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洞察中国：共同确定最重要的新问题实录

　　2005年中国企业高峰会于2005年9月9日至10日在北京召开。本次会议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管、中国企业联合会与世界经济论坛共同举办。会议的主题是：“中国下一阶段现代化：制定科学与可持续的解决方案”。新浪财经独家图文直播，以下是战略洞察中国：与高峰会联合主席共同确定最重要的新问题实录：

　　发言人：

　　孔丹(中国中信集团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

　　朱继民(首钢集团董事长)

　　Michael Wareing(KPMG国际首席执行官，英国)

　　Peter Bakker(TNT国际公司首席执行官)

　　William R.Rhodes(花旗银行董事长兼花旗集团高级副董事长)

　　主持人：Christopher J.Graves(奥美公共关系国际集团亚太区总裁)

　　现在这是最后一节会议，我们首先看到在台上的嘉宾，我们展示五个重要的问题，也就是我们认为五个最为重要的问题，也是大家这几天讨论最重要的议题和论题。我优先重点来选，我们现在做一个游戏叫管理中国，提出五个问题，请大家选择你认为五个问题哪个最急迫、最需解决的问题，现在我把五个问题打出来。

　　请大家站起来，这表示对五个议题的投入和重视，我们进行所谓逆向选择，你选了一个你就坐下，我们这样的话保证每个人都参与了，是不是你认为优先重点的。如果你认为其中哪个都不重要，你就永远站着，你选了一个就坐下，第一个是能源和环境，这一点毫无疑问，有着紧密的联系，包括能源的效率，能源的供应和需求以及环境等等，所有这些都同能源使用和能源消费有关，以及寻找能源和环境有关，你认为这是最为重要的问题请你坐下。第二个问题，中国的企业走向世界。有些是相互矛盾的，有一个专家曾经在会上说，中国公司自己有这么大的国内市场，它一定首先在国内市场成功，同新加坡不一样，新加坡自己的本土太小了，必须走向世界，所以中国的公司应该先在中国取得成功。欧洲商学院素特说不是，中国公司在国内取得成功，到国际上没准是灾害，你习惯国内的游戏规则，所以到美国或者其它地方反而不适应了。中国的公司如果想变成跨国公司，你认为这是最为重要的问题吗，请大家坐下。第三个问题，医疗保健和老龄化社会，我们现在看到这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6%，多吗？美国是花了44%用于医疗保健，当然美国也可能浪费很多，并不表明美国和中国的差异，看到中国老龄化越来越厉害，你们在座的各位，2050年谁会死呢？有谁超过65岁了。2050年的时候中国人口由30%超过65岁，中国需要医疗保健，你认为这是最重要的问题，请你坐下来。

　　如果向在全球的舞台上做成功的话，如果我们没有聪明才智没有人是不行的，在中国有聪明有人，特别需要发展他们，苏文杰是中国工程公司的，我们公司为其它公司提供了人才，也就是说他培训了人都走了，都流失了，这些对中国公司来讲是一个灾难，你培训了别人，你成了别人的培训中心，你们有多少人认为培训人员和培训精英，这是最为重要的问题，更多的人，这比老龄化和医疗保健坐下的人都多，为什么。很有意思的是，你谈中国，一般你总是提到中国的基础设施，大家知道吗，过去四十年以来，中国所建的高速公路能够围绕着地球绕四十倍这么长，这是难以令人想象的，但是中国建的路会越来越多。还有一些缺陷，发现亚洲开发银行说，农村建道路所带来的效益比在城市效益要提高四五倍，可是他们得不到收费和好处，因为没人贷款。中国现在还有五万四千多个农村没有接上公路，有多少人认为基础设施是最为关键的问题呢？太伟大了，还剩三个人站着，等着我马上赶回来。我们想知道你认为什么是最重要的问题？

　　回答：

　　法制。

　　主持人：

　　还有一个机会，请你改变你的想法？

　　回答：

　　我是来自远东经济杂志的。

　　回答：

　　我是欧盟贸易项目，我认为治理是最为重要的。

　　主持人：

　　台上坐的几位要客认为哪个是最重要的，当然大家在台下可以向他们提出挑战，我们可以对他们讲的话提出挑战，他们也可以提出相互有不同的意见。

　　RHODES：

　　我想的问题没有体现在名单上，最后两点非常重要，法制和公司治理，他们应该是放在一起考虑的，我们认为对今后发展

中国经济这两个问题极为重要。还有一件事情昨天讨论过，说到底金融改革是一个关键，因为没有金融改革，企业就得不到发展。现在80%的金融体制是通过银行运转来做的，银行体系也需要进行改革，摆脱那些呆坏帐，使得自己的银行按照国际的会计制度，而且也应该更加透明，这方面中国还是做了很多的努力。

　　另外一个领域需要改进的是，可行中国债券市场，因为中国现在太多的金融体系依赖于银行体系，这方面需要进一步发展的自己债券市场。

　　第二，社会秩序如果想让它进一步前进的话，它也会建立比较好的社会保障体制，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是，成千成万的工人，有些是国有企业的工人，他们现在失业了，由于他们的企业和行业的改革，所以你必须要以某种方式建立一种可行的社会保障体制来照顾这些人，如果没有这样的社会保障体制，你可能会出现社会问题，你们刚才讲的问题我就不做评论了，我只是增加一点内容。

　　主持人：

　　如果再多一点社会保障体制。

　　RHODES：

　　中国如果使用欧洲的社会保障制度的话，对中国来讲是一种灾害。因为那是非常昂贵的。社会保障体系并不意味着没有什么竞争性可言，这并不是如此。一个真正的现实客观的保障制度是需要的，你不想把社会保障体系变得极为包袱沉重，与此同时也不能降低竞争力。我们看到的是，希望有一种平衡，如果没有社会保障制度就会出现问题。

　　主持人：

　　为什么需要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呢？一定要这样吗？市场经济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吗？

