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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10月29日-31日由《中外管理》杂志社、北京中外企业管理培训中心主办的第14届中外管理官产学峰会在北京召开，本次峰会主题为2006·中国企业“赢”思维。以下为主题论坛：应对市场突变的智慧论坛实录：
主题论坛：应对市场突变的智慧
刘晓光(首创集团总经理)
施永青(香港中原集团主席)
文宗瑜(国家财政部资本市场研究中心首席专家)
杨 光(《中外管理》杂志执行主编)——主持人
李 肃(和君创业研究咨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长)
李光斗(李光斗品牌营销机构首席策划)
主持人：在企业经营中决策总是突变的，怎么才能处变而不乱，接下来嘉宾主持人杨光将和嘉宾一起探讨。
杨光：非常感谢大家在这样一个时间跟我们探讨这样一个问题。非常感谢主持人，因为今天在座五位嘉宾都是如雷贯耳的专家，我利用自己的权利介绍一下自己，在我自己虚荣心得到满足以后，从容给大家介绍一下台上五位经济界、企业界的精英。首创集团总经理刘晓光，做实业、做地产都做得非常出色，同时也熟通金融，又是博士生导师，宜商宜学非常厉害。香港中原集团主席施永青，施先生和刘总都是地产界的，一会儿沟通可能会有有意思的内容。李光斗品牌营销机构首席策划李光斗，李先生策划很多知名企业的运作，有很独到的经验。和君创业研究咨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长李肃，李肃先生给很多知名公司做产业顾问，对产业有很深的造诣。国家财政部资本市场研究中心首席专家文宗瑜，文先生对于国内财政的角度，对国家的经济有非常深的理解，一会儿可以听到他精彩的发言。今天的题目是应对市场突变的智慧，市场不断变化这没有问题，但是我发现最让我们惊心动魄是突然起来最大的变化。在地球历史上曾经恐龙非常强大，但是由于气侯不能适应一夜之间就消失了。美国曾经有一位专家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抓住市场轨迹中的突变点，方能顺势其势的发展。首先第一块内容我们请我们诸位专家对这样一个题目能够就他自己的理解进行一个简短的阐述，首先请文宗瑜先生从国家宏观的角度对我们整个市场情况谈一下意见。
文宗瑜：各位早上好，我们现在国家宏观调控，我们仍然处在一个阶段。从目前具体情况来看在未来三至五年比较长的时间之内，中央政府国家在宏观调控方面是这样一个导向，通过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为了满足经济发展需求。应该说从我们未来三至五年的基本趋势来看，我们GDP的增长总是在这样一个区间，中央政府希望在每年维持在6.8%至7.8%。但是在2006年因为高速增长有一个惯性，因此每年GDP的增长仍然会超过8%甚至到8.5%，这样高的增长可能与中央的希望有一点偏离，因此我想在未来几年中央宏观调控力度要继续加大。通过继续加大宏观调控的力度，放慢经济发展速度，缓解目前已经出现的深层次社会、经济矛盾。从目前的基本导向来看，就是我们经济增长速度比较快，发展速度比较快，我们许多社会的问题表现得越为严重。因此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基本导向，就是放慢经济发展速度。放慢经济发展速度，我想对于整个重工业出口、制造影响巨大，放慢经济发展速度的同时我们带来一个很大的弊端，就是带来就业岗位的减少。如果我们GDP增长7%以下，我们就要减少980万的税收，因此如果我们把GDP的增长达到6.8%至7.8%，带来最大的问题就是就业岗位的问题，通过减税、减费来承担。因此我们将今年个人所得税的调整，满足了我们减税减费的需求，我们通过减税减费保证就业岗位，因此这样对于企业来讲，我们就是在未来三至五年，五至八年的就业负担，国家通过减税减费主要达到两个目的，第一增加就业岗位，第二就是为企业增强企业自主创新的能力，因此宏观调控不仅是要放慢经济发展速度，我们仍然有利好的因素。我觉得最好的利好的因素就是减税发展，将使中国的企业在未来三至五年，五至八年的时间内完成较好的积累，实现自主创新。
