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凯就气候变化问题答记者问

　　2007年6月4日上午10时，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请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马凯介绍中国政府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有关情况，阐述基本立场，并答记者问。

　　郭卫民：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

　　气候变化是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挑战。近年来，国际社会对此十分重视，中国政府也高度重视气候变化问题，今天正式对外发表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大家可能已经拿到了。为此，我们今天很高兴请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马凯，向大家介绍中国政府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有关情况，阐述中国政府的立场，并回答大家的提问。下面，先请马凯主任做简要介绍。

　　马凯：女士们、先生们，上午好！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要求各缔约方都要制定、执行、公布并经常更新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方案。根据中国国情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以及履行《公约》的义务，按照中国国务院部署，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17个部门，组织了数十位各个领域的专家，历时两年编制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经国务院批准正式颁布实施。

　　这一方案是中国第一部应对气候变化的全面的政策性文件，也是发展中国家颁布的第一部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方案。方案的颁布实施，彰显了中国政府负责任大国的态度，将对我国的应对气候变化工作产生积极作用，也将对世界应对气候变化做出新的贡献。下面，我愿意就气候变化的有关问题回答新闻界朋友们的提问。

　　郭卫民：

　　马主任作了简要的介绍，下面开始提问，大家提问时请报一下所代表的新闻机构。

　　中央电视台记者：

　　气候变化问题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中国作为排放大国，它的排放情况，尤其是政府应对气候变化的态度为各方所关注，甚至有的国家认为中国要承担量化的减排指标，对此您有什么评价？

　　马凯：

　　气候变化问题确实越来越为国际社会所瞩目，甚至是逢会必谈，这不是偶然的。关于气候变化问题，虽然对气候变暖的程度、成因、主要责任以及解决问题的路径等方面，还存在这样那样的不同看法，但是主流观点已趋于一致，至少形成了以下四点共识：

　　一是全球气候变暖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二是气候变暖对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生存、发展的环境已经产生了严重后果；

　　三是气候变化的原因除了自然因素影响以外，与人为的活动特别是与使用化石燃料过程中排放的二氧化碳密切相关；

　　四是气候无国界，应对气候变化是全球共同面临的重大挑战，必须依靠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

　　中国政府历来重视气候变化问题，愿意与世界各国为应对气候变化、减缓气候变暖共同努力。至于刚才记者朋友所说，有些人提出发展中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过程中要不要承担量化的减排义务的问题，要正确回答这个问题，必须首先正确认识气候变化问题的实质。对于气候变化问题的实质，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前年的G8+5的会议上有个著名的论断：气候变化问题是环境问题，也是发展问题，它是在人类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也要通过发展来解决，因此，归根结底是发展问题。这个论断是非常正确的。

　　一个不容争辩的事实是，从人类历史上看，发达国家在其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过程中，无约束地、大量地排放了温室气体，主要是二氧化碳。我这里有份资料显示，从工业革命开始到1950年，人类由于化石燃料燃烧释放的二氧化碳的总量中发达国家占了95%；从1950年到2000年的50多年中，发达国家的排放量仍占到总排放量的77%。因此，发达国家对气候变化负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也理应承担主要的义务。目前发达国家已经实现了工业化，有条件进一步减少排放，也有经济实力、有义务为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由于历史累积排放量少，人均排放量低，当前的首要任务依然是发展经济，消除贫困。因此，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过程中，理应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和发展空间。

　　正是基于上述基本历史事实，《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提出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这个原则是客观的，也是公正的。如果不顾历史事实、历史责任，不考虑不同国家的发展阶段，借气候变化问题不适当地即过早、过激、过高地要求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一样承担量化的减排义务，从而限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限制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现代化，显然是不客观的，也是有失公允的。在应对气候变化过程中，国际社会应当尊重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并为其发展留出一定的排放空间。限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所带来的后果，远比气候变化带来的后果更为严重。

　　当然，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虽然不承诺量化的减排指标，但不等于我们不承担应尽的国际义务和责任。减少排放、保护环境是我们以人为本发展理念的要求，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中国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不能再走高消耗、高排放的传统工业化道路，而是要走出一条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益、高产出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努力实现经济发展和保护环境“双赢”的目标。这本身就是对世界可持续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的积极贡献。

