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中国税收高层论坛6月3日在京举行

　　

2006年中国税收高层论坛会议现场 来源：新浪财经

    由中国税务报社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主办的2006年中国税收高层论坛于6月3日在北京友谊宾馆举行。以下为会议实录：

　　主持人(裴长洪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所长 ):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上午好！

　　主持人: 我很荣幸主持由中国税务报社、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中国北方工业公司联合主办的2006年度中国税收高层论坛的开幕式。

　　首先请允许我向大家介绍在主席台上就坐的嘉宾：国家税务总局总会计师宋兰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陈佳贵同志、中国税务报社社长兼总编辑张迪恳同志、北方工业公司财务总监吴松生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高培勇同志、中国税务报社副总编辑王永丽同志。

　　下面我们请国家税务总局总会计师宋兰同志为大会致辞！

    图为国家税务总局总会计师宋兰致辞(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宋 兰: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学者、女士们、先生们上午好！

　　我很高兴有机会借“增值税转型与所得税改革高层论坛”举办之际和大家见面。感谢各位对中国税收事业发展的关心！感谢各位对中国税收工作的支持！

　　“中国税收高层论坛”是中国税务报社和合作单位举办的年度高层论坛，至今已经连续举办五届。今年的中国税收高层论坛是中国税务报社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中国北方工业公司联合举办的。大家知道，中国税务报是国家税务总局主管的新闻媒介，是税收宣传工作的主渠道、主阵地，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是中国财政税收研究领域的学术重阵，作为中国媒体的税务报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在知名企业的大力支持，联手举办“税收高层论坛”，对宣传税收政策、讨论中国税制改革的前景、加强政府机关、学术机构与纳税人的沟通和交流，显然是很有意义的。希望“中国税收高层论坛”今后能够继续围绕社会关注的税收的热点问题越办越有影响力。

　　今年“中国税收高层论坛”的主题是“增值转型与企业所得税改革”。增值税是中国的第一大税种，2005年国内增值税总的收入超过了一万亿以上，占整个税收比重46%；企业所得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合计提供的税收收入超过五千亿。这就是说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税收收入超过我国全部税收收入的一半以上。

　　增值税转型与企业所得税改革是新一轮税制改革的重头戏，是当前税务改革核心内容。目前增值税转型已经在东北进行了近两年试点，为在全国范围推行增值税转型工作做了必要的探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目前两个企业所得税法的合并也已经列入全国人大今年的立法计划，有望在今年完成立法程序。

　　这几年税收工作成绩很大，去年税收收入超过了三万亿，今年1-4月份全国的税收收入又完成了一万三千两百零八亿。但是税收工作的重心，不仅仅是筹措更多的税收收入，更重要的是税收工作要适应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要求，对税收政策进行调整，为科学发展观的贯彻实施做出更大贡献。

　　税收工作的开展，除了税务部门的积极努力以外，需要吸收学术界、企业界以及社会各界的智慧和力量。这次论坛邀请经济学界、法学界、社会学界、企业界、税务系统等多方面的专家进行研讨，形式新颖，必将碰撞出更多思想火花，这次论坛的成果将为中国税制进一步完善，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在此我预祝本次“中国税收高层论坛”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主持人: 谢谢宋兰的讲话，下面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陈佳贵同志讲话！

    图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陈佳贵在中国税收高层论坛上讲话(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陈佳贵: 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学者、女士们、先生们，今天由中国税务报社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联合主办“中国税收高层论坛”，首先请允许我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对出席论坛的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学者、各位女士和先生们致以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中国税收高层论坛是中国税收领域的权威性论坛，每两年举行一届。在这个论坛上，来自政府部门、经济学界、法学界、社会学界、企业界等方面代表聚集一堂，共同探讨税收与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一些重大问题，认真论证改革的方案和设想，论坛汇集了社会各界的智慧和力量，已经成为中国税收领域具有高度影响力、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一个开放性的交流平台。

　　今年论坛的主题是“增值税的转型与企业所得税改革”，大家已经注意到，作为新一轮税制改革的内容，增值税转型与企业所得税合并改革，已经正式写入不久前颁发的“十一五”规划。可以预测，在未来的五年我们将面临一场以增值税转型和企业所得税改革为重头戏的新一轮税制改革的攻坚战。特别是企业所得税的改革，议论的非常久了，而且经常是被讨论的焦点。我是全国人大常委，做财经委工作，财经委经常讨论这个问题，已经提出要加快改革的步伐。有的人曾经说企业所得税的并轨可不可以不经过人大常委会讨论，后来我们经过仔细研究觉得不行。因为企业所得税改革涉及到合资企业税收的调整，合资企业法是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的，所以要改动这个法，必须要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讨论。因此，事还急不得，即便是今年下半年提出方案，经过人大常委会讨论以后通过，然后再提交明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讨论通过以后，还有一段时间。

　　由于增值税的转型与企业所得税改革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特别是我们在座的都是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专家学者和实际工作者，因此，有理由对这样一些比较重大的课题给予极大的关注，与会代表将会围绕这两个议题开展讨论，必将对推进新一轮税制改革发挥积极作用。

　　从会议安排看，今年“中国税收高层论坛”有三个显著特点：

　　第一，聚焦增值税转型和企业所得税的改革，包括经济学家、法学家、社会学家、企业家以及政府官员在内的各方面人士共同讨论，大家充分发表意见，因此这是一个以税收为中心的跨学科的交流平台；