从国家目前宏观调控的工作，未来得发展趋势我认为有三大行业，或者是有三个方向，应该是在整个国家宏观调控持续发展的三大行业。一大行业就是公共企业、公共产业，我们这里面讲的公共企业、公共产业主要是供水、供热、供气、供电、垃圾清扫、园林规划、地铁、长途客运等等，我们要在这方面重点发展。我们要进行体制配套改革，也要维持这样的产业高速成长，目前政府所推动的政治、经济一个基本的导向，社会基本改革就是鼓励农民向城市转移，加快中国的城市化步伐。我们一个基本的设想是用30年左右的时间，要把4.8亿农民转移到城市，因此我们目前碰到的社会体制改革也支持这样一个产业高速发展，同时供水、供热、供气、供电、园林规划、垃圾清扫等等也发展，我们基本的导向就是要把县城的管理提上一个台阶。第二大块就是制造业，未来基本导向就是把东北老工业基地改造成一个东北制造基地，国家未来五年发展规划，我们要为中国制造设备、制造业投入8000亿左右的资金，来支持中国的成套设备制造业。要发展和推动中国制造业、配套业的发展涉及到这样一个问题，目前中国制造、尤其是轻工业制造我们缺少，因为中国和美国、德国三个制造大国，美国、德国主要是飞机等这样的制造，而我们是低价的制造，三个制造大国，其他制造大国都是赚钱，而中国出口还要退税，未来5至8年出口退税要停止。我们要从原来轻工业产品制造转向设备制造，因此我认为在未来5至8年，装备制造业将在中国得到政策支持，发展较快的一个行业。第三个产业就是环保与新能源的开发利用，我们能源替代将成为我们整个国家的一个重要任务，核电，包括海洋能的利用，包括其他汽车新的替代能源将成为国家政策制定的重点，像核电已经加快了发展速度，我们今年核电投入在山东海洋和辽宁大连进行，预计未来不到10年我个人观点会达到15至25，包括海洋风能的利用将是一个新的领域。同时国家支持上对于整个汽车制造业的替代能源，这方面要加大投入。包括海洋资源的综合利用，主要是国家要支持的一个重点。另外从工业来讲，工业资源的再生利用，因此我认为从未来来看，我们要支持第三个产业就是环保与能源开发的问题。我认为在未来宏观调控的三大产业，要有较快的发展速度。
与之相应我认为在国家宏观调控的大背景之下，我们大多数中小型企业主要是做两件事，一件事就是培育股东和员工，我认为我们26年的改革开放到目前为止大多数的员工和股东没有企业发展的常规系统，因此在其他方面强调股东要有企业发展的常规系统，再就是三个原始积累，应该说大多数企业，中国企业没有经过三个原始积累，我们讲的三个原始积累就是资本原始的积累；第二是发展的积累，第三是期待价值观的财产积累。我们在跨国公司研究的三个材料原始积累的周期和生命周期有一个关联关系，这个关联关系就是一句话，三个存量它的生命周期。因此我们中国的中小型企业，包括一些大企业要进行三个存量原始积累。
杨光：刚才文先生说到三大发展行业大家要记住。企业市场剧变不仅仅带来机遇，也可能带来一些企业措手不及，不愿意去面对的情况，但是这是我们必然要应对的一种现象。下面我们请刘总，作为地产界的精英，今年地产业应该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国家又有很多的政策出台，你5月份发言说要同业人要注意，因为我们房价过高可能会对行业采取一些抑制的措施，现在从你的角度来看，今年4月份调整带今年年初的时候遇到了。
刘晓光：地产新的变化非常大，造成整个地产市场实际上出现了震荡。实际上2003年6月份，121号央行文件那个时候我没有反映，总觉得来一下就过去了，结果没有想到一个一个政策出现，我觉得我们变化非常大。我们实际上是受到影响了，在今年中期我们发表了利率额，就是我完不成我的利率额，主要的影响是三条，第一条就是房地产行业受重大的变化，我们受到影响就是应该开工的项目放慢速度，比如开工10个只开工3、4个；另外现在完工比例扩大，必须100%的完工入住。现在个毛病，第一个企业文化，一个企业随着某种信息的发展、技术的发展，全球化的发展非常快，过去一个地方的变化现在来讲全球一体化越来越快，所以全球一体化的不明确因素太大了，政策不明确的因素太大了，最近我们开了一个盘1000栋，根本没有办法。
