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家年会第一场论坛嘉宾发言实录

　　

　　2005年12月3日下午1：30－5：30，由经济观察报主办、中兴通讯赞助的观察家年会-2005年度演说在中华世纪坛举行，会议主题为告别白银时代—新儒商与新文化。图为：第一场论坛现场。

　　2005年12月3日下午1：30-5：30，由经济观察报主办、中兴通讯赞助的观察家年会-2005年度演说在中华世纪坛举行，会议主题为告别白银时代—新儒商与新文化。以下为观察家年会第一场论坛嘉宾发言实录：

　　第一场主持人 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董事长兼总裁 袁岳：

　　人和动物最大的区别是反思，特别普通人反思的成效是有参照的。虽然李先生给我们讲的时间有限，但是他给我们提出一个参照。儒学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是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东西。下面我也想试图超越生意人的角度，很重要的是根底哲学与企用哲学的东西。我们平常会买东西，找对象，选择很多很多对象，包括看什么书，听什么讲座，你都会进行很多选择，这些选择是随机的，还是有原则的。在文革以前中国人都是有根底的，之后进行了根底的摧毁，跟儒学有关的。

　　进入现代化，社会变得非常开放、开明，使得很多东西可以向前推进，当然时间长了以后会产生负面的作用。一旦有根底，就有终结标准，有的事情能干，有的事情不能干。当没有根底的时候，做事情就方便多了，所以很多人觉得我们很多不良的现象，包括中国消费者对品牌很低的忠诚度都跟我们的无根底很有关联。

　　如果按照传统的儒学，不按照李先生四期儒学来说，没有太大关系。我们今年大部分公用之学都是西学，这时候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我们不需要根底？做生意很成功，只要成功就行，管它跟根底是否有关，不需要管根底，还是一定要找一个东方儒学理念的根底与之相关。所以我们平常做事要不要问问根底的问题？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我们多少人是有点根底的？这些根底能体现在你做生意的理念吗？如果你相信儒学，儒学跟其他东西能够兼容吗？或者儒学作为一个根底，与其他信念的根底能兼容吗？或者兼容不兼容没关系，这个一套，那个一套，这个没有关系吗？

　　这两个问题一个从实用角度提出，一个从根底提出。我听完李先生的讲话之后有两个感受。李先生讲的四期儒学跟三期儒学有区别，他不是讲理论，而是方法论。如果按照李先生的说法，我觉得他跟西学的根底比较近，至少某些西学根底比较近。另外一方面他也能够更激进，在经验的基础上，你具备创造或者你建造根底的能力，这是桥梁之学。

　　第二个李先生提出转换性创造，我觉得是一个比较便利的路径。今天大家谈那么多自主创新，其实我们从最近30年中全世界创新来看，最成功的追赶模式都不是美国式的，而是日韩式的。日韩模式很重要的特点就是适应性创新，我先学你的，先模仿你的，由于我在模仿的时候，我有足够大的平台、足够大的市场去操作、去改进，所以30年后跟我学的就很不一样，他是在学习的过程中不断反思、不断再创造。至少我们看今天日本的创造能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样一种方法论。从这种角度来说，李先生讲的儒学四期非常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CEO 陈东升

　　中国既是一个古老的国家，又是一个新生的国家。我们今天这一切都是从西体拿过来的，现代经济生活方式，包括现代经济组织方式和制度方式。

　　我认为，中国在创造新的文明，这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邓小平也批判罪恶的资本主义，对不成功的社会主义进行自我扬弃、自我改革，走一个新的体制，这个新体制就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强烈意识到它是一个全新的文明形态。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郁亮

　　一个社会、一个企业不能靠成文的法制把它治理好，一定有不成文的东西，制度、方法、观点，我认为这就是国家，国家有国家文化，企业有企业文化。这时候可能需要转换性创造一个新的东西。

　　我认为，无论东方、西方的文化是不是割裂的，但对人的关怀方面都是一样的。中国文化在它强盛的时候都是开放的时候，走向衰弱是因为封闭。现在中国走向开放，我们也需要有一个开放的文化来配合。

　　今典集团董事长 张宝全

　　我觉得卖房子，卖掉就是硬道理，卖不掉再好也不行。我最近也在看各种各样的书，看了很多，有很多新的，也有很多旧的，我发现看来看去以后，以前我也是无神论者，突然间我发现自己对佛教很多东西很感兴趣。为什么呢？我看完之后发现，我们很想找一种道理能够指引自己，规范自己的行为，找到“我们究竟怎样生活才好”的道理。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杨大跃

　　我们谈儒家思想，到底什么是儒家思想？我认为，儒家思想应该是中国人的价值观，或者文化。

　　我们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首先不是想到法，首先想到是不遵守这个法。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这是为什么？特别是现在的企业做假账，没有企业信誉等等。我们的底线用价值观或者文化是无法控制的，我们面临严峻的挑战。我们必须用一种机制或者一种体制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应该讨论一下，怎样让价值观和文化能够保证我们的机制更加完善？

