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伟：国企改制与社会责任

　　

　　2005年10月29日-31日由《中外管理》杂志社、北京中外企业管理培训中心主办的第14届中外管理官产学峰会在北京召开，本次峰会主题为2006·中国企业“赢”思维。图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伟发表主题演讲。来源：新浪财经

    2005年10月29日-31日由《中外管理》杂志社、北京中外企业管理培训中心主办的第14届中外管理官产学峰会在北京召开，本次峰会主题为2006·中国企业“赢”思维。以下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伟发表主题演讲。

　　主题演讲：国企改制与社会责任

　　刘 伟(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主持人：下面请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伟给大家介绍一下国企改制与社会责任。

　　刘伟：非常感谢参加由中外管理杂志主办的官产学会，交给我的题目是关于国有企业改制与相应的社会责任，我想肯定是让我谈一下关于对于国有企业改革的认识以及如何评价国有企业改革的成败，这是很有争议的，也是来自中国实践当中的问题。40分钟时间我讲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讲一下中国国有企业改革进程的主要特点；第二个问题我讲一下中国国有制改制面临的主要问题；第三个问题我讲一下如何评价中国的国有企业的改制和改革。大体上是这样三个问题，我们下面讨论第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国有企业改革进程的主要特点。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到现在是26多年的历史，从1978年算起来26、27年的历史，这26、27年的历史总的来看可以把国有企业改革分为这样几个阶段，从1978年至1983年这个阶段改革可以用四个字概括，叫做放权让利，允许企业流程，扩大企业的自主权，这是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是从83至87年，国有企业改革主要有两个任务，第一是改变它和财政分配体制，我们采取叫做利改税这样一个措施；第二改变国有企业和财政的投资关系，我们叫做拨改贷，财务不再无偿注资，而是贷款的形式形成国有企业的固定资产。87至92年这6是第三阶段，很简单就是承包制，这是国有企业改革第三个阶段，包的是上缴利税；国有企业改制第四个阶段是92至2002年，中共十四大至十六大召开之前，这个阶段主要做的工作是两个，一个是对大量的竞争型的中小国有企业进行大规模非国有化改造，是从十四大到十五大到十六大召开之前做的主要的工作；还有一项主要的工作就是对大型和特大型企业进行深入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这是中共十四大之后一直到2002年，这是国有企业改革我们进行的第四个阶段。第五个阶段有是从中共十六大一直到现在正在进行的，就工作来说还是这两方面，一个是对中小国有企业进行非国有化改造，一个是对大型和特大型国有企业进行现代企业制度改造，之所以它成为一个新的阶段是因为它有一些新的特点，这些特点我们下面讨论再进一步展开。这就是改革开放26年来走过的五个阶段，透过五个阶段总结大体上有三个特点。

　　第一就是改革的内容上，在国有企业改革内容上经历了重大的转变。什么转变？从主要改变分配关系向主要改变产权关系的转变，经历了这样一个变化。一直到92年以前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可以说主要是改分配关系，第一阶段放权让利，允许企业利润流程，第二阶段利改税，这是规范企业和财政之间的分配格局；第三阶段承包制，企业承包和农村承包不一样，农村承包包的是生产资料，包的是土地，它是产权方面的变革，城市企业承包包的是什么？包的是上缴利税，是分配关系的变化。所以一直到92年以前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基本内容是分配关系的变化和调整。从92年以后明确市场体制目标，特别是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以后提出现代企业制度改造这样一个任务，尤其是十五大提出国有经济战略性转移，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这样从所有制上对中小型国有企业进行非国有制改造，从企业产权上对大型企业进行现代企业产权制度改造，这样所有制和产权改革的命题，从十四大以后成为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主要问题。这是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从内容上一个特点，从主要改变分配关系向主要改变产权关系的转变。