　　第二，税制改革和税收征管对企业发展关系重大，安排了企业家与政府官员就企业关心的有关税收问题进行全面的对话交流，是一个理论政策实践相结合的交流平台；

　　第三，税收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论坛将税收与民生作为重要的问题，是社会观众参与税收改革实现官员学者与公众交流的平台，作为我们国家财政税收领域一个重要的研究机构，我们社科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在重视理论研究的同时，一贯坚持严以至用的风格，强调研究要服务于决策，要立足于实践，与财政部与国家税务总局等部门保持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去年院里召开了一个财税论坛，财税论坛包括财政部长、税务总局局长很多领导都参加了。我们研究所工作也得到了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的大力指导和大力支持，借此机会也要对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对我们院工作的大力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

　　200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研究所围绕新一轮税制改革问题做了系统研究，并写出了一个专题报告，叫做“中国启动新一轮税制改革”，近两、三年来以这个报告为基础，继续深化增值税转型和企业所得税改革为中心的研究工作，提交了许多具有参考价值的研究报告，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较好的发挥了作为党中央、国务院思想库智囊团的作用，希望社会各界一如既往给予我们社会科学院工作、给予财政与贸易研究所的工作给予宝贵的支持。

　　在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中国税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相信这次论坛的召开将会为我们中国税收事业的发展发挥重要的推动作用，为增值税转型和企业所得税改革的实施奠定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

　　最后我预祝“中国税收高层论坛”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主持人: 开幕式到此结束，休息结束以后进行第二单元的主题演讲，第二单元9：30开始，现在我宣布休会！

　　张迪恳: 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各位代表、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

　　我是中国税务报社的张迪恳，下面由中国税务报社、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研究所和中国北方工业集团联合举办的“增值税转型与企业所得税改革高层论坛”现在开始进行大会发言。

　　在主题发言之前，请允许我向大家介绍今天上午到会并且发言的嘉宾：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高培勇先生、财政部税政司副司长王建凡先生、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张守文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所长景天魁先生、IBM大中华区税务经理彭飞先生、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副司长杨元伟先生。在此我代表主办单位向各位嘉宾表示热烈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借此机会我向合作举办这次论坛的主办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中国北方工业公司，协办单位新会江裕信息产业有限公司、中石化股份公司北京燕山分公司，承办单位北京市海淀区国税局、北京市海淀区地税局表示衷心的感谢！向到会的新闻界同行表示衷心的感谢！也向长期以来关心和支持中国税务报社发展的各界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谢谢大家！

　　下面我们请著名的财税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高培勇先生发言！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高培勇发言(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高培勇: 各位领导、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

　　很高兴有一个机会跟大家交流。大家已经注意到“中国税收高层论坛”主题定为增值税转型和企业所得税改革，之所以做这样的选择，最主要考虑就是这两类税种的改革是中国新一轮税制改革的重头戏。我们注意到中国新一轮税制改革最权威最完整的表述应该是2003年10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所通过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第20款，在这条中一共涉及到8个方面税种改革。改革出口退税制度、统一各类企业税收制度、增值税转型、完善消费税、改进个人所得税、开征物业税、给予地方适当的税收管理权，再到实现城乡税制统一，这八方面内容，从总体上把新一轮税制改革要做的事情交待清楚了。

　　从过去三年情况看，其中有些内容已经启动，比如改革出口退税制度、个人所得税标准扣除项目的提高，再比如消费税的完善，还有农业税的取消。但不管怎样，我们总有一种感受，作为新一轮税制改革的重要内容还没有真正的到来，这其中是有些深刻的原因的。从刚刚颁布不久的“十一五”来看，已经把新一轮税制改革的相关内容写入其中，这其中包括五个方面：其一完善增值税制度、统一各类企业税收制度、执行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调整和完善资源税、实施燃油税、稳步推行物业税。从“十一五”规划这五方面来看，我们也感觉到，在税制改革方案当中一直是有着核心内容的，一直是有着作为重头戏的内容的，那么，作为核心内容，作为重头戏内容的税种改革究竟是什么？

　　高培勇: 在中国现行税制结构当中，我们一直强调是双主体的税制结构。2005年国内增值税收入高达10710亿元，进口环节增值税收入4166亿元，同样2005年企业所得税、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收入合计5494亿元，这两类税如果我们不含进口环节增值税，要占到整个税收收入的52.5%。如果把进口环节增值税也加入其中，这两类税占到整个税收收入的66%，这是2005年中国税收收入构成图。从构成当中能够得到什么信息呢？首先可以看到国内增值税收入占税收总收入的34.7%，进口环节增值税收入占13.5%，内资企业所得税收入占14.1%，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收入占3.7%，这几个税种加起来占到整个税收收入的66%。

　　因而，我们始终认定在整个新一轮税制改革的整体方案当中，增值税转型和企业所得税改革是处于重头戏地位，它们扮演着核心的角色，其原因无非是三条：第一，这两类税的改革带来的税收增减的规模最大；第二，这两类税牵动的纳税人的范围最广；第三，这两类税对中国现实经济生活的影响最深。也正因为这样，我们在今年的中国税收高层论坛上，把我们主题明确的圈定为这两个税种的改革，这是因为这两个税种的改革目前在整个新一轮税制改革当中处于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位置。这两个税种的改革的进退，实际上能够决定着整个新一轮税制改革的进程。

