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期企业科学发展观 刘福垣教授演讲实录

　　

第一期企业科学发展观。（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给我的题目是企业的科学发展观，其实不管是政府、企业还是个人，他的内容都是一样的。那么，今天我分三个题目谈一谈科学发展观。第一个题目，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我们这二十六年平均是9.4的增长，国民经济确实有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在这样的时候为什么03年提出来转变这个发展观？把这个背景搞清楚对于我们把握发展观的内涵很有帮助。第二个问题就是如何完整准确地领悟科学发展观。因为咱们中国有一个习惯，一个概念出来以后，人们所理解的含义往往与它真正的内涵差距很大。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出来的这些概念，什么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现代化、国际化，这些“化”我们天天说着，但实际操作的时候差距很大，往往弄反了。你看，各地率先现代化，他只知道那个“现”字，不知道那个“代”字是什么含义，也不知道“化”什么。城市化也是如此，好多地方都搞成城建了，他认为城市化很快，他也不知道城市化“化”什么，城市化的核心是什么。那么，现在发展观出来了，各部门各单位又跟着说，这个观、那个观往里套，在他脑子里的发展观其实还是增长观。第三个问题是，在我们当前的环境下，如何落实这个环节。

　　　

　　一、科学发展观提出的历史背景

　　我们的领导人以党和政府的名义，第一次用“发展观”这三个字是在03年8月14日温家宝总理在行政学院的干部大会上提出来的，他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的可持续发展观”。但是关于发展观的研究讨论应该追溯到“十五”规划起草之前。

　　经过03年上半年疯狂的圈地运动，有的省圈占的土地是他们省已建成的平面面积的3.8倍，所以后来一刀砍下了70%的开发区。为什么会出现这么疯狂的圈地运动呢？表面上看是急于出政绩，实质上是我们国家四个层次的基本矛盾全面逆转，在03年形成了一个突出的表现。我们发改委现在筹备第十一个五年规划，“十五”规划结果怎样，从GDP数据来看，超额完成任务，我们这些年增长都在7.3以上。“十五”规划提出的经济节奏的战略性调整，当时提出四个节奏，社会生活表面上的产品供求的矛盾、第二个是产业结构的矛盾、第三个是区域结构的矛盾、第四个是城乡结构的矛盾。到今天这四个层次的矛盾不仅没有因为调整而得到缓和，反而是全面逆转。

　　我们来看一下产品结构，这个最早提出来是九七年的东亚危机。我们国外市场不好，出口大量减少，这时候感到内需严重不足。大量的产品积压，只有极少量的供需平衡。经济是不会剩余的，我们现在确实是有一大堆产品卖不掉，它只是相对于广大农民群众就业不充分、收入低而言。在当年我们解决了吃、穿、用等问题后，卡在了社会保障、义务教育、普通民居上，这三大短缺统计局是算不出来的。社会保障是一个公共品、它不是社会产品。由于社会保障问题，老百姓有钱也不敢消费，存款越来越多，就是这个原因造成了产品积压。由于这些产品积压，生产这些产品的人就要下岗、生产这些产品的企业就要破产。所以在中国由于保障不到位，后果是家庭保障赔率是百分之百。老百姓攒钱就是攒失业，因为存款如果不能转化为贷款就是转化为失业。

　　第二个就是教育，我国是一个教育进口大国。我们义务教育还收费，现在超出的学费达到3200多亿，而非义务教育,政府拿钱还不少。我们国家在非义务教育上花的钱比义务教育上花的多，这是不正常的。整个教育耗费占GDP不超过3.5%，家长花的钱不超过5%。

　　第三个短缺是住宅短缺。现在说房地产过热，其实房和地不是一回事。现在哪有房产啊，是地产过热。现在大家说房价太高买不起。实际上工薪一族的工资中只含有房租，不含有房价，但现在的房子是给有钱人盖的，所以大多数的产业工人不可能买房子。所以我们现在的住宅短缺不是三、五十年，而是五、六十年才能解决的问题。所以房地产业，尤其是房产业需要大力的发展。