另外CEO过去关注企业自身运营经营管理运作，现在看密切关注政策的变化、宏观的变化，要有这样超前的眼光，不能只看自己的管理运营，而不看宏观环境的客观变化。地产来讲对我们影响非常大，所以我们就要调整，因此从融资的角度来调整，从地域的角度来调整。在天津、无锡、太原等地方，如果一个企业要有超前的眼光，如果我超前一点，可能在2003年就超前，结果2004年8月份才开始，这就是市场突变没有足够的智慧，谢谢。
杨光：我们看到很现实的问题，就是你一个信息出来，我们怎么判断这个信息，因为我们在应变当中会出现两种极端的现象，一种就是听风就是雨，所以出现先开枪后瞄准的情况，也出现了严冬的现象。另外一种现象就是延迟了采取措施，给企业带来了灾难，下面请李肃先生给我们分析一下，就是你在看到一个信号的时候，比如说政府的文件，或者是外界的传言，或者是某一种学者的说法，作为企业家怎么判断这是真的突变还是假象的突变。
李肃：我们是从事了20年的中国的企业的咨询，在20年期间，我看中国企业的起伏波动，它实际上有三种巨大的冲击，而且每一种巨大的冲击企业家如果没有评测能力一定会有影响。在80年代你看大多数挣钱都是来自政策，因为当时双规制，所以双规制真正挣钱是来自政策，当时谁也没有预测到，谁也没有想明白，宏观调控直接的力度对于生意的影响实际上是非常直接，所以80年代所有企业挣钱都和双规制制定政策，而且你仆役自己单独跑出来一个政策。两次宏观调控，88、89年搞了一次，93、94年又搞了一次，这两次宏观调控的政策，一下子导致中国大量的企业突然进入市场，在这个过程当中确实有相当多的企业家预测到，该跑就跑了，93、94年的时候谁从北海、海南跑得快，就找到新的发展方向，凡是死在里面那就是多如牛毛。而现在政策性的波动日益从宏观性因素转向产业性因素，也就是行业性的政策越来越多。最近我们研究地产业、钢铁业，都是国家政策对于这个行业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而且整个产业界是骂声不绝，全都觉得政策都弄不明白，但是这些政策目前出来对于企业结构的调整非常大，就是整个推动力非常大。最近我们看钢铁业，国家政策一掐死，大片的民营企业关闭，整个大片的铁迅速调整，现在9家合起来搞出至少800万吨的企业，在中国排位很前。所以中国政策的波动，对各个产业产出巨大的影响，现在企业家的评测能力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你看90年代我们做中国企业顾问的时候，看得很明显是市场机会和市场分化和市场波动，整个90年代我们看中国企业在股市发了一文，地产发了一文，搞资产重组又发了一文，制造业向乡村转移，向区域转移又发了一个文，一轮一轮市场机会怎么把握，在市场机遇面前逐渐地走向微利时代，产业是不是能够预测到你在里面是什么样的地位，90年代谁能预测一把，谁能抓住潮头就上去了，谁还在潮尾就死定了。所以市场趋势来看就像晓光讲的越来越全球化，从钢铁业来看中国的结构来看绝对够了，但是全球业来看我们看中国的钢铁业替代全球的钢铁业达到50%至60%的比例是没有任何的问题，所以就开始重新投，现在投资冲动最大，投资效力最热的就是民营企业，这种市场大规模的变动出现了新一轮全球化的问题，中国企业应该重新改变视野，不改变视野在原有的市场里面去想你的生存和死亡可能什么都没有了，这是第二个问题在90年代我们感受比较深的，现在大多数90年代当年能够暴发的机会都没有，现在都进入低迷时代拼死竞争，在这个过程当中谁有全球竞争力，到底怎么提升自己的素质是很重要的。
第三个问题，现在我们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企业又碰到全新的问题就是法律风险的问题。市场实际上现在多数人在自己行业里面都知道自己的趋势，没有突发性的市场机会，也没有那么大的突发性的市场麻烦，真的说到底，在全球化的问题当中有新的问题需要解决。