　　RHODES：

　　要想建立一个好的社会保障制度需要政府和市场有机结合。

　　主持人：

　　现在介绍朱继民先生，它是首钢集团的董事长，他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

　　朱继民：

　　我最关注的题目人才的建设与培养问题。因为首钢现在需要发展，首钢要走向国际，走向国际需要国际性的人才，首钢需要技术研发，技术研发也需要能够从事技术研发的人才，首钢需要走循环经济、节约能源的路子，搞好环境治理也需要这方面的人才，首钢需要金融资本市场，也需要金融资本市场的人才，总而言之，首钢的发展一切都需要以人才为中心才有未来的发展，所以我非常关注这个题目。

　　主持人：

　　朱先生说，培训人才是最为重要的，如何促进发展呢？

　　朱继民：

　　一个企业只有培养好人才、发展好人才，才有企业的发展。现在我们企业这几年对这方面的认识是越来越高，应该说取得成效非常明显，不管取得多大的成效，培养人才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说明现在感到人才并不是说我马上想需要什么样的人才，马上就能得到什么人才。其实外部的人才到了我们企业内部，仍然需要熟悉和融合的过程。尤其是掌握核心技术，掌握企业的一些领军人才，如果从别的企业到这个企业之后，仍然受到各种各样的限制，人才的流动实际上也是受到限制的。比如说高级的人才和别的企业有一个合同之后，如果你想让他到你这儿工作，他是受到别的企业和他的合同进行约束的，并不是你马上想得到就能得到的。

　　主持人：

　　需要使用什么样的方式进行培训？我知道您可能花很长时间才能解释，但是我没有这么多时间，您能简单给我们解释一下，培训的时候你想使用现有的培训计划，利用别的人培训计划，用别人的培训思想进行培训还是说想用中国的方式进行培训？还是你们公司自己就可以独创一种培训体制？

　　朱继民：

　　我们现在正在走复合型的培养方式，一个就是派一部分优秀的人员到国外的企业和国外研究机构进行培训，第二就是选送一部分人到国内著名大学，而且国内著名大学研究生和博士生利用我们首钢的博士后流动站、研究生流动站，我们利用这个方式进行选拔。

　　再一个，我们企业根据我们企业的发展，企业自身对它进行培训，走多种方式结合的道路。

　　主持人：

　　无论是经过内部培训还是到别的公司到别的省，到国外培训之后，他们回来，你发现他们有变化吗？他们变化了什么？他们疼痛更好适应你的工作吗？

　　朱继民：

　　我们发现变化是很大的，一个变化就是在思维观念的变化，应该说给我们带来新的启示。

　　第二，到国外培训之后，对研究手段的认识，对研究设备的熟悉和了解，应该说给我们提供很多方面的要求。

　　第三，对我们现在从事的技术研发和国外前沿技术的研发，我们怎样瞄准前沿技术的研发给我们提了很多的建议，应该说总的来看，收益还是很大的。

　　主持人：

　　孔丹先生，您能否为我们介绍一下，刚才写的五个问题，您选了哪个？

　　孔丹：

　　刚才选的这五个问题，我想对中国的可持续发展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个人觉得，中国可持续发展最硬性的约束应该是第一个问题，但是第一个问题可以改一个字，油、气能源方面的问题，以至于电力以外，比如矿产资源的缺乏，朱总会有很深的体会，由于市场的需求，铁矿砂去年到现在价格的增长，另外还有其它很多种矿产资源，对中国的建设来讲是非常需要的。环境的问题也应该放在首位，因为我们从1979年改革开放以后，我们保持非常高的增长速度，但是我们付出很大的代价，非常高昂的代价，其中一个代价就是对环境相当程度的破坏，无论是国内的朋友还是国外的朋友，到中国一些省份去看，你可以看到广东那样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现在它的环境破坏很厉害，像华东、浙江、江苏这些地方，他们有一些地区官都认识到，环境的恢复到原来需要很长的时间和很高的代价，所以我认为第一个问题是最硬的约束，其它因素都是很重要的，但有一些条件是需要在硬约束的前提下才能解决，第一个问题把提法稍微做调整，可能是中国的国人从领导层到一般到老百姓都已经是最关注的问题，比如北京水资源的问题，比如前一段在广东出现“油荒”问题，去年很多城市不得不拉闸限电的问题，所以我是这么看的。

　　主持人：

　　我们都看到了中国对于自然资源像能源、煤炭、石油需求巨大的增长，在消费层面如何提高自然资源和能源的使用效率呢？而且在这方面哪个是最重要的问题，是法律法规还是税收的政策还是其它的哪个因素是最为重要的？怎么做才能够提高能源使用的效率。

　　孔丹：

　　您所提的问题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比如说法律法规对水资源的保护等等，这一点应该说政府已经高度重视了，几乎所有的项目政府审批的过程有一个环境保护评估程序，这是必备的程序。还有一些问题现在是边缘的，不是马上可以用法律解决或者法规解决，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地区可能有一些不同的情况，全体人民的重视已经提到高度的重视的程度上。

　　另外这里面有一类是居民消费性质的问题，节约型社会这样一个口号已经深入人心，最近我们的媒体，特别是在电视上，从老人到小孩子都在提出，你有一个什么样的办法提出能够节约资源的使用，生产制造各个方面的环节，怎么样降低能耗、材料的消耗，我个人相信，无论从供给方面，加大供给包括走向境外获得一些资源，到消耗方面、需求方面，需求端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加大降耗和节约的力度，最终我们相信我们能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从现在看，这个问题应该说比五年前、十年前显得更急迫。应该说中国人要有危机感。

　　主持人：

　　谈到危机感，是不是人们有一种害怕和担心，对于环境的破坏可能对某一个比较大的产业，像旅游业带来损害？因为旅游业在这方面受损害可能是最大的产业。

　　孔丹：

　　旅游业，如果环境得不到很好的保护旅游业会受到损害，我们更注重的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土地上，更长远的事情，不仅是旅游，我们的环境并不是保护起来为旅游者消费的，我们更主要为了长期的资源和环境。很多人不能理解的是今年北京夏天的气温是五十年以来最高的，这些问题有一些问题，我记得在决定建设三峡的时候有相当科学家提出来反对，就是怕它对我们的大环境有影响，不仅是旅游，应该说整个国民对于环境保护的重视到了最高战略高度来看。