　　产品结构被产业结构管着，而产业结构的调整，各级政府都是下了大力气的。但是实践证明这三年半并没有调好，反而是全面逆转，煤、电、油、运全面紧张。

　　可以说有社会保障的国家，特别是那种金融型的、商业型的有社会保障的国家，不一定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是没有社会保障的国家，肯定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市场经济的本质是劳动力变为商品、货币转化为资本，说白了就是资本主义经济。把资本主义经济前面再加个社会主义，就是因为可以把剩余价值大部分归社会占有，提供社会保障，为这个市场经济定的性。现在我们走向市场经济，中国的劳动者走向市场的时候真的是一无所有吗，只能出卖劳动力了吗？不是这个背景了。

　　我们现在不是剩余经济，而是相当严重的短缺，我们是用剩余掩盖了短缺。产业结构调整到现在，煤、电、油、运全面紧张，是由于政府不到位。拉丁美洲曾经也有二十多年的经济高增长，最后给完了，就是富人迷惑着穷人。现在还是西方经济学统治中国，用他们制定的几个指标来分析中国，实际上是用人家的东西干自己的活、用人家的眼睛看自己的家。欧洲人就是搞这套指标把拉丁美洲搞坏了，现在我们中国又陷入指标体系的迷雾。现在我们各个城市都在搞达标，越达标越糟糕。所以得出一个结论，政府现在该对自己开刀了，要改革先改自己，要把自己从市场中除出去。中国政府不能再调结构了，产业结构不是政府调的，应该是市场调的。

　　全世界最大的集装箱港口几乎都在亚洲，世界大港比如鹿特丹、阿姆斯特丹、巴塞罗那那些港口，集装箱不过四、五百万箱，而香港就接近两千万箱、新加坡也接近两千万箱、上海一千多万箱，还有日本等地，前十位的都在亚洲。为什么？因为我们是装箱工业。我们生产鞋、袜、西装等产品装了一集装箱发到美国了，结果从美国装了一个旅行袋的芯片坐飞机就回来了。这样亚洲老是在世界产业分工链条的末端。这些都是生产力配置层次的矛盾，从产品结构到产业结构到区域结构我们都是逆转的。这还不是中国最要害的矛盾，最高层次的矛盾是工农两种生产方式、城乡两元结构的矛盾。

　　这个矛盾的逆转、这个矛盾的压力增大更是严重的。因为我们大家知道现在城市里工商业已经是现代化的生产方式，什么是现代化的生产方式？就是劳动力转化为商品、货币转化为资本。这种生产方式和欧美是一个时代的生产方式，没有时代差别、没有生产方式的差别，只有先进落后的差别。但是现在我们的农业是什么状态？19.35亿亩耕地、2.6亿农户耕种，平均每户才7.4亩。这是什么概念，就是现在我们从农业耕地上产生的收入已经使农户不能自给自足了。02年是2622元的人均纯收入，03年是2900多元的人均纯收入，里面有37%左右是打工、经商等非农收入，真正农田里能产生的收入只占63%左右。他的生产方式是典型的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就是封建生产方式在21世纪中国的活化石。他不是这个时代的生产方式，这个时代的主体生产方式应该是企业化的、以赢利为目的的生产方式，他现在没法以赢利为目的。而农民的收入低是因为就业不充分、占有的生产资料少，所以才有了民工潮。这样两种生产方式是两个时代的生产方式，中国的城乡图就像太极图的阴阳鱼，一半阴一半阳。现在我们大体上是三七开，三分阳面已经和人家接轨了，世界一体化了，和发达国家的生产方式也是一种生产方式了，但是七分阴面还是小农生产方式，笼罩了将近九亿人口。他的生产方式、社会结构、人际关系和城里是两个时代的差别。这两者之间的矛盾造成的后果是中国各种经济文化甚至意识形态矛盾的最终根源。怎么办？就得减少农民来富裕农民。