　　第二个特点就是在改革的方式上，它同样经历了一个转变，什么转变？主要是从政府自上而下行政性推动向主要是企业自身自下而上的市场性推动的转变。因为国有企业改革最开始与其说是企业的行为不如说是政府的行为，与其说是企业的权利不如说是政府的权利。政府的权利就是行政权利，就是下级服从上级，因此它是一个行政逐级行使权利的过程。一直到什么时候？一直到国有企业改革涉及到产权制度改造，涉及到非国有化改造，这就意味着国家很大程度上越来越不再是企业的老板，而政府越来越不再是这个企业的所有者和代表，这个时候企业制度如何改，更多才可能摆脱政府行政直接供应而转入市场力量直接推动。这和农村制度改革又形成明显的对比，中国农村改革不仅仅开始就是改革产权，包括土地改革产权的松动，而且一开始改革就是农民自发的创造，而不是来自行政上级的指示。土地承包之为例，中国第一份土地承包是安徽省一个小港村，他们队长和支书提出来分田单干，因为他们每年都要去要饭，后来他们队长和支书就觉得要分田单干，但是他们不敢这样开了一个全体社员大会，大家一致同意分田单干，就起草中国第一份合同，说日子实在我不下去，经全体农民商量决定分田单干，没有承包这两个字，后来说是承包，你不是分田，如果上面怪罪下来，把队长、支书抓走，全体村民负责把他们家的孩子养到18岁，底下盖着红红的一片手印，是这样的。队长、支书真的被抓走了，万里在当地做市委书记，万里有一个批示能不能适应一下，结果粮食产量翻了两番，这个时候再想挡住承包挡不住了，如果挡住农民承包，农民就要到他家吃饭，因为我要这样生活你不让我这样生活，你让我那样生活，我就到你家吃饭，这样轰轰烈烈土地承包制就起来了。改革方式就是农民自身当时代表最朴素的生产要求吃饭。而中国国有企业改革最主要是分配关系，所以和内容相适应改革方式主要是政府行政性的部门通过逐级开放，依靠企业工人，依靠企业的基层干部的创造力和想象力，也就是更多是市场自发的推动的过程。这是我们国有企业改革第二个特点，就是在改革方式上经历这样一个变化。

　　国有企业改革第三个特点是什么？就是国有企业改革的地位经历了一个变化。它从什么？它从作为整个经济改革的核心，逐渐地转变为整个经济改革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经历了这样一个变化，我们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时候，讲到新时期改革的时候，我们提得很明确，这一次我们是以企业改革，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作为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因此国有企业改革成为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与否的关键，这在当时26年前有重大的进步意义。为什么？中国计划体制建立起来，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一直到七十年代，就经济体制来讲经历很多调整，调整的基本目的和任务是解决中央和地方矛盾问题，是条块之争解决这个问题，而企业问题从来没有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企业最多给你换一个头头，换一个主管单位，企业本身制度权利没有任何变化，变化调整的是什么？是隶属关系，变化调整是中央和地方的权责利体制安排，企业没有被提到改革的议事日程上来。而新时期改革一开始就讲这一次体制改革的核心就是企业体制改革，这一次我们能够提出以企业改革为核心，构成这一次经济体制改革不同于以往之所以深刻，之所以广泛的一个重要的方面，一个重要的原因，但是我们可以说经过26、27年，现在

中国经济改革成败与否的核心还是国有企业的改革吗。26年前说国有企业改革是经济改革的关键和核心具有重要的意义，而现在还能说中国经济改革成败与否的核心还是国有企业的改革，这恐怕要伴随着国有企业改革深入的变化，国有企业改革在社会当中的地位和作用起到了变化，从最初关键和核心慢慢变成改革当中的一部分，而并不构成20年前改革的核心地位，这是国有企业改革26年的历史，大概是这样三个特点，改革内容经历重大转变，改革方式经历重大转变，改革中的地位也同样经历了一个重大的历史变化，这是我今天讲的第一个问题，国有企业它的进展及其主要特点。