　　高培勇: 我们知道，目前增值税转型改革正处于等待着向全国推广的时间表。而两并合法却有两种不同思路：一种思路是就低不就高，那就是内资企业的所得税税负向外资企业靠拢，但是这会造成所得税收入大幅度减少；第二种思路向中间靠拢，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税负分别从两端向中间靠拢，这是一种比较符合中国国情的合并思路。但是从两端向中间靠拢这样一个思路当中大家立刻就能感觉到一个最核心事情发生了，内资企业税负减少，外资企业税负要调增的，因而从一开始就能意识到，企业所得税的改革，将是一个阻力颇大的改革。

　　一直有着一个比较巧妙、贴近中国现实的改革思维，就是要把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的改革合并在一起，一并推出。为什么要把两个税种合并在一起？我们都能感觉到，增值税的转型，通俗的讲就是增值税税基的缩减，2003年推出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决定》第20条当中，已经给增值税转型打了第一个折扣，就是把增值税转型的范围锁定在设备投资所含的税款上面，意思是说非设备投资不考虑。东北三省一市的增值税转型方案又打第二个折扣，要求增量折扣，超出企业所得税增量部分的是不允许抵扣的。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改革，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就是增值税税基缩减的改革，意味着是给企业减负的改革。如果能够把增值税的减负效应和企业所得税改革当中对于外资企业有可能带来的增负效应两者捆绑在一起，增减效应互抵，企业增值税改革的阻力是有可能大大弱化的。

　　高培勇: 我们两法合并现面临的最大问题，并非是企业所得税的改革，首先直接拖累了增值税的转型。目前，大家对企业所得税改革比较关注，但是对增值税改革有所忽略，当我们把眼光转向增值税转型时候，就会发现目前中国增值税转型改革正处于一种尴尬的境界，也就是说正在等与不等企业所得税改革之间做艰难的抉择。可以说总体上讲，目前的增值税转型改革已经进入第二个年头，即将迈入第三个年头，目前所面临的抉择实际上只有两个：

　　一个是不等企业所得税改革，而单兵突进，但是请大家注意，如果我们失掉了利用增值税转型改革所可能带来的平衡税负增减效应这样一个很好的机遇，在中国今后的两法合并启动的难度将会更大，甚至因此可能无限制的拖延下去，成本和效应两者相平衡，究竟做怎样的取舍，我们必须慎重考虑。

　　高培勇: 另外一个选择，那就是继续等待，等待着企业所得税改革启动那一天块出世。那么要等到何时是好呢？从目前企业所得税改革进程来看，我们说最快要到2008年1月1日，那就意味着增值税的转型试点到了今年的6月30号之后还要再继续试点一年半时间，这可能是中国1978年改革以来所进行的试点时间最长的一个改革。所以，我们看到的是目前尴尬之极的境地对于增值税转型改革而言，应当是一个再贴切不过的形容和描述。而且，我们还看到了什么？目前增值税的转型改革它的进程实际上已经系于两法合并于一身，这不是增值税转型改革本身所能决定的。

　　目前增值税转型改革和企业所得税合并改革没有如所预期的那样顺利推出是什么原因呢？其实从这一段磕磕碰碰有关新一轮税制改革的经历当中，大家已经越来越清晰的看到，这其实是新增的一个有关税制改革的制约因素，这种因素就是既得利益格局的碰撞。税制也好，税负也罢，最终说的都是某些人税收负担，最终都要涉及到相关利益主体的既得利益格局。比如以企业所得税为例，从目前来看至少已经牵扯到三方面利益格局：其一是企业利益，特别是外商投资企业的利益，这次企业所得税合并改革，尽管从正面论证，说目前中国的合资企业已经成长壮大，他们不再关心税收优惠方面的蝇头小利，他们关心的是大方面事情，比如中国的大市场。但不管怎样，这样一次改革还是要提升他们的税负负担，这是一种既得利益格局的触动；其二是主管部门的利益格局，有些部门是专门掌管外商投资企业引进的，外商投资企业引进规模的变动，直接决定着这些部门的工作成绩，因而他们也会在这样一种改革当中受到既得利益方面的冲击；其三中国沿海开放地带的利益格局，我们虽然说全国实行的是统一的税负政策，外商投资企业不管在哪儿投资都会享受到既定的税收优惠，但是对于外商投资企业在东、中、西部分布的格局情况来分析，绝大部分外商投资企业集中于东部、沿海开放地带，因而维持现状是对东部沿海开放地带的一种级差地租。正是在这样一种既得利益格局冲撞从而产生反弹的磕磕碰碰进展当中，企业所得税改革才会一再的拖延，这实际上告诉我们，中国新一轮税制改革的启动目前看来最重要的在于突破各种既得利益格局的围追堵截，启动关键因素在于突破人的既得利益格局的困扰。

　　从上面分析看出，两法合一，或者叫做两法合并，实际上是整个新一轮税制改革的关键点。目前我们对于整个新一轮税制改革的推进，应当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到两法的合并上，要抓紧谋划、小心推出，我们寄期望的是在未来这一段时间，起码从6月3号到明年的3月中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这段时间，不能再让两法合并的改革出现任何的闪失，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事情。