　　现在很多地方提出现代化，但是党的“十六大”没有提出现代化，而是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我认为这正是证明了中央发展观的转变。在中国现阶段我们减少农民(的数量)，到2020年还有16年，我们能减少多少，能使农民都成为大农场主吗。所以你不减少农民(的数量)、不改变他的生产方式，想让他就地富了，绝对是农业社会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必须要减少农民(的数量)。但是减少农民(的数量)就是发展，所以我讲发展观，增长和发展是什么关系？增长是量的增长，而发展是内在结构的变化。现在只有消灭农民，让他变成农场主或打工的工薪阶层，我们中国的问题才能解决。这样才能达到小康，什么是小康？是衣食不愁、略有剩余才是小康。所以中央在“十六大”转变发展观的一个反映就是不再贸然的要实现现代化了，而是要先达到小康。到2020年实现，平均每年要转多少？现在是四户人家不到2公顷地，要走三户才能有每户30亩地，才能做到衣食不愁、略有剩余。走三户平均每年得2800万，按照1：1.5的比例，得解决2000万人的就业问题，加上城里的900万人，得解决2900万人的就业问题。曾经有外国驻华的、对中国比较熟悉的外交官说过，中国的城市建设得像欧洲似的，而农村像非洲似的。当然这样说是夸张一点，但是现在到安徽、两湖去看看，农民在发牢骚啊。现在农民是这样一个状态，他粮食解决了，能过日子了，但是有两怕。第一怕有病，一有病这一家人就完了，就成困难户了，还有就是怕家里出一个大学生，因为供一个大学生这家里就得砸锅卖铁，所以现在农民的状态急需改变。按照到2020年实现小康的标准，我国GDP的增长得达到13左右，就得改变GDP的结构和生产方式。现在我们GDP的一个百分点才能解决0.026个百分点的人口城市化率，因为我们的投资大量的投在地上、投在大项目上、投在高资本构成上，对增加就业不利。所以现在为什么砍了这么多的开发区，现在开发区的单位面积解决的就业人数、单位面积提供的税源是多少，都不如现在一个普通的城区。

　　最高层次的矛盾现在是三七开，按照哲学的观点就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事物的性质，从总体上看中国基本上还是一个农业国家，还是农业的生产方式占主体地位。三和七的位置正处在经济结构战略调整、经济发展和增长的起飞时期。他要求每年的发展速度是1到1.5个百分点，那增长速度就必须得10左右。有这样的压力就可以证明我们国民经济现在正是一个高涨时期，说明我们对经济的整体认识越来越符合科学的发展观了。这里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四个层次的矛盾全面逆转逼得我们不得不转变发展观，看到就增长论增长不行了，使得我们这些年的高代价的增长，从政治上、经济上、社会心理上的成本太高了，要想和平崛起，避免(重蹈)拉美的覆辙(就)必须转变发展观。

　　二、如何完整准确的理解科学发展观

　　这个问题我们全党和大家都是有个过程的。温家宝总理第一次讲的时候，“以人为本”是在发展观外面，他是怎么讲的：“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后来在起草中央党校的报告的时候就改了，把“以人为本”改到里面了，就是“树立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到后来胡锦涛书记再讲就明确说了：“以人为本是发展观的核心”。我们如何完整准确的理解发展观呢？就是要搞清楚什么是“发展”。因为发展观反过来说就是观发展，就是对发展的基本看法。

　　发展的本质是什么？就是事物内在矛盾的转化。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就是人的素质的提高、人际关系的升华、人钱关系的和谐，这是发展观的本源。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人，是为了人的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的需要。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关系越协调、越和谐，这个人的素质越高。而最根本的人的关系是劳动关系、就业关系。所以按照“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各级政府要把就业放在第一位。另外就是人钱关系，自古以来我们中国朴素的唯物主义叫“天人合一”，天和人的关系要和谐，因为我们是自然的一部分。如果我们破坏了自然，直到自然不让我们生存，那么一切经济、一切发展都是空谈。所以人的素质的提高、人际关系的升华、人钱关系的和谐就是“人本”。以人为本不是一个企业、一个政府的观念，而是整个社会的一个观念。

　　第二句话叫“以中为重”，中部、中间是矛盾转化的关节点。我国地区结构东、中、西三大板块，差距很大，我们要转化这个矛盾，要抓哪？抓中。中央说的五个统筹从哪开始？抓住中部就抓了大局，就是统筹。时间的问题靠空间解决，空间的问题靠时间解决，农村的问题要靠城市来解决。现在我们说城乡统筹，是要大量的农民进城，进到哪呢？按照以中为重的发展观，就是要进到中部地区的中等城市。我国真正的第二、三产业发展要靠中部，中原城市群、武汉城市群要是崛起，那带动作用是相当了不起的。21世纪初期中国的发展就靠中原城市群、武汉城市群，他要起来整个中国的和平崛起就有希望。中部地区的中等城市、中间产业、中等收入、中等教育，要一中到底。

