了厚重博大之外，也还有很多轻松幽默的东西，像孔子在讲到理想的时候，他问他的弟子，他的弟子有人说要治千乘之国，而他最欣赏的学生是什么，是“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于沂,风呼舞雩,咏而归”，就是吹吹风、洗洗澡回去了，孔子说这种理想最好，我最欣赏。所以，我们要在中国传统文化和在能让世界了解我们的那种最“快餐”的文化中间，去寻找到一个平衡点。

　　盛瑞生：章子怡是迎合西方价值理念的产物，还是能够代表中国文化的符号，这是最关键的。

　　章子怡是一个能被西方人所接受的中国形象，但是这个形象丰富到什么样的地步，是很关键的。去年美国的 《新闻周刊》 做了一个有关中国的庞大的报道，把她作为封面人物，把她作为一个中国崛起的形象代言人。在西方人中，章子怡就是那种有足够的自信、聪明、漂亮的中国人的代表，而姚明即是那种高大威猛的形象，这两个形象开始在西方人世界中建立起来了。

　　经典的东西往往是藏在最下面的，在章子怡的背后有没有一个深厚的文化内涵赋予她，有没有中国的文化在支撑她，我觉得这是最关键的；章子怡到底是一个迎合西方人的价值理念而制造出来的形象，还是一个能够代表丰厚的中国文化的符号，这才是最重要的。

　　向熹：较之向世界传输中国文化金字塔最上端的部分，找到一张最直接的“中国名片”打出去也许更重要。

　　从中国要向世界传播一个中国人的形象这个角度来说，姚明、章子怡的面孔确实比一万本孔子要更有效果。在传播的过程中，孔子与章子怡的价值错构带来了不同的评价，这背后隐藏着一种深层的矛盾。第一个矛盾就是孔子是两岸三地正在被尊崇的圣人形象，这种说法触犯了大家心中最柔软的部分。第二，为什么我们在谈章子怡和孔子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大不敬，还是因为我们对商业文化和大众文化没有一个新的接受意识，还是觉得做演艺的天然不能跟做道德文章的先圣相比。在商业化的过程中，我越来越感觉到章子怡不仅仅是一种炫耀性的财富，而且也是我们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娱乐部分，也是这个社会所需要的。当我们还是在使用过去的一套标准之时，现实生活却又产生了对娱乐的需要。为什么我们在一谈到软实力的时候就自然会去想到孔子呢？我想这是中国文人的一种自然冲动：孔子代表着一种中国最尖端的文化，把我们最尊崇、最尖端的文化传播出去，一直是中国文人的一种理想。在我们今天要向世界传输我们的软实力的时候，当务之急到底是传输我们金字塔最上端的儒家价值，还是先让外国人了解中国，找到一个最直接的“中国名片”，并且把这张“名片”打出去，我想后者也许更重要。

　　再就是，我们需要“中国形象”的多元，也需要推广主体的多元。中国需要一个多元的形象去向世界来展示自己，同时中国的各种人群，应该各自干各自的事情，建孔子学院是一种方式，做娱乐的，除了做好章子怡之外，还要做一万个“章子怡”，从不同的层次来树立中国的形象。

　　王绍光：研究孔子这颗恒星，是专家的事情；如果没有章子怡这样的流星，那么这个天空也将变得很没意思。

　　两千年前中国就有过“软实力”与“硬实力”的比较。那时候讲“霸道”和“王道”，“霸道”就是靠武器，靠硬实力，“王道”就是靠软实力，就是靠孔夫子讲的那一套。孔夫子的那一套，大概被利用了一两千年。而在西方也是这样，西方人说我们需要的是面包加马戏，“面包”代表的是生产力，是硬实力；“马戏”是娱乐的东西，是软实力。而章子怡是属于“马戏”的东西，其实也就是软实力。

　　把孔子比喻为恒星，而把章子怡比喻为流星，但是在我们的现实当中，又会有多少人会每天拿着望远镜去看恒星？拿着望远镜每天研究恒星的运行，这是专家的事情，而不是一般老百姓每天要做的事情，但是一旦天空出现流星雨时，就会万众瞩目。我想流星和恒星都很重要，都发光发亮；而如果没有流星的话，那么这个天空将变得很没有意思。只有这两者互相补充，交相辉映，才能使天空更灿烂。

　　软实力的重点在“软”上，而不是重点在“实力”。这个“软”就是要“软”到大家能接受。如果是硬邦邦的经典的东西，不要说外国人接受不了，就是我们中国人自己都接受不了。所以这个“软”，第一就是要能够被大众所接受，要能成为大众文化的一部分。

　　杨锦麟：我们对孔子的尊崇心理，与我们潜意识里面对领袖的尊崇是一样的，所幸的是中国正在走入一个价值多元化的时代。

　　为什么我们会觉得章子怡跟孔子相比较就会有落差、有错位呢？就是因为觉得章子怡这样一个新锐的中国人的形象，没有传统文化的养分在滋润她。不过，我想章子怡的身上如果没有传统文化的养分，这不是章子怡的错，而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罪过。

　　另外，我们对孔子的尊崇心理，与威权时代对领袖的尊崇心理是一样的。我们这个民族在潜意识里面需要一种对偶像的依托，所以当孔子和章子怡并列时，我们的内心就会受不了。如果章子怡、姚明他们的言行举止没有折射出中国人的那种温良恭俭让、那种传统文明的东西，这不是他们的错。我很庆幸中国已经正在走入一个多元化的时代，中国人的形象不再是单一的：不再是单一的成龙、李小龙或毛泽东、蒋介石。一个在和平发展过程中能够符合世界普世价值的中国人的形象，是一个群体塑造的过程，既应该有孔子，也应该有章子怡及一大批的超女等等。

　　如果一个国家的民族文化对它的公民素质的养成没有起到作用的话，如果在它的公民身上没有它这个国家民族文化的痕迹及民族文化的自然流露的话，我认为是这个民族的失败，当然也不是说章子怡的背后就一定要有一个孔子幽灵在徘徊。章子怡的言谈举止要体现出中华民族的“德”，如果没有，她只是西方好莱坞及观众所需要的那种宽衣解带和妖媚，我认为我们应该要检讨。

　　我一直强调“输出的方式”，像美国的麦当劳、肯德基，它们没有高举美国的国旗，但是大美国主义却无所不在，好莱坞的大片中，美国意识、美国中心主义也无所不在。

　　孟非：美国人通过好莱坞大片，找到了一种输出文化的方式，我们也应该积极寻找。

　　全球的老百姓是通过好莱坞的电影、

可口可乐、迈克尔·杰克逊来接受和认识美国文化的。在美国电影中，一旦

外星人准备奴役地球、统治地球的时候，那个飞船一定是降落在白宫南草坪，然后是美国总统代表、带领全世界来抗击外星人的入侵。也不知道是谁赋予了美国人这样的使命，也不知道外星人的飞船要来，一定是到美国，一定是到白宫门前降落，然后由美国总统带领全人类(一定是说英文)去进行谈判和抗击。美国人传递的就是这样一种文化，那就是美国人要对世界承担责任。这就是美国所要输出的文化，这也是美国人文化输出的方式，他们找到了像好莱坞大片这样的载体，那么今天我们的中国人，也应该积极寻找这种最佳的传播方式，不管是输出经典还是输出大众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