但是现在中国的企业全部都碰到非常深层次的法律问题，就是历史上民营企业的原始积累也不够规范，中国企业打到全球，又被整个全球利益阻挡，现在客户诉讼能力，对最大品牌的压力，所有法律纠纷越来越多，所以你看到最后一打完以后死的东西越来越多，弄一弄历史上出一个麻烦就把你抓进去，所以现在大批优秀企业家，产业能力扩大的企业家就抓起来了，在网上大肆申辩都说你不对，我们在国外看有很多这样的法律，美国很多法律违法案件，其实当时在社会条件下作为舆论允许的范围，总统、州长都可以出来赦免的，就是法律对很多特殊问题进行特殊处理，但是咱们现在很多法律问题，国营套出30亿也没有声，民营套出10亿也要抓你，法律带来的风险问题非常多。所以中国企业做好各种各样法律准备，在法律界限边缘里面认真经营现在又提出全新的问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从我们20年的经验来看，因为我们做了30多个产业，1000多个客户，做下来去看中国企业三个阶段碰到各种各样的风险和问题现在逐渐聚焦到国有企业，也就是所有企业都要研究市场、政策、法律，三大风险面前早做准备。
主持人问我到底怎么做好准备这是技术问题，因为做好准备要有三个层面，第一要养一批专业人才进行各种各样的研究，各种各样的预测一定要做的，焦炭企业我们看小民营企业平台非常小，最低谷竟然养了一批人，他一直判断焦炭会上来，所以他不断往上推，所以企业的研究能力判断能力其实来自于你的基层的积淀，也就是刚才文博士所说的积累，他讲的三大积累里面，资本积累、管理积累、文化积累，实际上是这些东西研究积累到多大的程度。第二应该说中国的企业，所有的人在理论上的积累基础上还有现实的感觉力，其实商人作为一个大企业家，第六感官起非常重要的作用，企业家真的是我们做了上千家企业顾问之后，真是感受到企业家确实是一种特殊的才能，这种才能有很多的天分，你要提升你自己的特殊能力，要有敏感性，要有自己的特定素质。第三认真使用中介组织，中介组织宰割中各样的应变过程当中，由于长期经验积累，作为公共平台积累了大量的财富，这种财富是无形的财富，怎么使用，到了真正危机怎么让中介组织帮你渡过危机，这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谢谢大家！
杨光：刚才实际上提到需要对市场应变反映速度，我们也希望论坛进行过程当中，在座诸位能够对嘉宾的发现有更快更积极的反映速度，能和我们嘉宾有互动，如果有问题可以随时举手，或者是写纸条我代替你向嘉宾提问。继续下面的内容，刚才提到全球化的趋势已经对国内区域市场产生影响，这方面施永青董事长应该说本身经营就是全球化，本身是香港做地产中介，很早就进入中国内地发展，可以说施先生在内地的发展和我们杂志社，和我们年会同龄，同一年来做这件事情，所以施先生对于全球市场的了解很精通，你看今年地产业的发展，从中原集团的方面你的感觉是痛苦的，还是觉得我更如鱼得水了呢？
施永青：各位来宾，很高兴在这里跟你们分享一下我对这个题目的看法。对市场突变应对的智慧，我本来只能讲出一些方法，但是你们提出智慧是很高层次的。我自己和大学里面的理论，市场里面流行的管理方法其实是很不一样的，我记得我在香港参加一个本土的高级官员培训的时候，大学管理的教我们怎么预定，就是没有出现之前就要准备好。我自己的看法就是大部分未来做的准备都是浪费，现在好象禽流感要做这个准备，要做那个准备，都是一些西方的官僚系统的结果，他们怕给人家攻击，一早就做准备那是浪费资源，所以我自己做老板，我就不做这种没有意思的准备，我情愿发生了才去反映，生物界都是反映的，没有预映的，所以预映是不划算的。
我看生物演变的过程，面对的突变是很多的，像恐龙就没有了，就是小行星撞下来，天气变化就灭绝了，这做什么准备，不知道什么时候撞下来。禽流感要病毒产生基因变化，变成什么样你还不知道，变成什么样的病，所以我自己看生物演变的过程中，不是靠准备去应变的，什么方法是最好的应变方法？是多样性。恐龙的强是适应当时的环境，所以环境一改变它的强壮就变成它的负累，他又大吃得又多，天气变化就变成他的负累，当时给自己企业搞得那么强，你现在强不是将来也强，所以我自己感觉到其实企业内部多样性，企业内部的自由度是应变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企业我主张是无为而至的，如果中央太强的话，把下面的东西都限死了，那你这个企业就没有应变的能力，好象中国也是一样，以前是完全的计划化，中央都定好了，什么都是要这样做的，那你就没有应变能力，以粮为纲，种粮食为主，这块田适应种花生你要种水稻，就没有应变能力，而现在民营化了，我们每一个地方，每一个人，每一个小老板都在想办法各自去适应环境，环境一变总有人是淘汰的，我们不能够说整个社会没有人淘汰，但是我们有多样化的，有一部分人淘汰，有一部分人没有淘汰，而是适应下来。