　　下面我讲第二个命题，当前国有企业改革面临的主要的体制性问题，或者是国有企业改制现在面临主要的任务，亟待解决的矛盾到底是什么。任务和矛盾很多，但是就制度本身来讲，真正制度性带有根本体制性的矛盾和问题主要是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什么？如何使国有企业在制度上真正实现政企分开，国有企业政企分开这个问题很早就提出来，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提出来没有提政企分开，但是已经有这个思想，82年中共十二大召开以后，特别是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做出中国进行经济改革的决议，我们说国有企业改革是核心，同样国有企业改革贯彻要大力推进政企分离，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任务提出是非常早的。但是20多年用工体制、干部任免等等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但是唯独在政企分开举步为艰，没有根本性的变化。企业又是行政单位隶属于政府，他要贯彻企业行为目标利润最大化，又要贯彻行政行为目标满足上级指示大化。双重目标，你要让它进入市场必须要政企分开。可是在中国政企分开非常难，为什么说非常难对于国有企业来说，到目前来说可以说没有真正的政企分开。为什么这么说？国有企业让它政企分开，在中国要回答两个根本制度问题。哪两个制度问题？第一要求国有企业政企分开经济上要回答一个问题，这个企业要不要采取国有制，其实这不是对政府对企业态度分明的问题，如果继续才有国有制就不应该采取政企分开。什么叫国有制？国家是老板，国家出资。什么是老板？有了责任政府来负担。现在有人鼓吹政企分开，让国家在有责任的时候退出，这是什么？就是侵权，这是国家的，国家搞坏了不让他赔这不是侵权吗。美国是什么？美国是国有企业是政府内阁任命的官员，国有企业不是企业家你是官员，你对谁负责？你不是对市场负责，而是对任命你的行政上级负责，政企合一。即使是西方也是这样，这就是国有制。如果是政企分开，政府从企业退出，很简单？把这的企业卖了就完，不在承担责任，当然也不再承担利益。政企分开这是非国有化，我们现在给我们国有企业出一个什么难题，我们又想是国有制性质不变又是政企分开，人类智慧到今天要国有制就不可能政企分开，要想国有制就不能政企分开，我们想既是国有制又政企分开，这是前无古人。在经济制度上看要不要国有制，而不是管理方法变化。要回答第二个问题就是政治制度上要不要党委，这和西方不一样，西方国有企业政治体制整个国体是多党制，所以执政党即使在执政期间，你的花消也不敢接到国有企业的帐上，也不敢接到国库上，否则就是窃国。我们国家不一样，我们国家领导权是共产党一党执政，我们民主党派是参政议政肝胆相照，所以我们国家是共产党一党领导，我们是党国，国家是共产党一党领导，国家办的企业归谁领导？当然是共产党领导。所以我们过去是党政一体，党国一体，因此党政企三家，党委、党领导核心，过去我们叫做党委一人下的厂长负责制，所以要政企分开就涉及到党政、党企的问题。所以起草小组就遇到这样一个问题，把国有企业改成股份企业，股份企业有股东大会、董事大会、监事大会，那么党委在里面是干什么的？起草小组就把这个事情交给朱溶基，朱溶基就说国有企业改造成股份公司不写党委不得了，要保持住共产党的江山怎么办。可是他说第二句话国有企业改成股份制企业写进去党委也不得了，你写进去有什么职能，有什么责任，所以当时朱溶基说写不得了，不写也不得了，这不是谁拍脑袋能定的，要艰苦探讨。但是给起草小组的时间有限，大家可以看一看十一届三中全会说一定要在党的领导下如何如何，正文没有，实际上这有是在文件上回避了这个问题，文件上可以回避，实践中回避不了。怎么办？所以我们讲国有企业你要适应市场，你必须政企分开，你不政企分开很难适应市场，但是政企分开这两个基本问题，经济上要回答这个企业要不要采取国有制，政治问题要回答这个企业要不要党委，这个问题对中国稍微了解国情，对中国历史稍微了解，在回答这两个问题绝对会有谨慎。这是我们国有企业改革目前面临的第一个大难题，如何真正实现政企分开。

　　我们国有企业现在面临第二大难题，就是在改制当中，国有企业改制当中在制度上如何真正统一企业责权利，很多争论都是发生在这里面。为什么这么讲？我们对国有企业基本改制是分权，从过去政府集权向下权利转移，承包制是两权分离，股份权和经营权，股份权是三权分离，总裁的管理权，董事会的支配权，经营层的经营权，权利的转移和责任的转移一定要统一，权利一旦离开责任的约束，必然导致权利滥用，责任转移一定要和利益转移统一，责任的转移给了他责任不给他相应的利益刺激，他一定没有积极性，没有效率的。所以权利在转移过程当中，一个基本规则，权利的转移和责任转移统一，责任的转移和里的转移要统一。光有权利而无责任是一群疯子，而光有责任而无利益的品牌造就傻瓜，如果权利安排过程当中没有责任，同时社会上又有一部分人光有责任而无利益，这个社会就是一群疯子领导一群傻子。而我们国有企业改革最大的漏洞就在这，有权利的转移，但是转移过程当中出现权责利的不对等。我们现在说句老实话，我们国有制实际上是委托代理，我们国有企业不管是董事会还是股东会，获得的是极其庞大的支配资产的权利，但是约束权利的责任是什么责任？绝不是经济责任，而是非经济责任，我们用政治道德的名誉这些责任在约束他手中的经济权利。我们知道前一些年有一些改革家，我记得80年代末搞承包制有一个影响非常大的企业家叫杜新生，88年曾经被评为当年十大新闻人物。报纸披露一段故事，讲他承包一个国有企业搞破产，又承包一个国有企业搞破产，连续搞破产了两个国有企业；给他三个处分，第一是撤销厂长的权利，第二是撤销党总负支书的处分，第三是舆论上搞臭，这是道德上的追究，他拿着不是自己的东西在市场上折腾，现在搞丢了，搞破产，他应该负的责任应该是什么？很简单就是赔，经济责任。但是他最不能赔的就是经济责任，因为他是无产者，什么是无产者？无产阶级的积极分子。所以我们说前一段时间郎、杜之争这是问题，但是最重要就是制度，我们给他们的是经济权利，而给他的责任不是经济责任。刑法上有一条杀人抵命，因为你有一条命你抵得起这有约束，当我们说杀人抵狗命，这就麻烦了。现在的问题就在这，你给他的是经济权利，而约束他权利的责任不是什么？不是经济，那就麻烦了。这样逻辑就倒了，履行经济责任的人也不能额你经济好处，道理很简单，搞破了不能赔，搞好了也不能奖。所以很多人议论很多，认为他给国家做那么大的贡献，为什么不能事先讲给他多少奖励，导致他后来走上犯罪的道路。后来