　　主持人：

　　跟这个有关的最后一个问题，您认为是不是有必要进行加倍的努力开发一些替代的能源、替代燃料，比如开发核能，中国打算在今后建立22座新的核电站，您觉得这个是不是比较合适？如果人们对于任何一个发展迅速的国家提出批评的情况下，西方国家他们其实一直都经历了这种污染的环节，他们以前是开始破坏自己的国家之后才进行了清洁的努力，你觉得中国是不是不必走他们的老路，可以采取跳跃式的发展保护环境呢？

　　孔丹：

　　您讲到能源各种方式的利用、替代，我自己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但是凭我们的知识可以知道，水电、火电、核电，我们很多地区特有的特点，比如风能的利用、太阳能的利用，实际上政府用一种补贴的方式帮助当地的居民用一种新的资源。我们公司是一个综合性的公司，我们也在努力在一些能源方面做开发，比如锂电池特殊材料的研发，我们很希望向北京市政府建议，将来用我们开发锂电能源为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使我们街上跑的巴士变成清洁能源，肯定要用多种方式，按照中国国情解决的问题。

　　主持人：

　　你是不是觉得人们在这方面有一些比较高的期待和批评，人们说中国在走西方国家的老路，你觉得人们这么说公平吗？而且如果要取得跳跃式的发展，避免早期环境污染的错误，一下子就跳跃到高科技防污染的方面需要很高的代价。

　　孔丹：

　　走西方老路方面，我觉得不是很准确的提法，根据我自己的体会，我到美国了到欧洲了，到日本，比如日本的北海道，从开始他们跟环境的关系就很注意了，我说得不一定很准确，对环境的破坏和理念的问题，在我们中国的几千年的农业文明上是一个大问题，比如中国的黄土高原在几千年前是非常繁茂的，中国的农业文明曾经在很大程度上没有重视人跟自然的和谐的问题，这个问题还需要向西方国家学习的一些东西，如果说工业性的问题一定是我们要吸取教训的事情。

　　主持人：

　　非常感谢孔先生。WAREING毕马威执行懂事，请您谈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WAREING：

　　这些问题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也同意刚才那位银行家发表的观点，进行金融改革，这个问题非常重要，中国在这方面没有统一税收的标准和做法，对我来讲，这几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人力资源，也就是人才的问题，原因有两个，因为人才的问题会影响到其他所有的问题，如果人才问题解决好的话，可以很好解决其它的问题，包括金融改革的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因为在金融改革这个问题上，在这方面缺乏一些本地的人才资源。

　　第二，中国现在正在由生产的超级大国变为其它的领域按，像技术、设计、创新和研发方面的大国，因此这方面的人才是非常非常至关重要的。它对于中国在这方面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起着非常大的作用。因此我想中国的人才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人才指的是在中国的人才，而不是从外面输入的人才。在这方面我发现中国还有很大的差距，因此我想在这方面中国人还需要很好提高他们的技能和技巧。

　　主持人：

　　您为什么提出金融改革这个问题呢？金融改革是需要进行的，但是如果要优先排序一下的话，比如环境和能源的问题，难道不会超过金融改革重要性吗？是不是一定要先解决金融改革的问题才能考虑能源问题呢？

　　WAREING：

　　我确实承认能源和环境是重要的，金融改革重要性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一些比较大中国的公司和企业和一些私营企业，他们是不是能够在国际上融资，这也是变得越来越重要了，为了能够让私营企业在国际上投资，国际的金融界将会期待着能够像公司治理、采用国际上审计标准等等方面，能够遵循国际上的准则，在这方面我们看到，不仅仅在香港，而且是在伦敦和纽约纳斯达克上市都有一些中国公司，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使得一些国际上兼并和并购，我想这方面，一开始有一些比较大中国的公司进行上市，他们也在进行海外的并购，这只是一个开端，我想这也是很重要的。

　　第三个原因，由于它对银行界本身的影响来讲，我认为中国政府的官员在昨天中午的午餐上讲了一些非常重要的话，中国的银行要切切实实实行向银行的操作，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目前有很多不良贷款存在，当然在这方面已经采取一些措施，比如说进行资本的重组，比如说中国银行和中国的建行都进行了资本重组，但是这方面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要更好地管理这方面的问题，以避免出现金融危机，所以从某个程度上来讲，这方面金融业的稳定也涉及到其它领域的问题，它对于不同产业的公司是不是能在海外融资发挥重要的影响。

　　主持人：

　　刚才有提到法制的问题，他是这个屋子里，唯一提到这个问题的问题，提到治理问题，与之相关的法制问题有多重要呢？

　　WAREING：

　　法制问题并不是在我的单子上，而且它们重要度是不一样的，但是我想我们应该要中央一级和省一级的决策体制分开，这对于这些公司来讲确实是他们面临一个问题，而且对我来说，有些问题他们是处在不同的程度上的，但是确实是存在的。

　　主持人：

　　有关人才的问题，从你的经验来看，您认为人才的问题到底是不是那么重要呢？以你的经验来看

　　WAREING：

　　我想在这方面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我以前也说过，影响到人才流入到中国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迄今为止有一些世界其它各地的人都满怀着热情到了中国，中国经济和中国各个产业的规模是非常大的，必须要有足够的有技巧的人能够从海外进入到中国，否则的话，中国在这方面就不会有非常有经济的人才，这样的话，就会影响到对中国投资速度的增长，因此我想应该是把这些技能和知识转让给中国的人们，我想实际上很多人们都非常愿意这样做。比如说像我们，我们都希望能够在中国建立起中国的公司，但是我想在这方面，人才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主持人：