　　所以我们说，今天的中国税收高层论坛，把聚焦点放到增值税转型和两法合并上是有着深刻考虑的，正在这样一种深刻的背景之下，我们才需要在这样的场合来描述有关增值税转型和两法合并，以及新一轮税制改革在过去的两、三年中所发生的事情，其目的在于让大家聚焦我们的改革重点，从而使新一轮税制改革能够全面的启动，让我们能有一个与时俱进的税制，让我们与时俱进的税制能够与现实经济社会环境之间互相匹配。

　　谢谢大家！

　　张迪恳: 谢谢高教授对增值税转型和企业所得税改革宏观又深刻的发言，特别是对增值税转型和企业所得税改革合并在一起推出的论述，可能会对大家有很大的启发。大家都知道我们国家的财税方面的政策、法规的调整都是由国务院牵头、由财税主管部门参与设计，然后再提出来的，下面我们请参加增值税转型和企业所得税改革政策调整的财政部税政司副司长王建凡先生发言！

　　王建凡: 谢谢大会主席的介绍！也非常感谢国家税务总局宋兰总会计师亲自听取我们的发言。

　　各位专家、各位领导、女士们、先生们早上好！中国税收论坛提供了一个好机会，让我们一起分享中国税收改革的一些感悟，这个机会非常难得。刚才高培勇先生做了一个很精彩演讲，听到高先生的讲演，我有一个惊喜，我们不约而同的用了一个词，就是新一轮税制改革的重头戏。昨天起草发言提纲时候，我想我用一个什么题目给在座各位传递我的感悟呢？最后，我用的题目是《中国新一轮税制改革的两个重头戏》，这确实是临时感悟。可见我和高先生的想法是不谋而合的。今天我的发言分三部分：一个税制改革的背景；第二积极推进增值税改革；第三加快实施两法合并。

　　王建凡: 1994年实施的税制改革，可以说是我们国家税制发展史上一个重要里程碑，这次改革使中国税制真正的开始从国际税制接轨，初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税制框架。但是1994年实施的新税制到现在有10几年时间，社会经济环境都发生了很大变化，现行税制也面临很多问题需要解决，所以推进和实施新一轮税制改革是迫在眉睫的事情。事实上新一轮税制改革已经启动了，我想新一轮税制改革的启动不会像1994年那样暴风骤雨似的(从1993年12月25-31号之间，瞬间我们颁布很多新的税收法律)，我们新一轮税制改革应该分步实施、分步推行。但是新一轮税制改革已经有了一个总体思路，那就是按照减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这个思路实施。中国新一轮税制改革最早从农村开始，取消农业税拉开一个非常好的序幕。但是，大家可能感到取消农业税可能对实际工作的震动远远不如两并合法或者增值税转型。为什么呢？取消农业税带来的税收减收，对于现在我国五千亿的税收增收而言是很小数字，但是取消农业税本身是我们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这是一个社会的伟大变革。

　　王建凡: 那么，为什么要搞新一轮税制改革？难道说1994年改革不成功吗？1994年改革致力于建立一个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接轨的、与国际税制接轨的现代税制。但是，中国的新税制重构不可能一步到位，新税制在1994年时候只能是一个框架；第二，1994年中国经济面临一个关键的经济转型时期，在经济转型时期，我们也不可能把西方成熟的税制完全搬到我们国家来实施，我们是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进行转轨的阶段来实施这样的税制改革，更应该采取适合中国国情的处理办法。所以那次税制设计里面，我们的重点是推进了增值税，也推进了所得税改革。但是地方税改革基本上是照搬的，增值税改革是不彻底的。增值税改革不彻底，是因为增值税在整个税收比重里占有相当大的份额，我们不希望通过这次改革使它对我们财政增收的预期带来太大影响。另外所得税改革，我们实际上是我国外资企业的税法是一步到位的，是与国际惯例接轨的，现在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里面很多规定，将来在新的所得税法里面会得到延用。对内资企业所得税制的设计有非常浓的计划经济色彩，也有非常浓的经济转型时期的色彩。

　　第二个背景，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到现在，国际经济发生了非常深刻的变化，一个是经济全球化，第二区域一体化，从80年代到现在世界税制改革的浪潮从来没有这么集中这么猛烈过，各国税制都在实施变革，这种变革对中国税制也带来了冲击。这个变革有几个趋势：一个减税的浪潮，中国在这个潮流里面应该勇敢的面对世界改革这么一个新趋势。资本在自由流动，贸易在自由化，金融也在实行自由化，投资也在实行自由化，在这种背景下如果没有一个与国际惯例接轨的税制，那么我想这些要素它的流动都会受到阻碍。新一轮税制改革就是要着眼于解决这个接口问题，使中国税制同国际税制能够完全接轨，使资本在中国和国际之间的流动更为顺畅。

　　第三，中国加入WTO以后，是我们对税制进行调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点。我们在市场准入方面做了很多承诺，经过这几年平稳过度，中国在市场准入方面的一些过度的时间表已经结束，现在很多领域，外资都要进来，可以说从现在开始，外资在中国各行各业市场准入程度是空前的，而且再过几年，随着我们时间表向后推移，市场准入程度更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继续实行过多的超国民待遇税收优惠政策，对中国国内的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在竞争上就留下了一个不平等的制度框架。