在我的公司我允许地方的小头目，有一定自主的空间，有自主的空间他就能够按照他自己的情况，他自己的环境做一些调动，不是每一件事都要开会，都要问领导，领导说得算，那你就没有应变能力，应变能力就是要有一定按照情况适应的能力，所以我自己觉得很多公司没有适应能力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对过去的成功的迷信。现在这里面做的都是企业家，或者是高层的管理人员，你们都成功过，没有成功就不叫你来了。但是成功，也是你们没有应变能力的重大原因，因为你们越来越高，跟前线脱离了，他们跟你反映一些意见，你已经听不进去了，我十年前就是这样做的，你看我做得多成功。这种情况下你有没有办法吸收新的情况，你要应变就要吸收新的情况，外面出现了变化，你还没有知道，变化了你知道及时反映是很重要的，所以很多公司一旦成功了，把成功的经验固定下来，就是现在搞什么ISO9000什么东西，都是一条一条写好，越是系统化，你就没有应变的能力，系统就是一个扣跟着一个扣，紧紧的去配合当时的情况。当时情况一变你就变不掉，一动整个系统就可能崩溃了。所以我在应变的情况下，我保持系统的一些灵活性。
怎么样灵活性？就是制度要越小越好，我是松散的组织，收缩的管理。你们听起来可能不象话，但是有一定的松散性，它才有应变能力，严谨性没有应能力。但是另外一方面，你们公司里面应该有一个信息流通系统，一个公司其实也是一个生命体，一个生命体好象人的脑子也一个神经系统，神经系统的信息怎么样来沟通，就是公司里面有一个开放的文化，下面的信息才会有机会上来，没有信息的流通，今后你就没有学习能力，有学习能力才有应变，当然我刚才说的是一个特变，因为在社会变化过程当中，有两种变化。一种是必然性的变化，我们当然可以研究市场的规律，社会的规律，这是很大的问题我们今天不讲；今天讲的是特变，特变是有偶然性，偶然性就是通过你们公司的文化、公司的学习能力，公司的灵活性，怎么去反映去研究新的情况，这就是我所说的要松散性、灵活性才能做到不迷信的成功心态。
杨光：下面参会企业家提到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交给我们文博士回答可能合适一些，这个问题是这样的，我们是中小企业，市场突变还能够应付，但是政府风险实在难以规避，一个规定就让你的土地冻结，让你交的钱的土地拿不到证了，政府如何给企业降低风险？
文宗瑜：这个问题也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够解释清楚。不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应该说一个企业都是追求利润最大化，但是作为政府尤其是转型时期的政府，我们从中国转型时期来看有两大风险，一大问题是社会动荡的问题；第二大风险就是金融危机的风险，因此这一次宏观调控是不得已的宏观调控，放慢经济速度不能以牺牲企业的利益为前提，但是在中国转型时期社会动荡的问题我们是不能回避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央在考虑这一次宏观调控的，不仅仅是从经济角度，更多是从社会角度制度改革来考虑的。
杨光：在座每一位能够把政策背后理由、原因吃透，可能对于降低我们政策风险就会有帮助，希望大家能够真正回味文博士的回答。下面我们继续进行讨论，刚才施总提到很周期的问题，他要把他的决策层下放，使得他更能够在发生情况更快知道，更快速度反映，这个问题请问李光斗先生，因为今年我们确实感觉到尤其是消费品市场，大家都关注的产业应该说都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小事为什么能变成大事，很大的原因就是企业做出反映不够快，不够及时。我们看今年不管是国内光明早餐奶的事件，包括肯德基的苏丹红事件、SK2等等这样的事件，从3月份至少有7个消费品被媒体曝光，这样的问题比往年更猛烈一些，对企业影响也更大一些，你作为企业营销非常有造诣的专家，你觉得消费者的理性，媒体话语权的不断增大，可能对于市场突发，短时间内巨大的影响力，作为大众消费品的企业我们应该怎么样面对这样的变化？