　　现在请TNT公司的BAKKER先生讲话。

　　BAKKER：

　　我想做三个方面的分析，第一，我想我们应该不断减少打消对中国惧怕和恐惧的心理，比如在欧洲和美国，有时候人们对于中国有巨大恐惧的，在这方面双方都需要做出努力解决这个问题。

　　第二，对我像我这样的商人来讲，我们对中国还有不确定的看法，是不是中国将会发展它的法制和资本市场？保护环境呢？我想这些都会使得我们在中国做生意的成本上升，如果我们对于成本到底有多少不确定的话，我们到底给中国要投资多少是不确定的。我们在这方面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第三，中国自己应该在创新方面进行更多的投资，目前为止中国的大多数经济增长都来自于外资公司，在中国进行的生产，这个国家本身的创新会带来更多的增长。当然这方面还应该依赖于对基础设施更多的投资，依赖于对于人才的投资，而且我也知道，大多数人都是有这个观点的，但是我想说，更加重要的是，如何创造文化，而且我们使用什么样的工具，把人们在培训之后真正让他们留下来，让这些人真正能够留在这个公司工作，而不是转移到其它的地方工作。

　　主持人：

　　您讲到留住人才，我们来讲都是非常巨大的问题。如果你给这个人花了这么多钱，有这么多的投入，怎么把他们留住呢？如何确保？这确实是卖方的市场，我们也知道，我们雇佣了很多非常聪明的人，这方面对他们的需求是非常高的，他们可能在国际上学过MBA的，他们可以到NCR、哈佛、剑桥读MBA，回来之后就会带来孔先生和朱先生都提到的外部经验，可以使得这个公司得到帮助，但是你如何留住这些人呢？我知道我们要做这些合适的事情，给适当的工资，但对某些人来说，这是不够的。

　　BAKKER：

　　我手头也没有可行的解决办法，但是我想让这些人才本身意识到，如果他们只是在他们接受培训这个领域得到专长的话，他们可能会因此得到一些高的收入，但是他们不会成为更高级的管理人员。

　　第二，我们可以看看有没有一些西方国家比较好的税收管理工具，比如说股权、期权等等，这样的话，人们就会有更多的激励的因素能够留在这个公司，进行更长期的工作。

　　还有一个方面，比如说有一些交流的项目，一些国际上的跨国公司，他们应该非常努力把中国的人才放到国外去，再把他们派回来，然后再把他们派出去，这样的话将会实现知识和技巧的交流，而且也能够进行人才的互通。

　　主持人：

　　朱先生，您如何留住这些人才？因为您在培训方面花了很多的资金培养这些人才，因此您怎么样在高度竞争市场中留住人才呢？

　　朱继民：

　　首钢曾经一阶段对人才的重视程度应该说是不够的，这几年我们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我们认为有几条需要解决：

　　第一，各级领导必须高度重视人才。重视人才我们用一个很关键的情况对它进行分析和考核，如果这个单位的人才流失得太多，说明这个领导者本身是不重视人才的，是不合格的领导。当然也包括领导人在创造团队问题上，重视人才意识上还有很多不到位的地方，说明在人才建设上工作上是很差的，是要接受考核的。

　　第二，我们对人才的问题，我们感到人才不光是一个待遇问题，更重要的就是能不能创造实现他自己的价值。如果一个人才到我们公司来了，就是为了薪酬而来，我们认为这样的人才来不来都是可以的，很重要的就是，他为什么而来，我们要给他实现价值创造什么条件。我们公司就提出来，比如说你是属于研究型的人才，我就给你研究性的课题和研究性的手段和研究性的支持。你是一个专业的领军人才、团队人才，我就给你配置一个团队专门在这方面提供发展的空间，针对非常好的人才，我们侧重抓重点人才，给他舞台，通过一个人才可以凝聚成一个团队，实际上把我们需要的人才从数量和质量和团队建设上全面发展起来。

　　在人才薪酬、利益机制和面临困难上，我们还采取一些综合比较配套的办法进行解决这些问题，更重要的就是人才来了之后，我们从制度上还要解决。比如说这个制度解决包括薪酬制度、创造价值的肯定、不断接受培训、对自己人生价值的认同，他想走什么道路，我们企业对它要走的路要达到的目标，我们企业也和他进行交流，如果双方一致，我们按照这个目标双方共同来走，总而言之这是很复杂的问题，解决好这个问题不是很简单的事情。中国现在不管解决什么问题，如果不能创造很好的创新的体制、创新的氛围，解决很多问题都是比较难的。

　　RHODES：

　　有关留住人才的问题我再补充一点，这是很关键的，在事业发展方面是很重要的，让他个人知道今后是有前途的，他可以发展，他可以实现他的事业，让他们在国外工作，让他们再回来，给他们提供动力。

　　另外，我们需要有非常好辅导的计划，我们在公司有一些高级领导人，他们有一些经验，他们花一点时间跟他们坐在一起谈，与他坐下来一起谈，让他们更好了解他们的工作以我们公司的目标是什么，我想这也是留住人才方面非常重要的，这不仅仅是留住的问题，一旦人们离开了，一旦有这样的计划，实际上还能吸引很多的人，还可以招聘更多的人，更多高素质的人。

　　最后一点，这一系列的问题太狭窄了，对一个国家和一个公司来说，很显然人是最基本的因素，我在花旗银行董事长一起工作时每次我问他，成功有什么因素呢，人，人，还是人。因此我认为培养和留住人才和招聘人才是一个公司和一个国家成功的关键，我们以它为起点。但是我想所有的这些课题都是非常重要的，无论中国作为一个伟大的国家今后的未来都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个问题上可以加更多的内容，但是我们有一些基本的问题，我想有意思的是，我们今后不断关注看这些问题的解决程度，有些领域解决得很好，我们制定相关领域的政策，金融改革、中国在能源方面做得如何，有意思的是，我们需要不断看一下，我们在中国今后会取得什么样的进展。