　　比如说城市，为什么是中等城市？现在小城镇解决就业解决不了，春天一到，民工潮直奔大城市，只有大城市才有吸纳力，所以一定要把中等城市做大。把大城市的多余的要素和农村的要素集合在中等城市，创造最高的、机会成本最低的生产力。所以要加速把二百多个中小城市，也就是中心城市和副中心城市赶紧做大，至少也要把县做大，不要搞那么多小城镇。所以中部地区的中等城市是我们现在的重中之重。

　　第三个“中”就是我们要大力发展中间产业。农业和工业是两种生产方式，有时代差别。那么现在中间产业包括有建筑业、服务行业、教育、金融等，这是我们应该大力发展的行业。首先说建筑业，现在要是给我们的产业工人盖房子，我们把政策搞对了，那我们现在一年投三、四万亿都不够。这能增加多少就业，一个房子可以带动五十三个产业发展。所以我们应该大力发展中间产业。如果我们的农民不就业，农民和城市的关系就解决不了。宁可我们的人口素质构成低一点，也要解决他的就业问题。第三产业、建筑业、文化产业等的容纳量很大，中间产业一定要重视，要降低服务业的门槛。所以我们现在要搞中等科技，特别是教育，现在中等技术的教育、“蓝领”的教育没人重视。为什么大学生找不到工作？(这就是)教育结构的问题。学校学的(知识)老板不要，老板要的(专业技术)学生不会，所以曾经出现过用25万年薪招高级钳工。教育是劳动力的加工业，他要什么产品你给什么产品，结果现在那么多的大学生找工作那么难，就是怨我们的教育结构、怨我们的择业观念。所以按照现在我们三七开的发展阶段要以中为重。

　　后面两个“中”，就是中等收入阶层在中国当前也是至关重要的，我们现在两极分化比重比较大，社会保障也不能一步到位，我们在分配关系上应该俯视一个中等收入阶层。因为这个阶层有一个特点，他的消费结构正好升级到他的消费能力最强，在往上走的阶段。他对低收入的人同情大于歧视，对高收入的人是羡慕大于嫉妒，应该是最稳定的一部分人。他对于我们的政治决策、经济、市场繁荣都很关键。而我们现在是低收入阶层队伍太大了，高收入阶层队伍太小，缺一个纺锤型的社会结构。那我们是哪出了毛病呢？是好多非按要素分配、利用权利徇私等等把这个问题搞偏了。因为好多企业家没有经过当生产资本家的这个阶段，他是要从小做到大的，但我们有好多人是一下就很大了，没经过这个阶段。所以我们就需要中产阶级、中等收入阶层来稳定，要走过这个阶段。所谓的农民企业家是农民、农户制造打火机等产品发财的这些人，兜里有个几千万。由于他自身的农民观念没有解决，与别人合资合不了，他们单打独斗都是高手，但组成不了正规军。真正等市场经济上一个台阶了，打正规战了就都不行了。跟人家合不了资，合资也超不过一年，合了资谁都想当董事长。所以我们要想办法怎么培育中产阶级，使他真正懂得经济规律，这是以中为重的发展观。

　　第三句话叫全方位开放的发展观。我们树立了“以人为本”这是本体，“以中为重”这是规律、方法论，另外他的过程是什么？就是全方位开放。为什么我们现在在转变发展观的时候要全方位开放呢？因为我们这二十多年讲开放，在好多人脑子里就是对外国开放，可是对内是封闭的，只对外开放能消化了这么多东西吗？我们用市场换技术，最后市场给了人家，但是技术没消化，为什么？是我们的国内市场分隔，都是个体，互不联系。一部分人出国去招商了，周边是什么经济、什么关系不管。全国各地每次做出的五年经济规划都是一样的，没有区别。所以我们要注意全方位开放，每一个地区、每一个人都是要开放的。一个人不开放怎么新陈代谢？怎么天人合一？怎么大宇宙与小宇宙重合？一个地区对国外来的视为客人，对周边兄弟地区来的就不重视，搞远交近攻，这样怎么能发展起来。所以必须在转变发展观的时候树立全方位开放的发展观，而且要从对内开放做起。所以为什么现在我们片面依赖外需，内需起不来，因为互相封锁，你搞什么我搞什么，这怎么能卖得动呢？要是能配合呢、搞产业群呢，最后产业集中到一起，形成链条那整体优势怎么样？结构决定功能啊。所以不全方位开放不行，特别是当前要强调对内开放，要降低我们的对外依赖度。应该到2020年每年降低对外依赖度1.5到2个百分点，随着城市化率提高，减少农民1到2个百分点，外贸可以越来越多，但是他占GDP的比重不能增加。