李光斗：谢谢，主持人的问题讲得非常好。我先讲一个轻松的话题，谈恋爱和发言最大的区别是什么，谈恋爱一定要先谈，先到先得，跟市场机会一样；发言也不要最后发言，因为前面的专家把智慧性的东西都讲完了，我再有本事也跳不出来。我也接触过很多企业家，一直为中国的企业服务，中国企业最关心的问题，其实往往是中国一直处在机会营销的阶段，大家非常关心机会。机会和机会相对应的一个词是什么？风险。大家非常关心接下来一年，至少2006年的时候我们会面临什么样的问题。说市场会越来越好还是越来越糟。第二，机会越来越多还是越来越少。我可以回答这两个问题，肯定市场会越来越糟，绝对不会越来越好；第二个问题与市场越来越糟相对应是不是机会越来越少，错了，市场越早机会越多。企业家本身都是机会主义者，不是机会主义者就不会做企业家，这是我们得出来的结论。
第二，面对市场危机，如何用中国的智慧去应对。我觉得施先生讲得非常好，我有很多医生的朋友，我同时也关注这个问题，全世界面对大的流感，我说是不是可以打疫苗，所有街边医生都说赶紧打，我这有很多疫苗赶紧打，因为他要赚钱；而我的医学朋友说你现在打干什么，等到真正流感来了所有的抗生素都没有用了。面对问题怎么做？任何企业都有一个作为叫做微弱信息搜寻机制，中国市场面对这个信号没有微弱信息搜寻机制，当政策来了以后一下就瞠目结舌，其实政府的政策是一点一点释放的。离政府最近的就是文博士，政策不会一夜释放，会一点一点释放，这个时候要搜集。面临市场微弱信号怎么去搜集？我听过李嘉诚的演讲，很多的故事，说他做房地产，其实就是在60年代讨港潮的时候说到底文革的思潮会不会蔓延到香港，他接见最高是东莞一个大队支部书记，他说我们不会搞到香港来，虽然也把英国领事馆烧了，这是他的判断没有问题。我服务的一个企业，也是中国最大的乳品企业之一，当富氧奶粉的时候，说你奶粉不合格马上就要崩溃，而他们老总马上加大奶粉的生产线，因为以前农民买奶粉不认品牌，当富氧奶粉经过党中央国家领导人的教育，买奶粉要买品牌，说要去买这个品牌，去买奶粉都要带着袋子去，围绕信号搜集机制就要考虑到企业家精神。美国一个诺贝尔经济学的者他说美国所有经济贡献都能统计出来，技术投入、资金的投入，但是企业家的投入怎么判断出来。
我们说三个问题，第一是市场细分理论失灵；第二叫做危机日常化，企业家天天坐在火枪口上；第三就是4P理论，企业家说4P只是学会价格战，这里面企业面临一个如何选择的问题。因为这里是管理高峰论坛，面对这样的时候我们要学会一个差位理论。就是在中国市场不断膨胀的时候，虽然现在是第四次宏观调控，但是中国市场机会与其在原来的市场不断细分，不如在另外一个市场突破。蒙牛的成功就是单一产品的突破，一箱牛奶由50元下降到30元，这个时候对于家庭主妇的冲击是非常大的，所以可以很快做到全球最大。
最后就是中国企业家应该选择先强后大还是先大后强的问题？如果按照市场竞争发展状况，发展几个阶段，第一是政治经济学时代；第二是产业经济学时代；第三是财经时代。财经时代本质是品牌时代，为什么说洋品牌都有9条命，猫都有9条命，而中国品牌只有1条命，可是可口可乐等会倒吗？就像我看到苏丹红事件的时候，肯德基仍然很多的人去吃。在这样的情况下就不能追求先强后大，说管理非常好，非常精细化的管理，到最后企业丧失的是市场机会，所以又回到原点，整个中国是机会型的社会，中国企业面临也是一个企业家。你如何抓住新的机会，所以当市场越来越糟的时候，我们看到互联网时代有多少机会，我一个大学同学，以前跟我一样，大家都做服务，做咨询，做广告这个行业，突然有一天他去了美国，他看说在电梯间放一个电视机会很好的，但是美国失败了，美国写字楼非常少，回到上海他就开始做了，但是两年之后是什么样，他说现在一个月的营业收入是2500万，马上也要在美国上市，中国就是充满诱惑机会型的营销，机会型的社会。