　　主持人：

　　孔先生、朱先生，美国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朱继民：

　　我们对美国关注的问题确实说不太准确。

　　主持人：

　　谢谢你的答复，很显然，这样说起来不大礼貌，如果让您提建设性的意见，和美国在今后的关系和国际贸易，您的建议是什么呢？大家不要觉得，你们自己有什么答案，

　　朱继民：

　　中美关系不但是两国之间的关系重要，而且对世界的影响我认为是越来越大。因为中国和美国因为制度不同，价值观也是不同的，当前从这些年中国和美国相处的关系上来看，我认为加强相互之间的沟通、交流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如果这之间沟通和交流不好了，被一些不好的舆论左右之后，给人带来很多迷盲的问题，我觉得现在双方政府都引起了很大的重视，

　　第二个需要解决的就是两国政府之间在重大的国际或者社会问题上，应该达成高层上的互动和沟通，这种互动和沟通对于取得战略性的合作也好，还是战略性的共识也好，我觉得对两国的关系也是非常重要的。从现在这几年进展的情况来看，我认为两国的关系虽然有曲折，但是总是在曲折当中还是发展的。

　　孔丹：

　　美国对中国的关注，我想美国也分成了政府、企业和居民，我是从企业的角度来看，所有的企业主要的目的是为了盈利，它在法律和各种国际游戏规则前提下盈利，这个问题不仅跟美国的关系，前一阶段

纺织品问题，包括前不久跟欧盟解决的纺织品滞留在港口问题的解决，实际上是竞争和合作关系如何处理的问题。

　　我们公司以金融业为主，我很赞同刚才几位嘉宾谈到的，金融业份量很重。在金融改革中战略投资者的引入，很多国外的大型金融机构都在进入中国，他们用了多种的方式。比如说，他们有直接独立的分支机构，他们也花了巨额资金到中国银行、建设银行这些大的国有商业银行里面去，他们又到中国的一些中小型的股份制商业银行里面去，所以我觉得对中国的企业来讲，学习怎样处理好竞争和合作的关系问题，对我们这个企业家来讲是至关重要的，如何把大家的关系建立在共赢的、互利的，良性互动的基础上，是我们必须遵循的原则，而且我们要学习这一点，如何做到这一点。

　　刚才提到对中国发展的担心和警觉，实际上都和利益的处理有关系，如果大家能够把竞争和合作处理好，无论跟美国还是其他的国家，我们都有机会能够在一个好的地球上一起发展，我相信是这样一个形式。

　　(提问部分)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

　　我想提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提给花旗银行董事长，随着中国加入WTO以后，对外开放步伐在不断地加快，尤其是银行业，现在逐渐已经成为了外资投资的热点，花旗银行在对华投资上以后有什么考虑？第二个问题，因为花旗银行是全球最大的一个跨国银行，在国际化人才战略上是怎样实施的？

　　系一个问题提给主持人一个问题，中美贸易摩擦的问题，您跟朱先生和孔先生已经提了怎么看待对美国关注的问题，我想站在美国人的角度，您怎么看这个问题？中美贸易摩擦这两年是在提高的，是贸易摩擦的多发期。从您的角度，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双方通过什么样的努力，消除和减少这种摩擦？

　　主持人：

　　我的答复是这样的，无论是贸易的争端或者是摩擦，今后的紧张局势如何减少？这完全是人的问题，我们不应该把不了解的人给它妖魔化，对一个不认识的人妖魔化是很容易的，在恐惧的文化中，你可能会失去你的工作，你可能会在大街上睡觉，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不了解这个人不了解迅速发展的国家，很容易就会让它妖魔化，而且我想这也是历史的情况，怎么做呢？首先我是从事公共关系，你知道我会怎么说，很严肃地讲，我们怎么做呢？需要真正地了解，不要有假象，到底中国人是谁？中国是什么？它需要什么？我想我们的理念改变是很重要的，无论是员工还是学生，我想最聪明的做法就是在早期进行交流，一旦你能够去中国，我想直接了解可以进少这种妖魔化，在任何文化中都是一样的。

　　RHODES：

　　主持人讲到的问题我想这完全适合于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

　　首先解决签证的问题，我想它会消极影响我们的交流计划，同时我想也会影响两个国家的关系，我想那是一个重点问题。

　　从我们公司来说，花旗银行从1902年就进入中国了，一直盼望中国加入WTO之后，我们没有简单地等待，我们中国是我们最大的投资的机会的国家，而且我们在上海浦东开发银行进行了投资，本星期末我要去四川省的成都开一个花旗的支行，我们还在寻求在其他地方的投资机会，我们不是简单等待WTO，而是我们不断进行研究着投资机会，在今后我们也希望能够进一步扩大我们的投资和扩大我们在今后几年扩大与中国的关系。

　　亚洲战略研究所：

　　中国有一句话，先情后理，中国人处理问题首先是感情，先情后理，这是中国人处理方法。在外国可能是反过来的，先理最后是感情，我想这会对外国公司来中国说造成一些困难，或者对中国公司到海外也会带来一些问题。您对这种说法有什么样的想法？

　　BAKKER：

　　我想从我们经验来说，在中国这么长了，我们的经验告诉我们，人际关系多年建立的友谊是非常重要的，大家我们的经验我想更多越来越多重视法制，我不知道是不是老的问题和新的问题的冲突。我想西方人犯了很多的错误，在我们眼里，我们不能够清楚了解到底法律会产生哪些影响，因此我们总是说需要把法制弄得很清楚，但是在中国并不是所有的法律都非常清楚，有中央法律和地方法规，各自的含义不同，你需要把法律弄清楚，才能做好事，我这样想在西方总是先弄清楚，再开始做生意。但是在中国，先进性人际关系才能进行长远的商业关系。确确实实需要重视人际关系。

　　提问：

　　每个人对中国和美国的关系持积极的态度，而且认为两者关系是相互补充的，历史也告诉我们，还有其他的可能性，美国也可能回到认为自己受到威胁，更加孤立，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中美两国的冲突越来越激烈，出现一种冷战的情况，我们希望如何把它克服呢？还有其他一些很现实可能性吗？