　　第四公共财政理念，1994年进行税制改革时候，我们还没有提出公共财政的概念，那时候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一个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税制，1997年、1998年时候官方已经开始正式使用公共财政这个词了。我想在公共财政这个理念之下，税收应该把自己位置找准，税收应当发挥适当的经济调节作用，对1994年以来实施的新税制要进行检讨，这是我对新一轮税制改革背景的粗浅认识。

　　王建凡: 第二部分内容，新一轮税制改革涉及到的内容非常多，我们现在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时期，不管政府部门，还是专家学者，还是企业界，我们都已经形成了一个共识，那就是推进两法合并，推进增值税改革是当前中国税制改革的当务之急，我想这个共识是来之不易的，我们应该珍惜这个好机会。积极推进增值税转型改革，实际上我们已经吹了两年多的风，两年东北地区的试点后，下一步根据中央的部署，中部崛起也在考虑实施增值税转型试点。当然增值税转型所进行的制度准备我们不需要重新设计，因为东北有一个很现成的蓝本，下一步我们从东北的试点要扩大到中部地区试点，我想全国推开的时候不应该再遥远了，因为增值税是一个统一概念，局部地区试点时间过长，局部地区和整体差距如果始终保持太大的，不管对税制还是对整个经济发展都是有害的，所以全国全面铺开增值税转型改革，我认为这个时间也不会太遥远。

　　转型可以说是我们增值税整个税负基础里面一个最重要的关键的概念，它涉及到几个问题：第一对抵扣范围，现在界定在机械设备方面；第二像房屋这样的固定资产要不要纳入到转型改革范围之中；第三转型改革对税收收入要产生比较大的影响，最终改革成本，我们还要进行重新估量，这么大的改动，还有世界税制发展趋势，将来增值税税率方面需要不需要进行重新考虑，这是我们都新税制设计里面面临的问题。增值税转型改革，我简要的给大家报告这些内容。

　　王建凡: 第三个内容，加快实施两法合并。我的发言里面三个题目，一个改革背景，第二积极推进增值税转型改革，第三加快实施两法合并，这三个词里面，我把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放到最后，因为“加快实施与积极推进”这个词对于两法合并来讲更合适。企业所得税两法合并改革，我认为在新一轮税制改革里边是重中之重，如果有两个重头戏的话，要把它放到前面。我们企业所得税两法合并，跟税制改革背景是相联系的，中国企业所得税，我们对它寄于的希望也是非常之多，今后税制的发展，我们寄希望于通过完善的所得税制能够促进国民经济良性循环，促进区域之间协调发展，在税收方面，我们也希望所得税能承担起更多的、更重要的责任。目前税制结构里，对收入的贡献流转税占的份额非常大，占70%多的份额。随着经济的发展，税制的不断完善，我相信流转税和所得税在整个税收份额里面的比重会有一个合理的调整，那就是流转税要适当下降，所得税要适当上升，这是一种趋势。

　　我讲所得税对收入贡献的上升包括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同样对企业所得税的改革也希望它将来对税收的贡献能够发挥更大作用。另外所得税在几个主体税收里面是更容易政府条款的税种，所得税在调控里面的作用应该发挥得更多一点，下一步推进企业所得税改革究竟要动哪些东西？

　　改革时间表可以说已经锁定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公布了2006年立法计划，8月份要开始审议新的企业所得税法草案，这个审议说明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我们只能往前走，现在正在抓紧工作，要为8月份的审议做最后的冲刺和准备，我们现在正在加班加点。

　　企业所得税的改革究竟改哪些重大内容呢？一是，要实行法人所得税。法人所得税在国外是很普遍的，但是1994年税制改革，尤其内资企业所得税按照独立核算企业界定纳税人的，新的所得税将来要走向法人所得税。第二，国民企业和非国民企业概念。我们主要针对没有在中国注册的外国企业，怎么界定他在中国的纳税义务。第三，实行统一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不管税率水平选择有多高，内资企业、外资企业、不同所有制企业都实行同一个税率。第四，进一步调整税收优惠，今后税收优惠要更多的由直接优惠转向间接优惠，这是我们在优惠方面的一个趋势；另外，由过去的区域优惠为主，转为产业优惠为主，使我们税收政策体现产业政策，这是我们对税收优惠的趋势。

　　谢谢大家耐心听我的发言，谢谢！

　　张迪恳: 谢谢建凡先生精彩发言，从王建凡的发言当中，你会感觉到什么叫背景，什么叫信息量，他参加了企业所得税合并和改革方案的设计。那么，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改革，从法学上又有什么意义呢？下面请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张守文发言。

　　张守文: 尊敬的主持人、尊敬的各位专家、各位代表大家上午好！

　　刚才两位演讲者的发言非常精彩，他们唱的都是重头戏，我就不唱重头戏，考虑到过一会儿还有若干演讲者有更精彩的演讲，所以我的发言时间会尽量的简短。今天处的时代是转型和变革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各种思想观念和具体制度的变革、转型体现在经济、社会法律文化各个领域，增值税的转型和企业所得税改革也已经成为影响中国税法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对这样一些问题刚才两位演讲者都已经做了很好的阐述，对于其中诸多技术问题，人们早已经做出很多探讨，并已经达成很多方面共识，我认为这些都是很有意义的，在此我想从法律角度着重强调和重申这两类制度的变革应该遵循的指导思想和重要的原则，对于把握好整个税法变革的方向很重要。我准备着重讲三个大方面问题。