杨光：我听到李先生的发言很受启发，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考虑，我们看“十一五”规划里面强调以后会加强对于食品、药品这类可能涉及到百姓日常生活健康安全这些产业要加强监管，听着好象很严肃的消息，但是可能通过李先生的发言，我们会觉得这对于我们来说可能是更多的机遇，只要你是有真金的话，这个时候发光是最好的时候，你应该抓住机遇，而不应该犹豫退缩。刚才提到应变怎么处理问题，尤其是媒体，或者是舆论和政府正在不断产生一种互动的效应。前一阶段媒体关注这样一个话题，为什么中国的500强纳税名单里面很少有地产商的谬论，甚至前300名都找不到，可是各种富豪榜却看到地产商的名字。又发现查出税务问题时不时还有地产商的影子，于是三段论就有结论，听说北京市税务局要做一个试点，要对地产界的税收做出政策变化，全国地产业的试点，如果在北京成功可能会推广到全国，对全国的影响也会很大，我不知道这个传闻对不对，以及刘总怎么面对这样一个变化？
刘晓光：地产税非常复杂，但是是在17个项目里面，不是集合起来的，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地产界也不是一下就能体现，从批到建到销售要两、三年的周期，不是当年就能体现出来；第三如果仔细查地产商交的税还是比较多的。
杨光：企业有委屈，就要向社会不断解释，社会对于企业做出正面的评价，这样对于我们企业形象，对于产业发展都会有很重要的作用，以后我们会拭目以待，首创这方面可能会有很多很出色的举动。刚才也有一位参会代表提出问题，也是提给文博士的，希望你能简短做一个回答。他说听了关于“十一五”鼓励汽车替代燃料政策之后非常激动，他想问能不能再明确一点哪些燃料是国家推荐的，国家会出台政策具体怎么鼓励大家做替代性燃料？
文宗瑜：这个问题因为国家相关部委已经调整，基本上是一个导向，至于这个导向每一个企业，每一个公司，你去做什么样的替代能源可能由企业自己来决定。
杨光：关于刚才提到企业当中可能存在管理和机会这样一个问题，那么在座台上像地产业和零售服务业大家感觉更多内部不是靠经营管理来支撑的，比如说零售业把店址选好，可能比人力资源、内部规划更重要；地产业又觉得有方法从银行贷到款，能够有办法弄到地皮就万事具备了，其他的管理不是很重要。更有人说这是拍脑袋吃饭的英雄行业，策划能力可能会比管理企业更为重要。但是随着今年剧变当中我又听到一种声音，企业注意内部的投入，我们不可预知变化，但是变化来了以后我们抵抗坚持的能力，这样对抗震能力有帮助。施总你刚才也谈到我们内部系统应变，你稍微做一个阐述，因为我们听到你的部下有这样一句话，就是我们中原的出身，我们想听一下中原的出身是说什么？
施永青：我不明白我们部下怎么说的，可能觉得我们中原是香港来的，有洋迷信，我发现大陆企业竞争力都是不差的，尤其是房地产业的发展，外来的企业来都不看在眼里。我记得深圳有一次土地拍卖，新宏基也去了，新宏基去了跟我们打听什么样的价钱，我们都告诉他的，我们觉得他们连举手的机会也没有的。为什么？因为他们外来的企业冒风险的能力与本地的小得多，发展投地谁能够投得着？就是对前景看得最好的，外来的人因为不了解，要了解才能出钱出得最高，所以我觉得外来地产商发展很难跟本地发展商相提并论。刚才也谈过政府政策对房地产的影响，其实房地产受政府政策影响是最大的，利在政府手里，怎么样营运政府的纲领也很大，什么时候批给你，什么时候预售，什么时候给银行的贷款。但是我看到政府的政策不断从钟摆倒向另外一边，所以当时我们不仅要看房地产业本身，我们还要看社会，看政府。
在去年对于房地产进行宏观调控，但是去年还没有成效，2004年上半年我们这一行已经看到要宏观调控，但是后来下半年发现宏观调控没有太大的投入的时候，到了2005年又拼命上升，2004年底、2005年头升得很快，当时我们的同事说宏观调控没有用，这个项目没有，我当时的看法就不一样。我当时的看法，我说国家要进行宏观调控，他根本的一些原因，那是不达目标不行的，达不成目标还有更强的来。我为什么说这个情况，这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我看中国房地产的市场，有楼的人，有地的人财富大幅度上升，全国贫富差距越来越严重，这个情况影响国家一定要管制的，不能不管的，在香港都要管何况中国。