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中国企业走拉美为什么不成功

　　

    2005年中国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论坛于2005年10月11日至12日在合肥举行。新浪财经进行全程视频直播。图为人大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演讲。(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2005年中国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论坛于2005年10月11日至12日在合肥举行。新浪财经进行全程直播。以下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农业部农研中心特聘专家、著名经济学教授温铁军发言：

　　温铁军：在这个时候讲有点麻烦，就是因为第一，剩下的时间确实有限，第二大家可能上午听累了，我想用最短的时间把大道理放在一边，只跟大家讲现在我们面临的真问题 。

　　我想我们今天面临的真问题其实有点像宋朝一位词人辛弃疾里面讲的一句词，食得愁滋味，却到秋凉好得休，欲说还休。我只说了长短句的下半句，上半句是少年不食愁滋味，爱上层楼。我们以前好比是一个处在成长期的少年，于是今天大家明白了我们的环境得到了改善，不必要再重复昨天的故事，不要摇啊摇，摇到外婆桥，认为唱着古老的歌谣，认为心中有无数的酸楚。

　　面临今天的现实问题，第一个真问题不是我说的，国家最近连续发布600多种商品供求统计，如果说前几年，在90年代还有少数商品是需求大于供给，那么到现在，最近这2年，我们已经是百分之百的叫做供求平衡或者是供给大于需求，没有任何一种商品现在是需求大于供给，那也就是说在这个阶段上所有的企业家们大概都有这种感觉，就是天凉好的秋，没有市场拓展的空间，企业怎么做大呢？企业怎么竞争呢？于是乎人们自然会想到走出去，既然在国内我们上不去，市场无法扩大，我们就走出去，可能有多少企业具备走出去的条件，有多少国外的制度条件有在中国这么好？

　　我暑假期间刚刚从阿根廷回来，从秘鲁回来，去看看，中国企业走拉美，为什么不成功？是因为拉美那些国家，尽管政府有很多问题，但是有哪个政府像我们政府这样公然地傍大款，哪个国家敢像我们的企业这样不签劳动合同，不遵守劳动法，没有。到印度看看，到孟加拉看看，我们不了解他们的制度环境，我们的企业大部分走出去不成功，我刚才看到论文集有一个学者姓郭，根据提供的报告，中国的企业无论是按照存量还是流量看，中国的民营企业存量只占0.45%，流量是0.48%，我们走不出去，不是说别的，是投资环境他们远不如我们好。

　　在国内的企业有什么困境呢？你发现在广东这种加工贸易型的地区，主要是吃人租，也吃地租，但是地租是一次性的，一次性吃完地租之后，只能吃人租，这样就是恶性竞争，压到最后没人去，最后企业的利润率不断贪薄，很难做扩大再生产的投资，相对而言，这种加工贸易型地区吃人租的地租，浙江的企业的平均利润下降得比广东还快，它的产业链条留在本地，形成一个基本的产业布局，企业之间在一个产业的区域范围内可以转移风险，最后把风险转移到最初的加工者头上。

　　比如说这个地方生产秩序好，很难，根本无法建立起正常的市场信誉。正像我们最近讨论好的改革带来一个好的市场经济，好的改革带来一个好的市场经济，我们不能把改革弄成一个筐，我们无法解决我们面对的真实问题，去分析一下两种不同的外向型经济的地区，企业无法和政府分割开，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的办法是再去吃那个资源性资产的那块收益，就是最近几年出现的征地，我们叫做圈地运动的狂潮，大家都把原来的企业办在城市近郊，从第二产业转到第三企业，在近郊吃地租，再到远郊区，中国出现了5700多个开发区，5000公顷，为什么这么做？是因为对不起97、98年的银行系统的金融改革，什么是银行最能够向你放贷的最低风险的贷款项目？当然是土地抵押，因为土地是稀缺的，最能增值的，政府愿意与推二进三的企业勾结在一起，套一块地，引地套现。

　　加入90年代中期的圈地运动叫做引地生财的话，现在就是引地套现。如果不把这些问题讨论清楚，我们永远是在以往的阶段，我们说与其我们一般化地去说这些道理，我们不如更深入地去看一下我们的现象的实质是什么？我们不说广东，不说浙江，转过来，我们往北走一点，看上海，去年的年初4月份上海开了一次金融和投资的战略研讨会，试图提出上海的结构转型，我想上海人比较聪明，他们已经感觉到从2003年执政党三中全会以来，他们就开了一个转型研讨会，上海吃地租，而地租在以往发展的过程中间，实际上是被拉高了，被拉高了的地租不适用于制造业，尤其是不适用于一般制造业，只适用于能够吃得起高地租的传统产业，它的传统产业不转出去，仍然在和周边竞争，它迫使让不能吃得起高地租的传统产业继续吃高地租，企业的发展不是一般的道理问题，而是一些实际的问题。

　　最近一段时间的

房地产炒作，进一步导致了上海的

房价的升高，实际上这个地价造成地租的升高，搞技术改造搞更新也遇到了困难，加工贸易型的、一般贸易型的还有像上海这样政府经营主导的，大家遇到的问题是类似的，在这样的情况下，由于这些问题没有被认真讨论，所以我们这个阶段的战略结构调整还仍然是大而化之的。

　　从2003年的执政党的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转变目标，什么是统筹？统筹怎么翻译？就是说你们原来应该是世界潮流，非中央化，现在怎么变成了加强中央？从西向东就开始了一拨一拨的反映，政治性的反映就出来了，现在重大战略调整的思路有了，就是科学发展观，就是和谐社会，我们怎么样把它具体演化为结构调整的政策，我们在90年代末期就在做结构调整，就要提高竞争力，但是产业结构调整就是导致了大规模的圈地运动，迫使中央不得不采取

宏观调控。

　　我们现在产业结构调整不能说是从胜利走向胜利，好像没有谁这么说，不能说太成功，当然我也不敢说不成功，总之我们还没做完，做不到呢。现在的情况看，走出去怎么样？看来是不怎么样，0.45、0.48，我们在国内的制度的毛病全搬上了，10几个企业家跟我谈怎么办，我说你们自己出去怎么能做真正的研究呢？我说不是你们去做，而是应该我们做，我们去做发展中国家的投资研究，然后告诉你应该怎么办，你自己做怎么能成呢？你去了以后，住五星级宾馆，接触了几个，这不是你们做的事，我们要下乡、下厂要做很多的事情。

　　我最后的结论就是，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产业资本已经做大，中国进入工业化的中期阶段，产业资本急需扩张，但却受到市场的制约，这个是进退两难，出入两难，是最难将息的时候，是如今识得愁滋味的时候，我们要研究点真问题，在真问题面前，我们应该有哪些选择，应该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