　　第一个问题，税法制度变革应该遵循的指导思想，1994年税制改革时候，其中非常重要的是强调要统一税法，公平税负，简化税制，这样的一些指导思想，在今天进行新一轮税制改革时候，我们认为同样有着非常直接的重要的指导意义，因此还需要做进一步重申和强调。

　　首先统一税法方面，我们国家1994年税制改革，在这方面已经做出了一系列贡献，有了很大的成效，但是有很多方面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在这方面，任务还很艰巨，一方面原定的一些统一税法的任务今天还没有完成，另外由于当时立法上存在一些不足以及实践的飞速发展，使得一些新制度存在被扭曲被割裂的问题，这些问题都很突出。比方说增值税制度方面，这个问题值得我们特别关注。上述两大问题的存在仍然需要统一税法来解决，这样才能保证我们国家税法达到基本的统一。

　　第二方面，公平税负方面，大家都特别清楚，通过1994年税制改革，形式上已经实现了税负的统一，但是在其他领域存在着一些非常突出的问题，在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不同企业还存在着税负的不公平，这个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解决。我们必须关注实质上怎么样推进税负公平的问题，怎么样能够更好的平等课税，怎么样平等的保护各类纳税人平等权益，这些都需要我们尽快推进增值税转型，全面推进企业所得税统一。

　　张守文: 第二个大问题，在贯彻上述指导思想的过程中，我们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税收法定原则、税收公平原则、税收效益原则。这样一些指导思想在相当大程度上体现了税法的基本要求，我们进行税法制度变革过程中也应该很好的遵循税法的基本原则。我准备从几点做说明：

　　第一点，我们要统一税法，就应该很好的体现税收法定原则，要体现税收法定原则，必须要注意做到税收上所确定的要素一定要法定、一定要明确。第二点，在公平税负方面，我们要把这样一个基本的指导思想同税法上所确立的税收公平原则统一起来，一致起来。要贯彻税收公平原则，其实很重要一个方面，就是要强调坚持横向公平和纵向公平相结合，要坚持形式公平和实质公平。

　　第三点，简化税制方面，我们应该更好的贯彻税收效率原则。税收效率原则，特别关注相关成本，要关注立法成本，要关注征税机关行政成本，要关注广大纳税人的费用等等，这些方面我们关注起来的话，我们就知道税法的时效怎样。我们必须考虑我们税制进一步的简化，这需要我们全面把握相关税收和税法原理，把这些原理有机结合起来，特别结合中国国情和国际通例。简化税制方面，同整个税收效率原则应该更好的结合，这样才能更好降低各类成本，才能更好的提高纳税人的遵从度，更好实现税法宗旨，增进税法的时效。

　　张守文: 第三个大问题，在立法活动中，应该注意处理好两大方面关系：要有效的贯彻上述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尤其要处理好这样两类关系：一类我们统一性和差异性关系，一类税法普示性和变异关系。这两个关系能否处理好直接关系到税收立法质量，也直接关系到未来税法时效。但是我们必须要看到中国具体情况的极端复杂性，必须看到不同区域、不同纳税主体在某些方面的复杂性，因此必须看到我们重要的立法前提，这就是差异性。面对差异性非常大的问题，怎么样把握税收的公平，解决相关主体利益平衡问题。只有很好的体现差异性和变异性的结合，我们才能更好的解决宏观调控、解决社会分配等等领域所存在的突出问题，才能更好的解决增值税和所得税这两大税种领域所存在的突出的复杂的问题。

　　今天这样一个论坛，邀请了不同方面的专家进行演讲，我觉得非常意义，针对复杂性问题，必须注意从多视角、多角度关注和研讨，这是非常重要的。

　　总之我认为当代税法是治国之法，是发展之法，我们要解决国家治理，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一系列问题，我们必须注意推进税法制度的变革。这样一个变革应该是适度的变革，在这样一个变革的过程中，我们应该注意遵循既往已经确定的一系列重要指导思想，这些指导思想并未过时，同时在贯彻这样一个指导思想过程中，应该坚持税法上三大基本原则，这就是税收法定原则、税收公平原则和税收效率原则。同时，要在立法过程中，正确的处理好两大类关系，这就是统一性和差异性关系，这就是普示性和变异性关系，这样坚持这样一些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解决好这样一些基本关系方面的问题，我们才能更好的实现税法调整所欲实现的多元的调控目标。

　　谢谢大家！

　　张迪恳: 谢谢张教授精彩的演讲。张教授的发言告诉我们，实际上增值税转型和所得税改革不仅对中国税制、不仅对中国财政收入、不仅对中国经济有影响，从更高层面上来说是在贯彻一个法的公平和税收法定等等原则。大家都知道我们国家治国理念就是依法治国，税务系统提倡的治税理念也是依法治税，所以张教授的发言对我们理解这两个税种的改革有更深的意义。增值税转型和所得税改革几乎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关系，不仅是企业，下面发言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所长景天魁先生，大家欢迎。