　　RHODES：

　　您刚刚向我们列举了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为什么这么重要，我个人看作世界上最为重要的两国的关系，双边的关系，中美的关系，为了避免刚才您提到可能出现的问题，然而非常遗憾的是，胡锦涛主席本来应该下星期三访问华盛顿，但是非常遗憾的是，现在推迟了，在我们原来计划讨论的内容当中，我们知道中美将要讨论什么样高端的会议，尤其是政治问题和贸易问题，我觉得我们应该继续向前走，开展积极的对话，因为中美的关系不仅对美国来讲对中国来讲，对亚洲来讲最为重要，对世界来讲也是最为重要的。

　　提问：

　　我的问题是关于人才培训的问题，吸引和保留人才之间有很多的关系，要考虑到工作人员人生价值、公司价值，我想问，如果人到了市场上及特别是年轻人哪些价值观会发生变化？私营市场应该做一些努力吸引人才和更多的保留人才。

　　WAREING：

　　首先，如何认识人才，我认识到你对这种问题的看法，如何保留人才的问题，对我们这个部门来讲是大问题，不仅仅是中国，俄罗斯也有这样的问题。坦率来讲并不是是多少钱，而是有其它的原因。首先很多人都提到，是不是能够继续学习和继续发展，以便能够不断地培训这些人员，让他们增长知识和增长技能，才能保住他们、留住他们，也需要到国外培训等等。

　　第二，根据我们的经验，一个文化的价值和一国的文化，以及同社会的关系，我认为是越来越重要了。我们从其他很多公司一样，我们招聘了很多的年轻人，很多是大学毕业生，全世界都是如此，这些人对公司的文化和对公司的价值观以及公司在社区当中的作用等等越来越感兴趣，所以吸引他们了，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不仅仅是能够吸引他们，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能够留住他们。

　　提问：

　　我是英国电信的。我现在想问你们几个人，中国和美国的关系这么重要，你认为媒体在制造舆论和让我们走得更近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以及应该如何做呢？

　　RHODES：

　　很显然媒体非常重要，报道什么问题，媒体都起到重要的作用，特别是两个国家观点如何表达，媒体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媒体多大程度上的独立，这完全取决于每个人自己的看法，也可能我们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在美国同中国的贸易上，美国有很大一笔赤字，像我个人积极参与了从加勒比海和加勒比海自由贸易协议，我同国会议员积极讨论了问题，毫无疑问，讨论什么问题都会提到了中国，从加勒比海自由贸易协议中提到了中国贸易赤字、中国的问题，美国加勒比海自由贸易协议同中国有什么关系问题呢，就是就业的机会，这取决媒体如何报道的。所以媒体的报道对中国和美国两国的关系非常重要，至关重要，说到底，问题是媒体是关键所在，媒体对促进中美对话起了积极作用。

　　主持人：

　　媒体应该采取积极主动的作用还是说想把两国通过媒体给它拉得更远呢？

　　提问：

　　我们介绍男人、女人、消费的时候，我们认识到媒体起到重要的作用，不仅指出男人和女人的区别，而且应该充分利用协力，让大家认识到中国中等社会和中产阶级对整个世界的贡献，比方说一亿的人，他们无论如何是世界的一次机会，我觉得这方面媒体做了很重要的作用或者说做了很差的作用，媒体把消息传到千家万户，能够介绍两个国家可以进行合作，我们的回答是稍微等一下，有的时候媒体做的工作很好，有的时候媒体做的工作太差太糟了。

　　主持人：

　　媒体既糟又好。我们注意到媒体好像有代表在场。刚才他讲到在中国的机会，他讲得过份吗？

　　提问：

　　媒体，特别是美国媒体报道的一些故事，向来把中国以一种老旧的方式进行介绍，媒体可以促进中国进一步的变化，美国人已经看到自己太多的问题，所以我不是在这儿批评媒体本身，我认为中国确实有一个形象问题，很多的政府官员，美国人对待中国依然保持冷淡的态度，但是在中国还有一些实实在在的问题，为什么中国有一些形象使得美国人对中国有冷淡的情绪，比如人权的问题，中国缺少政治改革，美国人真是实实在在担心这些问题，甚至得到了媒体的煽动，确实这是一个趋势，我不认为对中国有冷淡的情节。三十年代德国和日本如果一个国家不民主，就有高风险，甚至变成扩张主义，所以媒体提出这些问题，而且美国人对此表示担心很正常不过了。

　　BAKKER：

　　我不是美国人，我是其中共同的主席，我们知道，世界经济论坛任务之一就是改变现在的世界，让他做得更好，我们也要问一下，你加入一个公司你有什么样的价值观？会有些现实的问题或者举很多的例子，很多人都是说，大家对道路安全、环境、

艾滋病，消除艾滋病，环境等等或者是这个国家对这个国家的危机和威胁等等，很多人认为这是政府管的事情或者是机会，或者是挑战，但是你要想一下，你们公司能够做一点什么事情消除这些问题呢？在世界经济论坛上我们有一支队伍，他们做了很多的工作，比方海啸发生的时候，他们做了很多的事情，很多公司采取主要的作用消除污染，无论船队、车队还是飞机，如果那些年轻加入你，并且愿意在你公司工作，他们加入我们的时候，他们认为可以通过我们沟通培训项目，他们可以为我们的工作做出贡献，我认为这也是好的方式来留住人才。我讲这个话不是作为总裁讲话，而是作为共同主席讲话。

　　提问：

　　我想问中国的同行，中国的未来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发展？中国的未来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发展中国的文化？我们看到日本做了努力，努力保持日本的价值观，与此同时日本也走向现代化。在这儿我们也看到了中国令人目眩的经济发展，对此都非常令人高兴，我们看到很多西方的品牌，也看到西方的生活方式进入了你们的社会当中，我们法国人依然认为法语应该是一个国际语言，但是没机会了。但是中国，你们有着世界上最为重要的语言之一，与此同时，你们却有着巨大的问题，让别人学汉语太难了，有些人离开了几代就学不了了，你们如何保持自己的特性呢？还是说放弃一部分的特性来促进贸易发展？