另外就是资源分配的不平衡，大量的资源流到大城市房地产行业，好象香港96、97年常说过一些做工厂，本来在深圳做工厂的他说我今年的订单也不敢接了，他的生意很好的，为什么？他说他的老婆说你这么辛苦，又在香港买原料，到深圳做生产，一年专的钱还不如他老婆在潜水湾炒了两栋楼，这种情况在前一段时间也都出现了，很多人都把资金投入到房地产业里面，中国就出现穷傍富的现象，辛辛苦苦一年做小工业赚的钱就到浦东买一栋写字楼，就困死了，中国的经济发展不平衡，这是国家不能不处理的，如果他不能不处理，他做了这一部分的政策出来还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的话，他一定会做出让步的，所以我知道政策肯定还会有第二轮出来。
文宗瑜：房地产的暴利让富人变得更富，让穷人变得更穷。这句话就是把房地产必须调控下去，房地产要成为中国大产业，但是要成为一个平均利润的大产业。
施永青：我赞成整体的宏观调控，在压房地产的时候也要非常小心，因为房地产97年香港压下去之后，整个社会的资产的结果，就是很多人的消费能力，他们的再投资能力都被破坏了，整个经济受影响，这是影响很大的。还有一个情况我觉得中国也要看整个国际的情况，美国现在有一个新的联邦储备局的局长上任，他是能够忍受通降的情况，他也是认为房地产在美国上升是好事不是坏事，因为美国这两年出口又小，政府又乱花钱，他们什么也没有就把地价上升，他就把地价上升买中国廉价的产品，买廉价的石油，我们没有理由把自己的资产值压下来让美国人来收益，在这个世界上好象股票，PE高的股票就可以吃掉PE低的股票。什么叫做PE高？就是市场和盈利比是很高的，就是升值越高在整个金融资本市场竞争的时候，吃掉龙虾的能力更强。如果我们房地产的价格上升，他们来买我们的楼，我们现在国家很担心外来的资金来中国炒楼，其实让他来炒，他拿美金来买我们的楼，我们就可以拿他的美金买他的科技，我们生产出去多辛苦，所以我们竞争的时候不能够不管整个世界的竞争环境，美国如果他是搞资产升值的话，我们不要搞资产贬值。
杨光：时间过得非常快，论坛到了最后的时间。在座各位都是意犹未尽。下面请各位对未来市场突变做一个预测。
李肃：刚才争论的焦点一个是对政策的评价，就是政策波动的评价；第二是对市场预测该不该做这两个问题，我稍微做一些解释。因为政策问题大概三个层面，第一是政策制定到底合理不合理，现在房地产政策问题实际上争论很大，有的观点争论应该控制，实际上应该政府大规模在上升价格最高的时候大幅度投入土地，然后让廉价房大规模供给，所以制定政策就涉及到很重大的问题，就是我们房地产商这一次政策没有参与，等到政策出台想去调，想去参与政府的政策的时候，就说你别弄了。所以中国企业家很少有真正能够去参与行业的政策，这是非常大的问题。从全球的趋势来看，美国这样的国家实际上政府无为而至，但是企业大量的院外咨询团到处找议员，通过国会参与各种各样的政策，政府不管都要找议员，日本和韩国完全是企业家参与政策。现在咱们都是莫名其妙，很多政策拍脑袋就出来，一出来就是企业家敌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政策制定过程和企业家的参与素质和参与能力是一对相辅相成的相互关系的两个要素，这两个要素怎么结合是一个前提，然后才是政策出来以后怎么应对。现在房地产政策既然出来了就要认真应对，现在企业重新调整也有新的机会，这是一个争论问题。
第二个争论问题，刚才施先生和李光斗都讲到，就是关于市场预测到底该不该有的问题，刚才特别是施先生有一个观点我不是全同意。应该这样讲，他刚才讲市场风险实际上是由三要素决定，一个是风险预测，一个是风险应变的素质，一个是当场调整的能力。施先生说你别预测，预测浪费资源，只要素质提高就行了，8个产业都有人，这产业没有了，那个产业就起来了。素质的积累到底大规模积累资源，等到突然来机会把素质用上了，预测的投入没有真正准备8个产业，8个优秀人员一定是浪费更大的。
杨光：我们下午还有时间会做更深入的探讨。我想最多一个总结就是应对市场的变化，每年到我们官产学峰会来，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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