　　景天魁: 非常荣幸能够有机会对税收改革这样一个我不熟悉的问题说一些外行话，俗话说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外行看到的税收改革的热闹问题是什么呢？恐怕就是什么样的税收制度符合建设和谐社会的需要，或者说从构建和谐社会出发，税收改革的思路应该做什么样的调整。这是一个庞大的问题，我简短发言只想集中在这样一个问题上，如何通过税收制度的改革，来促进实现社会的公平。

　　税收、财政和福利政策是一个现代国家调整收入分配关系、促进社会公平的最主要手段，当前站在科学发展观，从构建和谐社会这个重大的战略任务的高度，充分认识到加快税制改革对促进社会公平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社会发展的公平正义原则要求对基本的公共生活提供制度化的保障，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就是要为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提供制度保障。即便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为了社会稳定和共同生活，税收也要为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发挥主要作用，我们对英国进行调查，英国1994-1995年税收财政年度增加，在家庭年平均初次收入中，收入最高的20%的家庭和收入最低的20%的家庭，平均收入差距是19.8倍，通过税收调节，最终收入下降到3.7倍。调整前倍数大于我们，调整后的倍数，远远小于我们。

　　从社会学角度来看，首先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税收制度仅仅是一项经济制度，还是社会制度，怎么看待税收的制度功能？这里面可能有两个问题需要讨论：一个问题是税收的首要功能是为政府增加收入，是保证经济增长，还是解决社会公平问题。当前政府收入除了维持国家机器正常运转和社会公共事业的需求以外，还要用于转移支付，解决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协调发展问题，解决贫困问题，解决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问题，这些都是有助于实现社会公平的。税收本身作为一个很重要手段，通过对不同征税对象进行不同税率就可以起到缩小收入差距作用。

　　另外一个问题，税收制度所面对的仅仅是利益问题，还是社会责任问题。毫无疑问，税收直接处理的是人们之间不同利益，所以习惯上人们觉得这里存在着经济利益关系，纳税和征税也只是一种经济行为，其实这种以经济形态表现出来的活动，并不体现为商品分散和商品交换的关系，不是市场调节的领域，这里处理的是国家和公民、社会和个人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一种社会责任和社会伦理关系。明确了以上两个原则，税收的具体制度设计和具体操作，才能对社会建设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们就不难理解，加快增值税从生产型向消费型转型或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合并，不仅会有利于生产的发展，也会间接的对收入分配产生影响。

　　我的发言完了，谢谢！

　　张迪恳: 景先生的发言让我想起了前两天我听到的一个事情或者一种说法，说我们国家现在的企业所得税由于两法并存，由于有各种各样优惠，据说我们国家税率有十几档，最低的是零，还有7.5%、15%、18%、27%、33%，而且越是税率低或者税负低的企业，越是集中在国家改革开放的前沿，或者比较发达的东部地区；越是税负高的企业，越集中在我们国家落后的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西部地区因为财政困难，税收征管也比较严，那些地区的企业比较困难，所以那些地区企业职工个人收入也就比较低。这个就是我刚才所说的为什么这两个税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关系，这两个税改革或者今后的调整，跟它涉及的最有关系的肯定还是企业，所以下面就请IBM公司大中华区税务经理彭飞先生上台发言，大家欢迎。

　　彭飞: 各位女士、先生上午好！

　　我今天上午站在这里，我觉得多多少少有点紧张，另一方面，我也觉得很高兴，也很荣幸，因为我是今天上午唯一一位来自企业的代表。我被邀请参加论坛，也表明我们国家在制订宏观财税政策方面，纳税人和企业界意见和呼声被更多的听取，整个税收政策制订过程中纳税人意见被更多的参与进来，国家政策制订透明度的提高是非常好的事情。

　　今天我想说明一个什么观点呢？第一位主题嘉宾是高培勇先生，他演讲内容当中提到在两法合并过程当中，涉及到不同利益部门的博弈，很显然如果企业所得税税率要发生变化的话，最大的受益人可能是内资企业，最大利益的损失方可能就是外商投资企业，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在去年时候，关于两法合并曾经有一个非常激烈的讨论，其中有一个焦点问题，涉及到外商投资企业对于两法合并和两法合并以后对相关政策走向的态度问题。我个人看法，一个税收制度的改革，出台之前有不同利益代表发出不同声音，这是非常正常事情，我作为外商投资企业代表，就我日常工作范围来看，与一些涉外税务经理人接触后有一个共同看法：外资企业并不反对两法合并，并不反对税制改革，外商投资企业所关心的问题是制度改革进行以后的连续性、连贯性和持续性，以及有关政策在改革过程当中是不是符合了国际惯例，这是绝大部分外商投资企业和外资企业所非常关心的一件事情。