　　孔丹：

　　汉语比法语是不是更难学？

　　提到文化的问题，我们都对日本对自己传统文化保持在它社会整个发展中间的作用，我们都很关注。关于中国的发展，最后中国政府提出很重要的提法建设构建和谐社会，我们不是简单地讲，他们提到最多的是中国经济增长，现在是我们这个社会怎么往前发展呢？是在和谐的前提下发展，它的难度很大，我们有一些问题是世界上任何国家多没有面临的问题，比如说中国农村，当它引入一种先进生产力，就排挤劳动力，就把中国农村劳动力就排挤到城市。创造一种新的技术的时候，也会排挤劳动力，中国人口的问题是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没有面临的问题。所以，提到和谐社会问题，中国的文化的传承已经被社会所重视。

　　刚才提到法理情的问题，实际上它应该可以变成互相促进的体系，比如说家庭的亲情可以增加社会的稳定性，我们现在从1979年开放以后，西方文化冲击是非常大的，也包括他们很多价值观念对中国社会各个方面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比如说以盈利目的的发展，在中国走到很极端的程度，比如假货、伤害人很多，食品、药物等为政府和人们深恶痛绝，还在发展，这种以盈利为目的不顾一切的都是，过去不是中国传统文化，它和什么东西相近呢，它和前年美国安然事件性质是一样的，太贪婪了，过于贪婪了，过于强调他们自己的个人价值，中国的民族原来比较强调整个社区、整个国家共同稳定和和谐。刚才这位先生提了很要紧的问题，我们建立一个和谐社会，我们需要资源、环境保护和解决很多的问题，如果把我们的文化发挥好的话，可以成为中国和谐社会构建非常好的方式。

　　朱继民：

　　刚才法国朋友提的问题我听起来是不是这样的意思，中国怎样既保持经济的发展，又要解决中国文化建设的问题？这个问题是这样的，中国这个国家和这个社会，你没有亲身在中国生活过，确实很多事情难以理解的。因为中国毕竟经历了五千年，是农业社会的文明，农业社会进入封建社会之后，中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缺少了一个阶段，不像欧美发达国家，从十七世纪开始发展市场、资本主义的经济，随着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文化、政治、社会随着经济发展不断进行完善，我们现在强调发展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充其量的时间也就是改革开放二十年多一点的时间，完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阶段，要想从法律上、政治上、文化上解决与发展相适应的问题是很漫长的过程。刚才有的先生提出来关于法理情、情理法的问题，我真正听到这个词汇不是今天，而是三年以前，是我们中国的大学老师讲到这个问题，对中国文化的分析和比较。但是从中国做企业包括做商业，甚至包括做法律已经认识到，如果中国按照情理法处理问题，不按照国际规则处理问题是行不通的，必须建立一个法制，法律上更健全的，而且要按照国际规则处理相互之间的关系，大家现在越来越多认识到这个问题。中国人更强调，我们在沟通很多问题的时候，一定要讲合情合理的基础上进行沟通和加强理解，然后再研究法律上怎样执行的问题，它的思维方式还是有区别的。我们中国企业越来越重视到，跟国外企业打交道的时候，更重视合同和条文，更重视国际上规定通行的游戏规则，大家越来越认识到了，随着经济的发展，政治性、文化建设都余姚相应的解决这些问题。

　　中国今天提出发展和谐社会，正是认识到，经济在进一步发展，如果没有各个方面的和谐，没有各个方面的支撑，单纯发展经济应该说受到了挑战，我认为中国在当今这个基础上，更注重、民主、法制、社会诚信体系，包括发展二产的同时要大力发展三产，所谓三产就是中介服务，我们现在做企业本身感到，如果下一步中国的三产不能得到充分发展的话，我们服务于二产体系不健全的话，二产同样会受到很大的削弱和影响。

　　联邦快运：

　　我是联邦快运的。我听到在昨天和今天的会议上，大家谈到一个主题就是说，对于中国的公司来讲，如果他们要成为全球跨国公司，他们越来越西方化，对于西方的跨国公司来讲，他们到中国来，他们应该具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化。在场几位嘉宾，你们是不是同意他们的观点，如果你们同意的话，你们如何转化你们的公司？

　　WAREING：

　　事情确实是这样的，但是并不是说在所有的情况下都是这样的。只是说你必须要相互地融合，我想中国要充分理解国际市场，他们要充分地理解在国际资本市场上意味着什么，这个市场的好处和坏处到底是什么，这方面要付出的代价是什么？我不幸地看到，今天在制定法律法规，像在纳斯达克等等其它股市上市，成本是非常高的，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中国公司必须加以适应，如果他们要去美国的话，他们要理解，在美国一个公司要成功需要什么，对于中国非常感兴趣的公司，如果我们在中国做生意，不是以符合中国国情的方式做的话，肯定不会取得好的效果，方面有很多最近的例子，不仅仅是在中国，在其它很多国家也是这样的，有一些比较大的公司，他们觉得可以在这个国家做生意，然后到了这个公司，但实际上并没有取得好的效果。

　　主持人：

　　我一开始讲到素特先生讲到的，中国公司在国内取得成功和在海外取得成功之间可能有一种内在的关系，如果他们能在国内取得成功的话，他们所处的环境是不一样的，但是他们到海外就不一定会取得成功，我想问问您和孔先生是不是同意这种观点？

　　WAREING：

　　我认识到了，但是我不是完全相信这种说法，因为它不是对中国公司有这么直接相对的影响，大家可以看到，我在这方面不愿意举例子，如果举例子的话，大家可以看到英国玛莎店是非常成功的零售商店，但是在玛莎店试图走出英国的时候，取得的效果不太好，在这方面对于任何一个公司来讲都是一个教训。

　　当然这个经验教训对中国公司来讲是有用的，但是对于一个德国公司，要到海外去发展，也是同样地有用，它应该理解到在世界其他地区的规则跟在德国是不一样的，我想这不仅仅与中国有关的。