　　所以以人为本的发展观、以中为重的发展观、全方位开放的发展观,我们要全方位的理解这个问题。

　　三、当前要落实发展观关键是改变吏制

　　我们的干部制度、干部的政绩考核指标，他们现在还是以GDP为中心。只要GDP上去了，形象工程上去了，美化、绿化、亮化都很漂亮，底下是负发展都不论了。我们应该抓紧时间避开像GDP一类的指标，这些都是量的关系，我们要的是结构关系的改变。这些指标的迷雾是富人给穷人设的八卦阵，钻进去就出不来。我讲城市化应该是化市城，现在从中央到地方都把城市化当成城建了，应该是化市为城、化农民为市民，首先是这个“化”，要扫除人为的障碍。另外核心是市场的“市”，不是土城，现在人们把劲都用在那个土城上了。城市化的核心是把农民拿到城里来，他和工业化、市场化是一个化。他分四个阶段，首先是工业化，然后等有了钱了才是城市化，接着是市场化、现代化、国际化，结果03年我国有183个城市要当国际化大都市。这反映了现在我们的干部(制度)、吏制不解决不行了，应该真正按照发展观和政绩观来设计现在考核干部的指标。第一位的就是社会保障、第二位的就是教育。一个国家的社会保障、人们基本的生存权都保证不了，却花那么多的钱搞一些大工程，这个国家也不对。这个指标体系要以“以人为本”来确立，首先人要什么你给什么。所以我认为财政支出排序、政府职能排序第一就是社会保障，第二就是教育，义务教育完全可以义务化，第三就是普通民居。就得搞大的分配体制改革、土地制度改革、税制改革，然后是售房体制改革。要把我们各级政府分级定位，中央政府具有调控功能，地方政府不要搞什么调控。逐渐淡化地方政府的经济权利，要突出他的行政管辖权、服务权利，为企业服务好、为老百姓服务好，搞好社会保障、医疗、社区服务，政府管的是一部分，剩下都是市场的事。

　　对话交流：

　　问：现在企业都要做大做强，他与企业发展观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答：这两者不矛盾，办企业就是为了赚钱，大也好、强也好，都是为了利润，赢利是目的。搞企业的也要以人为本、也要以中为重、全方位开放。要想做大就要掌握消费结构升级，老百姓下一个阶段重点要什么，要是把准这个就能发财，企业市场就能源源不断扩大。要想实现剩余价值，他要求市场在时间上、空间上能扩大，空间上要扩展市场到海外或别的省市，时间扩大就是消费结构升级。然后以中为重，要知道国民经济五个统筹的关节点在中上，如果你作为战略投资者投资定点，要到中部地区的中等城市、中间产业去发挥你的作用。要想做大就必须是全方位开放，企业内部也得开放。企业内部是封闭的、企业之间的关联出问题，最后你就爬在哪。所以要全方位开放，首先把内在结构调整好、中层干部准备好，在发散的时候、做大的时候占领空间市场，搞资本运作的时候才有能力。企业的发展观和企业的增长观是不一样的。不要光追求富，有多少固定资产、多少毛利润，结果除去租税费后企业主收入没多少，而且做大做强是企业应该做的。

