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朋荣：中国最富的地方一般都是没有资源的地方

　　

    2005年中国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论坛于2005年10月11日至12日在合肥举行。新浪财经进行全程视频直播。图为北京视野咨询中心主任钟朋荣发表演讲。(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2005年中国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论坛于2005年10月11日至12日在合肥举行。新浪财经进行全程直播。以下为北京视野咨询中心主任钟朋荣教授发言：

　　钟朋荣：我演讲的题目是浙江经济的逻辑。我们的经济模式和经济制度问题，我们将近1个世纪探索，以前的探索主要是在研究怎么样吃西药，以前是从苏联引进的西药搞全民社会制，后来又研究怎么样吃从美国引进的西药，搞现代企业制度。

　　那么我讲的题目是我们应该研究一下我们的中药，我们过去的经营商是在大地上长出来的，是基于中国的文化和特色长出来的，充满生机，很有活力。

　　浙江这十多年，我做了很多的研究，到很多的县做过咨询，关于温州我研究过100多个乡镇，因此我对浙江的情况比较了解，这里谈谈我对浙江的看法。

　　浙江的经济在现在来看，尤其是民营经济应该是做得很不错，充满生机，充满活力，那么它的优势从何而来。来自三个方面，家族体制加上小狗经济加上产业集群，三位一体，我要讲这三个要素之间的关系。

　　首先家族模式，通过家族模式解决了信用状况差和代理成本高的问题，家族模式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规模小，只有2个万，没有几十个亿，怎么办？搞不了一个气垫厂，搞不了一个

摩托车厂，甚至还搞不了一个打火机厂，知识水平低，夫妻是两个文盲，怎么办？搞小狗经济。小狗经济是嘴那么小，斑马拉扯大，咬不了，我就咬鼻子，咬鼻子就够了，可以把它咬死，咬了十次八次就成了咬鼻子的专家，解决了企业规模小的问题，解决了老板水平低的问题，文盲夫妻两个什么都不想，就专门做个打火机，想了五年，我成为了专家，我不要博士后，我够了。

　　但是你在新疆，我在海南，我们的交易成本很高，沟通不方便，那好我把做扣子、拉链的、面料的搞在一个厂，搞一个产业集群，来解决在分工的情况下交易成本高和运输成本高的问题。

　　我下面简单对这三个问题做一下介绍。

　　第一个是家族模式，我们企业的制度问题，我们中国人从上个世纪到现在做了很多的探索，归结为“革命和改革”，革命就是把私变成公，革命就是消灭资本家，经过几十年的革命，我们全中国人从70年代到80年代的劳动力，后来发现不行，要改啊，从80年代到现在，我们要搞改革，改革就把集体企业、国有企业改革，我们刚才说改往哪改？过十几二十年改到哪去？

　　我们50年代讲、我们60年代讲搞到苏联那去，我们就成功了，后来发现不行，90年代到现在，我们现在搞到美国去，都改成现代企业制度，就成功了。我的体会就是这两个都叫做西药，西药不一定能够完全治中国的病，我们要引进西药，我们更要研究中药，进商在中国几百年，产权制度非常有价值，这是成千成万的企业家根据中国的文化和特色干出来的，这也是企业家，也是企业制度，到现在非常成功，有了这样的制度，在中国更有生命力。

　　因此我的看法，我们要学习的对象不是苏联，不是美国，应该是浙江。浙江的企业制度从产权制度来讲，一个重大的现象是以家族企业为主体，家族企业小孩主要是由父母来养，不是由阿姨来讲，我跑遍全中国，看了全中国的小孩哪里养得最好？就是温州，温州的银行行长讲，我们的银行贷款全都能收得回来，我把小孩比成企业，把股东比作小孩的父母，把职业经理人比作阿姨，因为浙江的小孩主要是父母在养，父母把他全部的爱都给了小孩，小孩得到了精心的呵护，我们哪里的小孩养得不好，我们的上市公司的小孩不好，因为是阿姨在养，阿姨把小孩养死了，她心不疼。

　　在职业经理人队伍还不理想的情况下，在法制还不健全的情况下，我主张小孩尽量给父母养。父母要多辛苦辛苦，这是我的看法。

　　前几年，我们在美国发现了公司信用危机，许多公司在做假帐，我们在讲，美国的阿姨多讲职业道德啊，后来发现美国的阿姨也好不到哪去，美国三分支之一的公司在做假帐，这是阿姨坑父母，我有两点体会，阿姨靠不住，还是自己的小孩自己养放心。第二点体会是家族模式对于规模不是很大的企业来说，至少是当前规模不大的企业，是较有优势的企业模式。

　　家族模式最大的特点就是自己的小孩自己养，不要搞铺张，我研究过几个钢厂，我们的冶钢等等都做过咨询，最好的钢厂是我们家族企业的钢厂。有两点解释，第一点自己的小孩自己养，不要阿姨，小孩小你自己会养，小孩子长大了要弹钢琴，你不会啊，你要请阿姨，我们要及时地把阿姨变成父母，民营企业做到一定的规模，你不要老希望做阿姨，你要把她变成父母，你是大父母，他是二父母。

　　国有企业改制应该主要是由管理层，把管理层把优秀的阿姨把她变成父母，这里面就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的看法不一样，我们更多地强调两权分立，还是强调两权合一，我认为尽量合一，我老板不行，我请老张当总经理，我要把老张变成父母。