　　北京正略均策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 赵民

　　现在谈儒学是很有积极意义的，谈几点理由：第一，文革10年将家庭成员之间的信任都给打破了。第二，中国有两千多年文明史，尽管有外族侵略，外族侵略最早是金朝，后来有元朝，后来是清朝，但这几个朝代都是被同化了的统治者。最后西方进来的东西，还是会被中国文化所同化，这是历史的启程转合，一个阶段。

　　在中国大地上占主流的一定是中国的

传统文化，不管是新儒学还是儒学。

　　第一场点评人

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 孙立平：

　　文化对生活的约束力在哪里？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孙立平 我主要把我的困惑跟大家简单说一下。今天这个题目“告别白银时代——新儒商与新文化”，我们实际在讨论一个问题，这就是一个社会中的文化精神，或者一个社会的精神气质。特别在我们这个场合，我们要讨论和经济活动、商业活动相联系的文化精神和精神气质。那么这种文化精神和精神气质要解决什么问题呢？我觉得主要是两个层面的问题：第一个层面，是解决理性和行为模式的问题。没有这样一种理性的精神，我们现代的社会生活，包括我们的种种制度，以及和种种制度相联系的行为模式就无以形成；第二个层面，是终极关怀和超越性的问题。也即价值的问题，生命和生活意义的问题。文化精神或者精神气质主要应当解决这两个层面的问题。但是困惑也来了，这就是儒家思想这份文化遗产和刚才所要解决的问题之间的关系。

　　首先一个困惑是，中国存在儒家这样一种文化吗？我不是指典籍当中的，我是指日常生活当中的。有时候我想，比如圣人讲了很多“仁义礼智信”，这是因为那时候讲得太多，记录到典籍中去？还是讲得太少，他在呼吁？如果两千年后我们这个地球还存在，研究这段历史的时候，会看到“五讲四美三热爱”的提法，说这是那时候的文化特征，这是不是表明这方面做得太少呢？这是我第一个疑问。如果说儒学文化在我们生活中，不仅在典籍中，它是存在的，但它又是什么？它是一种道德，是一种价值，是一种哲学，还是一种政治学说？

　　第二个困惑是和现实联系在一起的。最近国学热、儒学热，一批企业家到北大参加儒学班。这就有一个问题：我们在怎样学儒学？如果说有儒学存在，那我们怎么对待儒学？它是我们民族的一种精神气质，还是我们民族经常用的那种实用主义的态度？它可以当作语录来用吗？

　　我们这个时代用儒学去干什么？我们要创造一种新的文化，还是用来做某种补充和校正？或者做某种抗拒？究竟怎么用？这就涉及到对儒学本身的疑问。这是第一个大的疑问。

　　第二个大的疑问，这样一种文化对生活真正的约束力在哪里？德国的著名哲学家亚斯贝尔斯讲过“骤起的文明”。几千年前的希伯来文明、中国文明、印度文明，这几个文明很大的差异在于天人关系，或者说天人距离。印度是天和人离得很远很远，人活着这一生就是为了来世，所以这一生不努力工作也没有关系，还有来世。中国的文化是贴着地面，天人是分不开的，距离很近。然后讲基督教介乎两者之间。但中国这种文化超越性来自何方？因为天人很近，超越性在什么地方？所以当我们讲“仁义礼智信”的时候，很容易锦上添花，而很难雪中送炭。丰衣足食时能做到，但穷凶极恶时怎么做到呢？这又是一个大的疑问。

　　我们现在讨论精神文化的问题，最重要的还是要看我们这个社会提出了什么问题，社会走到这一步提出了什么问题。最近有一篇文章我写了好长时间，叫“无底线社会”。现在社会最大的问题就是底线被突破。有规定如“老师不许强奸学生”、“干部不许拿公款赌博”，我们当作笑谈，但实际上我们应该重视起来。现在很多问题我们讲体制改革，但有的问题已经不是体制问题，因为体制必须要以这些底线为基础。

　　那么这个底线为什么在我们社会生活当中容易被突破？刚才有人讲一个词叫“无根”，这是文化当中根本的问题。我们为什么无根？我们缺少具有约束力的超越的精神，我们没有什么敬畏之心，我们没有超越的精神，所以现在最后的一问就是：什么能够给我们提供这种东西？我是搞社会学的，不是搞文化的，我只是作为问题提出来。

　　这段时间也有很多企业在谈和谐社会、和谐企业，怎么能够进行和谐社会的建设。企业要进行和谐社会的建设最基本的一点是什么？我认为就是守法经营，这就是对和谐社会最大的贡献。在有余力的情况下，尽一些社会责任，这就很好了。所以我觉得，企业家之所以对儒学做不了太大的贡献，这是因为：第一，儒学是模糊的；第二，现代社会很重要的特征在于它的分工，在于社会当中不同的机构职能是不同的。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文化应该各自承担自己的功能。我们现在的问题在于，我们的功能搞错了。实际上，政府、企业应该承担各自不同的功能，首先把功能理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