　　彭飞: 第二个问题，两法合并政策取向的建议。王建凡司长讲话当中提到了两法合并以后具体的税收政策问题。我特别强调税收优惠政策问题，在改革开放初期对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有很多优惠政策，这些优惠政策我个人认为存在一些偏差，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范围来讲，很多优惠政策已经不是优惠政策了，已经没有办法体现国家产业政策了。在目前所得税优惠政策下，许多劳动密集型企业只要把企业设立在高新技术区，就可以跟高新技术企业享受到同样的政策。比如我隔壁是做饼干的，我是做电脑服务器的，我们两个人税收政策和税负是同样的。我个人建议，从未来税收优惠政策走向来讲，我完全同意王司长讲的情况，我们应该趋向于产业化，更好的体现国家的产业政策。另外一方面，我希望有关政府部门包括研究部门在制订讨论有关所得税法包括实施细则过程当中，能够充分的考虑到国际惯例，我个人希望在新一轮税制改革和法律制订过程当中，能够充分体现出这些政策，比如研发费用扣除问题，包括费用或成本分摊问题，包括捐赠的问题，还有集团申报问题，在这方面我们希望跟内资企业能够享受到同样待遇。

　　张迪恳: 谢谢彭先生的发言，彭先生提出的问题和建议都很好，中国税制改革，包括增值税转型和企业所得税的改革，之所以现在比较慎重，也正是考虑了多方面利益格局的关系和要求。下面我们请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副司长杨元伟先生做大会发言，大家欢迎！

　　杨元伟: 各位上午好！感谢给我这个机会，我今天发言题目是“宏观经济发展战略与税制改革”。第一个问题，当前宏观经济发展战略对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改革提出的新要求；第二个问题，个人谈一下两个税种改革中的有关顾虑；第三个问题两项改革的一些策略安排。

　　第一个问题，当前宏观经济发展战略对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提出的新要求。今年是“十一五”开局之年，“十一五”规划纲要对我国今后五年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做了全面部署，明确建立社会主义新农村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以及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等方面提出了六项重点战略任务，这些战略任务实施不同程度需要发挥积极的宏观调控作用。对照这一要求，现行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制度还存在很多不相适应地方。第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实施也要求推进增值税转型改革和企业所得税制度统一。第三，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之发展战略实施，要求推进增值税转型改革和企业所得税制度统一。第四，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发展战略的实施，要求推进增值税转型改革和企业所得税统一。从以上四方面考虑，为配合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推进增值税制度转型改革和企业所得税制度的统一，是必然的选择。

　　杨元伟: 第二个问题，全面推进增值税转型改革和企业所得税制度统一，需要考虑的两个重点问题，有两方面顾虑：一个顾虑增值税转型改革会不会对现在的投资过热现象或者以后将可能出现的投资过热产生一定的推动效应；第二个顾虑，我们现在企业所得税企业改革后对外资的吸引力会不会有所降低。我个人对这两个问题做一些分析和判断：第一，在全面推进增值税转型改革是否会制止投资过热的问题上方方面面存在一些担心，我个人认为，改革并不必然导致投资过热，但是会对投资产生一定的推动效应，有以下几点理由：首先2003年以来我国部分行业部分地区出现过度投资有多方面原因，有自发性投资意向，也有很多是地方行政干预等非市场原因。我们分析下来，非市场因素更明显，因此，只要能对非市场因素进行有效的控管，投资规模和增长是可以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的个；第二实施增值税转型后，扩大到企业购置的机器设备，而不是所有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机器设备投资额只占很小部分，近几年投资增长过热的房地产业还不在增值税范围内；第三从东北增值税转型试点情况看，2004年下半年以来，整个东北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较快，但是实施增值税改革的八个行业并没有显示出投资过热迹象；从这些方面上说，实施增值税转型，不止不会导致投资过热，对抑制政府主导下的投资过热也会产生积极效果。

　　第二个问题，关于企业所得税制度的统一与吸引外资。我们认为在企业所得税统一以后，对外资的吸引力会不会下降，我们想从以下几方面加以分析和判断：第一考虑的因素是外商投资决策时税收优惠的重要程度，我们认为主要吸引力包括以下几个因素：一个市场潜力，二是政局稳定情况；第三劳动力成本，第四土地附加资源价值，第五是优惠政策。这次企业所得税制度统一过程中，保持与周边国家相对较低的税率水平，同样可以使税制在优惠政策调整情况下依然保持较强的竞争力；同时新的企业所得税法将对现有外商投资企业给予适当的过度期照顾，照顾到现有外商投资企业的既得利益，最后实现平稳过度。

　　杨元伟: 第三个方面，全面推进增值税转型改革和企业所得税统一的策略安排。第一合理安排改革内容，主要两方面：一个增值税转型改革和企业所得税的统一，分别实施，减轻压力，可以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逐步实施到位。第二个安排，配套推出一些其他税种改革，实现有增有减的结构性安排，可以配套提出一些对财政收入具有增收作用的改革措施。第三个安排，在财政资源配置中统筹考虑税制改革成本，通过合理预算安排，消化税制改革对财政收支的影响。从长远来看，将从制度上促进经济效益的提升和税源的壮大，因此，尽管实施增值税转型和企业所得税制度的统一，会对财政收入带来一定影响，但不足以成为推迟改革的理由，只要有合理的策略安排就可以很好的统一起来，从而确保改革的顺利实施。

　　以上就是我的一些不成熟想法，供大家讨论参考，谢谢大家！

　　张迪恳: 谢谢杨元伟副司长的发言！杨元伟副司长的发言很敏锐，他跟王建凡副司长一样，也参与了增值税转型和企业所得税改革方案的设计，而且他的发言当中有很多东西已经回答了我们今天会上提出来的一些疑惑和问题。

　　今天上午大会发言到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