　　我感觉到在企业的制度探索问题上，我们从这几十年主要在引进西药，引进苏联的西药，引进美国的西药，我们更要研究我们的中药。

　　第二个，小狗经济的优势，什么叫做小狗经济？我先解释一下，这是我在99年和哲学家讨论之后提出的概念，浙江台州有几千家企业都是小狗企业，就是90年代初期，夫妻两个雇了10几个人，这叫做企业，这样的企业怎么做呢？浙江人讲我们换一种思维，我们做摩托车，需要十个亿，需要几万人，他不这么干，我们通过市场的交易进行组装，这个时候我看到动物世界，这么小的狗吃大斑马，这么小的嘴怎么咬斑马呢？没关系，我们分工，我们集合起来把马干掉，咬十次我咬鼻子，咬五十次咬鼻子，我一咬一个准儿，我专门研究怎么咬鼻子的。小狗经济讲三小三大，小企业，大配套，小地域，大产业，小产品，大市场。

　　小狗经济就是8个字，分工细化、配合紧密。有这么三层，第一个是区域性产业集中，我这一个县集中精力就搞一样，就搞打火机，单个企业的环节集中。第二个，用市场交易关系代替产权合作关系，用市场交易关系代替企业管理关系，夫妻两个把你80万带回家，你自己管自己，不要操那么多心，我们在市场上见。第三个，这样的管理既体现了规模经济的优势，我50万造摩托车，我没有规模效益，但是我把批量做得很大，我照样有规模效益。同时又保留了家族体制的优势，保留了小孩由父母来养这么一个优势。

　　这样的管理小狗经济也解决了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家族企业规模小的问题，我小造一个摩托车需要十个亿，我用80万够了，第二个解决了家族老板水平低的问题，我们很多人今天是农民，明天是老板了，文盲啊，你什么都干，又要做扣子，又要做拉链，我做一点点，一点点就做到世界最好。这里面就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什么问题呢？我们整天都在喊一个口号，做大做强，但是我发现有一个现象，通过这几年，很多的企业一大做垮，这是一个很大很普通的现象，这几年多少企业一大就垮，中国人目前能否支撑大企业，我们初步地判断很难，不是不可以，这是梦想，很难。

　　中国的文化叫做鸡头文化，山东和浙江不一样，浙江和广东和

福建更厉害，10个人有9个半都要当老板，山东人不一样，几万人打工心甘情愿打工，没有非分之想，浙江人做不到，估计安徽人也做不到，要创造一个由多个人做老板，我做老板，你叫我给你打工我做不了。第二，我们的信用状况不好，至少是目前的状况。第三，我们的管理水平有限，在一个社会，很讲信用，管理水平很高，第一个他不敢捞，第二他不捞，如果信用状况不好，管理水平不高，你就捞，给点阳光就灿烂。

　　在我们这样的现状下，我们很难做大，很难做强，因此我的看法把我们的口号改一改，不要整天喊做大做强，改成做专做强。

　　小狗经济的要点不在小，而在于专。在温州，我们很多的老板夫妻两个什么都不想，5年10年就想一个打火机弹簧，他就成专家了，他把弹簧做到世界最好。

　　第三个，叫做产业集群。刚才讲的分工，我们做一个服装，这个服装，我们在浙江在广东分开做，老张做扣子，老李做面料，老王做拉链，分工也有问题，你做扣子，我做拉链，你在海南，我在新疆，不方便啊，交易资金很高啊，这样我们就形成一个产业集群。

　　比如说绍兴纺织产业集权，绍兴县几千家企业做纺织，织了36亿米，几千人在一起织布，有分工啊，你们专门织布，不要卖布，在安徽既要织布又要卖布，在绍兴有人专门卖布，去年卖布卖了260个亿，这就分工了啊，你织布不要纺纱，旁边有120家企业专门纺纱，你织布不需要印染，旁边有60家企业在搞印染，它是分工。

　　这里面有一个观点，产业集群是最重要的投资环境，我们很多的地方政府，招商引资，都想我这个地方硬环境怎么好，软环境怎么好，全国上下几十个县，从乌鲁木齐到克拉玛依到广东、浙江都跑遍了，研究一个观点，产业集群是最好的投资环境。

　　在座的企业家，你们要做，不要来合肥，很难成功，有很多人在采购，在对付你，专门采购那些最贵的，因为最贵的多拿回扣，你为了降低成本，你要养一批销售，你要养一批工程师、技术人员，你昨天还是个农民呢，今天当人家的老板，又要管采购、又要管销售，还要管技术，在浙江不要管这么多，因为那里有1800多家企业做代理，大家的分工很细，很简单。

　　所以我讲这个话，产业集群是最重要的投资环境，一个是对于我们的企业家讲，你要做纺织应该去绍兴，你要做皮包应该去广东花都……你要成功，必须要加入到某个投资团体中去，产业集群是最终的投资团体。

　　在背后我们还有两个更深层的东西，第一个是精神，浙江经济的背后是走遍千山万水、历经千辛万苦的精神，我们缺乏的是精神。第二个，我们投资几个亿，房子修得比五星级宾馆还漂亮，市场不是建出来的，市场是刨出来的，一年几百个亿，一个开明的政府加上一批能干的商人——这是他的成功之道。我发现一个现象，中国最富的地方，一般都是没有资源的地方，中国资源比较多的地方，一般都是比较穷的地方。最法制的地方，多数都是交通和区位并无优势的地方，我们郑州、武汉喊了20年，我们有区位优势，我要搞成中国最大的商贸中心，中国最大的商贸中心不在武汉，不在郑州，在

义乌，第二大商贸中心，不在武汉，不在郑州，是在绍兴。

　　民营企业的发展，一方面需要民营企业家的努力，需要政府营造一个好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