人民日报说的确给人家做出了贡献，但是党和人民已经给了他足够的政治荣誉，就是你搞好了我不能额你奖励，奖励你政治荣誉，搞坏了不能追究经济责任，追究你非经济责任，这就是国企改革第二个漏洞。

　　国有企业改制面临第三个问题，实际上就是国有企业的分布问题。就是究竟为什么办国有企业，哪些领域需要国有企业，这从国有企业改革一开始到现在始终在争，你说有进有退，哪需要进，哪需要退，进退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国有企业为了战略控制还是为了微观的利润最大化，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在国内目前都是没有通过认识，没有定论的。而这且问题没有定论，要不要政企分开，要不要权责利统一这些问题，你处理起来就是没有根据。所以时间关系我在这不更多展开，这是我讲的第二大问题，当前国有企业改革它究竟面临主要的矛盾是什么，这样三大矛盾。

　　最后我再用几分钟的时间，讲一下第三大问题，如何评价20几年国有企业改革的进程，这个争论非常大。就这个问题我想谈三点认识，第一评价国有企业改革的标准究竟是什么？我想这和我们刚才谈到的问题是连在一起，你为什么办国有企业，办国有企业的目的是什么，根据办国有企业的目的实现目的的效率来看我们国有企业改革的成败如何，应当是这样的。办国有企业是为了挣钱吗，办国有企业是为了财政收入最大吗，办国有企业是为了企业盈利最大化吗，如果是那样历史早就证明国有企业挣钱挣不过非国有，国有企业关键是干什么？就是市场失灵市场做不了的由国家来做，同时国家也可以从微观上通过直接办企业的办法来弥补市场失灵的领域，这是肯定的。再就是控制国家中心命脉，使得我们国民经济宏观的均衡和长期发展可持续增长等等能够在战略上得以支持，国有经济支持的基础保障，主要是这样子。如果是这样子，就不能用什么？就不能用一般企业盈利目标，盈利多少，上缴利税多少，去衡量我们国有企业这些改革的政绩和改革的成就，那就是用衡量马的标准去衡量人很有问题，因为人跑不过马。你不能得出说人不如马，标准不一样，办国有企业的目的就不是像一般的市场当中的企业那样，要看它对长远的社会公平，对长远的国家均衡起多大的作用，而不是简单看它微观挣了多少钱，首先的目的，究竟衡量的标准是什么才好做比较。这是国有企业改革评价第一点。