　　问：在应试教育的环境下，素质教育怎样商业化？

　　答：现在中国要解决人的素质，要解决新兴工业化、提高发展的质量，这个必须得解决。但是根在哪？在我们教育的体制。现在教育口忌谈教育产业化，反对教育产业化的人还猛收钱。已经由教委改成教育部了，他就是一个产业部的设置，为什么就不敢提产业化呢？必须把这个观念解决，关键在决策，应该通过调整把素质教育跳过去，否则现在学历教育把孩子们都毁了，是我们好多意识形态的问题和产业的问题都没有想明白，我认为我们应该当做大事来对待。

　　问：我国的吏制能否在市场经济解决，动力在哪里？

　　答：动力还是在我们人民大众，在我们现在要解决的这些矛盾是最根本的动力。如果吏制再不改，谁都活不下去的时候会有的，超不过十年。发了财的、占了便宜的要想明白，除非现在就跑。现在四个结构的矛盾都在逆化，现在不做一个明白官、一个明白商，最后要出问题的。现在吏制改革是难度大，特别在市场经济定位，说好说，谁都不愿意放权。但是不改不行，难度大也要改，但是急了也不行，说搞一次政治运动来解决，也不行。就是企业家、学者，大家都老老实实干自己的工作，理论不断阐述，企业家把企业做强，等到我们的市场经济成熟了，不改也得改。现在吏制说到底，实际上是一个政治问题，现在已经在改了，各省市方法不同，都在改。但是我认为应该是从下往上，从上往下别的都改了，吏制是很难改的。我认为不能着急，动力是有的，但是这个动力在决策地位上出了问题。因为现在不是哪个道理对不对，而是哪个道理对谁有利。这就看决策中参与决策的是哪个阶层的意见占上风，这决策往哪偏，包括吏制也是如此。

　　问：请问人与人之间的最本质区别是什么？

　　答：人与人之间最本质的区别就看他是在哪个社会关系体系里。在阶级社会当然是阶级的区别、阶层的区别，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现在我们经济学家都分类了，很多经济学家都不知道贴到哪张皮上了。贴到哪张皮上说哪个阶层的利益。所以说人与人之间都有共性，都是大自然的产物，但是他不同的存在、不同的社会关系，他作为不同的本质的总和，人和人的本质是不一样的。我们现在利益多元化的情况下，锁定阶层、阶级的分化，是不对的。我认为就是阶级区别、阶层区别、利益的区别。

　　问：请问您觉得江浙的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将来如何发展？

　　答：我建议浙江政府和中央政府早把这个问题当作一回事。他原来是利用我们改革的这个社会环境，他能按照以人为本，他找到感觉了。因为他的经济素质特别高，他早就游街窜巷，从事商业行为，对市场的信息抓得特别准。这样他利用这个思想解放了、富了，而当地政府又是小政府、大社会，藏富于民这个架势，收的税又很少，当时人均已经8000元了，报的是5000元。咱们有的地方是人均3000元，报的8000元，他藏富于民使这帮人起来了。但由于他先天文化素质低，比如说当时宁波在全国城市排位经济实力24位，但是人口素质排183位，大学生少，读点书的都跑到上海去了。他文化档次比较低，但是不等于他经商能力差，他能找到这个感觉。所以我说单打独斗都是大内高手，等到现在要成立正规军了，要上一个台阶了，由于他先天的文化素质低，他不善于和人合作。他现在手里有点钱了，但是再往上搞就不行了，要雇经理阶层又不放心。这样会毁一批企业家、浪费一批企业财富，以后再总结教训再来，然后是他们的二代、三代念了大学，出来经历各种文化洗礼，他接受了，回来能有合作意识，也可能会做好。再一点，江苏的底子好，江苏是集体经济的底子，他整个企业改朝换代，机械设备上档次上的少，所以江苏的日子将来会比浙江好过。浙江现在看是比江苏强，但是由于企业家队伍比较散，我看这一劫很难逃了。国有企业改革不是都变成私有，而是企业要变成私有，国有资产不应该变成私有。应该是国有资产运行体制的改革，不是国有企业改革。是政府改革，不是企业改革，改革的对象是政府，企业是谁经营就是谁的。中国不缺钱、缺资本，缺能把钱变成资本的人，就是缺企业家。将来没有国有企业，只有国有资产，企业只有两种，政府企业和非政府企业。政府企业是提供公共品的，他必须核算的，其他赢利性的企业都不是政府企业，都叫非政府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