　　孔丹：

　　我们中信不是一个传统中国的公司，1979年中国刚刚开始开放的时候，由中国改革之父邓小平推动，由前国家副主席荣毅仁先生作为创始人建立的，可以说中国开放的步伐和我们公司一起成长，对于学习整个公司从上到下，我们都是认为我们自己公司必须学习型的组织这样的公司，我们有很多的经验，也有很多的教训，我们也走出去了，我们从外方公司学到很多的都是。我们看到很多成功公司共同的东西，比如他们有正确的战略，他们要有好公司的治理，他们要有健康的激励和约束机制等等，这些都是我们成功的要素。

　　要走出去一定要向外面学习，我们出去不仅到西方发达国家，我们在一些不发达的国家，我们的工程、劳务出口等等，我们还要按照当地的国家的风俗法律来做。海外的发展对我们来讲一定要把外面的东西融合到外面去，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事情。

　　RHODES：

　　我简单讲一讲像我们的外国公司，我们在一百多个国家有业务，我们在美国的海外已经运营了一百多年了，在中国也运营了很多年。如果你认为我们取得成功的话，我们大多数的情况下，都是由于我们是同当地的社区融为一体的，也就是说我们要理解地区的文化，而且要让人们觉得你在这儿存在是正当的，人们觉得你是一个本地的公司，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你们就不会被认可和接受，最终你就不会取得成功。

　　这对于一个个人来讲也是如此，如果一个外国人到了这个国家，如果他不能入乡随俗的话，不能与自己的当地文化相融合，这不仅对他本人对他公司来讲也是有害的，这也是我们大家都应该注意到一个因素。

　　提问：

　　朱先生我很同意您的说法，把国际上最佳的做法带到中国来是很重要的。在座大多数人我们都是公司执行经理，大多数人都是外国人，您能不能给我们提一些建议，我们如何把我们领导的方式让它适应中国的情况，能够在中国也取得成功？

　　朱继民：

　　国外的公司进入到中国之后，的确经历不同的方式，开始进入中国的时候，是选择合作伙伴的进入，然后和中国的公司进行合作进行发展，中国加入WTO之后，现在更多的公司倾向于独立在中国发展，可以说这些公司越来越具有中国方面的市场经验，中国有一句话摸着石头过河，投石问路，你得先了解这个国家的法理和风土人情再研究怎么研究进入的问题，如果不是走这一条路，寻找一个合作，看看我们怎么合作解决这个问题。

　　再一个社会的中介资源，咨询公司也非常多，尤其是包括国际上的著名的咨询公司，研究中国的问题上研究得非常到家，把中国的问题也研究得非常透彻。如果外国公司想进入中国的话，也不妨找这些中介公司给你做一个系统的介绍，看看怎么进入中国，这都是可以的。

　　福田：

　　关于文化的问题，我发表我的看法。中国的文化是战略性的资源，全世界这么多人坐在这儿讨论发展的问题，实际上得益于中国渐进式的改革，而不是休克性的疗法，这也显示出中国文化强劲的生命力。

　　第二点是我个人在摩托罗拉和康柏的工作经验，意识到双方文化差异的时候，合作并不是大的问题。我跟美国老板的合作比跟华人老板合作更愉快。就这两个问题，我也想请教一下中信公司的孔先生。

　　孔丹：

　　我很同意你的看法，把它当成战略资源来看非常重要，这个认识随着人们认识不断地深化，大家会提到自己的事业中间来，包括节约型社会本身是经济的概念，大家可能在中国的国民都看到，全社会都在谈节约问题，这是中国特有的文化，它有一种大家传递的方式，所以我很赞成，我认为是战略资源，特别是我们这种社会。像人口问题，我们没有可能用太高昂经济的成本尽力我们的社会保障系统，我们只能比较低的保障系统，比如说我们外国的朋友不太理解的，比如我们所谓基层组织、农村的组织、工会组织、党组织，都起了稳定的作用，没有这种稳定的社会，大家应该看到是很危险的。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

　　差异的问题，它可以带来双方为了合作苛求了解对方、苛求互相沟通，这正好形成这种局面，只要你想去做成功，沟通成为一种最重要的前提。但是我觉得现在还会有很多的挑战出来，你说的差别大了以后，会不会都是正面的，我相信刚才讲到的外国金融企业进入中国，有不同的方式，花旗有自己独立的机构，花旗又进入了浦东发展银行等等，现在的问题是，我刚才提到竞争和合作理解问题和利益的协调问题，应该说它会形成花旗独立的机构和花旗进入浦东以后，浦东银行和花旗的机构应该是又有竞争又有合作，我们中信也面临这样的问题，我们跟我们的合作者本身还存在着竞争，这样的问题，我想可能是今后一个时期内既是对外国公司也是对中国公司一种挑战，我刚才提出来，一定建立学习型、沟通型的组织解决这些问题。

　　主持人：

　　大家看到，这是我们一开始有一个问题的排序，右边是一些人的表态，BAKKER要减少恐惧感，减少对中国的不确定性，要有创新。孔先生提了资源和环境，RHODES提的是法制、公司治理，金融改革、社会安全，WAREING谈到了金融改革和人才的问题，朱先生谈到人才的问题，这是我们一开始提问题的顺序，如果大家还要提其它问题的话，法制和公司治理等等，大家还可以提，但是现在可以坐在原地，我想通过举手的方式，通过这个讨论之后，对这个问题重要性顺序是不是有所改变？

　　看看哪个问题最重要，从最后的问题开始。基础设施的建设，比如说中国的西部大开发，现在就涉及到基础设施最重要，谁认为基础设施是最重要的。人才，好像越来越多人认识到人才的重要性。医疗和老龄化的问题，谁觉得重要？有几个人。中国的跨国公司要进行全球的操作。能源和环境？法制问题，谁觉得很重要，这次有更多的人觉得法制很重要。如果大家能举起双手的话，我们感谢在座这几位演讲嘉宾。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