　　如何评价国有企业改革第二点就是效率。国有企业改革衡量最根本的标准首先就是效率问题，这个效率不一定仅仅是企业的盈利的效率，更应该看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国有企业不可或缺的地位以及在这里面发挥巨大的持久的社会效应。我曾经做过一种研究，1978年至1998年20年的时间，我做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曲线，我看到非国有化，因为国有企业改革最重要的内容中小企业非国有化，我把非国有化这个指数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的比例变化，我放进的中国的生产函数的分析模型当中，我就观察伴随着国有制的改革，伴随着非公有化的进程，在20多年当中劳动和资本生产要素这两个要素的效率是不是提高了？做的结果非常漂亮，伴随着非国有化的发展，中国劳动和资本生产效率极大得到提高，也就是我们制度变迁提高了要素效应，就是要素效应经济增长。从社会整个发展来说，毫无疑问这26年是中国历史上经济发展空前，无论是人们生活水平还是社会经济发展的进展，虽然有很多的问题，可能很多问题还很尖锐，但是不能否定这26年是中国经济发展史上发展空前巨大的。这26年是不是和改革有关系，如果改革有关系？国有企业在改革相当长的时间内，说经济改革的核心和关键，成就的取得是不是和改革的核心和关键，也就是和国有制改革有直接的关系。结论不难从逻辑上得知，所以国有企业改革有很多的问题，确实是这样我们也没有必要回避要深入研究，建设性的解决，但是不能根本否定这26年包括国有企业改革，包括国有企业改革为核心、关键带动下的整个经济体制下的变化所带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标准改革是生产关系的变革，检验变革最根本的尺度还是生产力的发展，我想这个基本唯物主义的历程我觉得我们不应当有所动摇和怀疑，因此从效率标准来看衡量国有企业改革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第三点认识，衡量国有企业作为制度变化，当然还有一个公平问题。公平标准我想是两个，一个是事后公平，一个是事先公平，国有企业改革从现在的情况来看，从事后来说，通过整个制度改革，从事后的收入分配来说，我们现在的差距怎么样？的确在扩大，我们收入分配在改革当中差距的确在扩大。国家统计局有关课题组最近测算的数字，我们基尼系数是0.45，这已经超出了警戒线，因为警戒线是0.4，在人们生活当中反映出来收入分配方式消费方式的差距，消费水平的差距更深入，现在人民普遍关注。但是中国收入分配差距我看一下总共是三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发展的原因，发展的不均衡导致收入分配不均衡。为什么？我做了一项分析，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收入分配数据是这样，如果单纯看农村居民，农村居民和农村居民比，基尼系数并不高，0.32，在安全线以内。如果单纯看城市居民，城里人和城里人比基尼系数也不高，0.33，安全线以内，但是混在一起0.45，显著超出警戒线。这说明什么？说明中国整体来讲收入分配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差距重要就是城乡之间的差距，城乡之间的发展不均衡，中国经济的二元性，落后的农村和现代化的都市并存导致的。这是一个发展的失衡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努力缩小经济发展的二元性才是根本，这是一个原因，发展的不均衡导致收入分配不均衡。

　　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增长的不均衡导致收入分配的不均衡。我刚才讲我做了中国伴随变化生产要素的提高，极大提高了两个要素的积极性，但是有一个数据制度改革同时带来的资本这个效率的提高，资本效率提高的速度是劳动这个要素效率提高的速度的900多倍，就是改革中国实际上主要解决了什么？资本。那么如果你是按照效率，按照贡献进行分配的话，谁的贡献大，按照比例分配的话，那就意味着什么？资本控制者他收入分配的增长速度应当是劳动者他收入的增长速度的900多倍，因为什么？伴随着变化资本效率他们贡献的增长速度是劳动要素贡献速度的900多倍，你现在要讲效率就应该按照这个来。所以由于在经济增长当中要素效率贡献不同，我们现在又按照要素分配，按贡献分配，按效率分配，这是市场经济的要求，这种增长的不均衡导致收入分配的不均衡，不同要素的持有者是不一样的，这一点我个人认为要谨慎，不能简单的把高效率的人的收入转移给低收入的人。因为什么？因为这要牺牲效率，这一点要谨慎，而这点要解除不能靠市场，市场讲究效率，市场解决不了，市场解决贡献大小不同形成收入差距分配不均衡过程当中市场没有能力，要靠什么？要靠政府，这个地方要靠政府进行，政府推行各种各样的政策来解决，靠市场做不到，这是收入分配第二方面的差距。

　　收入分配第三方面的差距既不是增长不均衡也不是收入不均衡，而是机会不均衡，权钱交易、特权、垄断交易等等，这是我们现在特别重要的问题，而机会的不均衡是事先的机会不均等，包括医疗卫生、教育、享受、包括各种机会，包括能力的提升等等机会不均等造成收入分配差距不久大，而且黑箱看不透，而且更持久，这一点我们要看到它不是市场经济体制造成的，而是市场经济不完善造成的。因为市场要求机会面前人人平等，而这种收入不分配是对市场的否定，几乎是人人面前不平等，洛伊要通过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入改革和完善，深入民主化和法制化来解决。所以我想是这三点。一个是你为什么要办它，一个是效率是不是解放要素生产力，再就是从公平上，从公平上如果从效率出发，包括国有企业的改制，肯定是加大了收入分配的差距，但是中国收入分配的差距多方面原因造成的，有发展不均衡的原因，增长不均衡的原因、机会不均衡的原因导致的，对于不同的原因造成收入分配的差距扩大，应当给予政策调整和制度的制定解决，当春的简单的批判我觉得解决不了什么问题。

　　主持人：谢谢刘教授。多元化和专业化的问题是老话题，但是也是值得不断探讨的话题，因为它的答案绝对不是非此即彼这么简单，今天请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总编刘洲伟先生作为特邀主持人，跟各位嘉宾探讨是阔步多元化还是回归专业化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