　　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MP2记者：

　　去年中国没有完成确定的节能减排年度指标，专家们分析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任务是一些省通过行政命令提出的，《国家方案》里有没有什么市场机制来鼓励地方完成它的减排任务？有没有把减排任务和干部考核挂钩的制度？

　　马凯：

　　应对气候变化，节约能源、减少排放，必须采取综合措施，包括经济的、法律的和必要的行政手段。把节能减排任务作为约束性指标，分解落实到各个省区市和有关的能源消耗大户，这是一项行政措施，但是完全必要的。同时，我们更注重运用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在法律手段方面，颁布了环境保护法、可再生能源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这对于把节能减排工作任务落实到每一个单位起到了积极作用。我们还注重运用经济手段，比如，正在逐步理顺资源性产品的价格，使它能够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和环境损害程度，一方面可以鼓励能源生产，另一方面可以限制不必要的消耗。在财税政策方面，对于节能技术、节能产品的推广应用，也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措施，目前正在落实之中。另外，各地政府都普遍把节能降耗约束性指标完成情况作为考核干部的一项重要指标，而不能单纯地只看GDP的增长。

　　合众国际社记者：

　　你好！我想问一下，今天的《国家方案》的履行成本是多少？你们有没有相应的预算去支付它的成本？您能不能介绍一下有哪几大块的措施是花钱的？

　　马凯：

　　无论是减缓气候变化，还是适应气候变化，都要付出巨大的成本。但是，我们觉得再大的成本也是值得的，早投入、早治理比晚投入、晚治理，花费的成本要低。

　　至于到底要花多少钱，我们的看法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全过程与实现可持续发展，构建资源节约型社会、环境友好型社会是同一个过程。也就是说，如果从手心来看，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和环境友好型社会要节能减排；从手背来看就是应对气候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讲，不是另外拿出多少钱去应对气候变化，而是与我们整个国民经济走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同步进行，而不是割裂开来。

　　香港凤凰卫视记者：

　　马主任你好，众所周知，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占世界第二，有人推算到2009年，这个排放量有可能超过美国，有可能是世界第一，您对此怎么看？谢谢！

　　马凯：

　　毋庸讳言，今后在某一个时点，中国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可能会超过美国，但是具体在哪一个时点，刚才记者朋友问是不是2009年？这是专家依据不同的条件作出的预测，还有待证实。但是，在比较中美之间、不同国家之间温室气体的排放水平时，必须有正确的方法论，必须历史地、客观地、全面地分析。

　　首先，不能只看总量，还要看人均排放量。人口规模对一个国家的排放总量影响至关重要，一个人来到世上，不但要吸进氧气、呼出二氧化碳，更为重要的是他的衣、食、住、行、教育、各种文化享受，都要消耗能源，相应地都要增加排放。因此，人口大国与人口小国在排放总量上有不可比的因素。中国即使某一年排放总量超过了美国，由于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四倍多，届时人均排放量也只是美国的四分之一。

　　其次，不能只看当前的排放量，而且要看历史的累积排放量。从1903年到2003年，美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占世界的比重达到了28.3%，中国同期只占7.6%。这个数据跟我前面举的数字一样，不是中国的数据，而是美国长期研究气候变化的一个国家实验室的数据。

　　第三，不能只看排放的数量，还要看发展的阶段。国际经验表明，一个国家的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强度是不同的，呈现出一种倒“U”字型变化。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排放强度是增加的趋势，实现工业化以后就开始减少。过去一百多年里，美国已经实现了工业化，排放了大量的二氧化碳。目前，中国正处在工业化过程中，消耗的能源较多一些，排放的强度也大一些。一个国家在一定的历史阶段，温室气体排放增加有其客观必然性和合理性，中国是如此，其他发展中国家也是如此。

　　第四，不能只看本土排放，还要看转移排放。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产业分工日益深化的大背景下，一国生产的产品要在多国消费，一个国家又要消费多个国家的产品。生产、出口高耗能、高排放产品的国家，要承担本应在进口国排放的二氧化碳，而进口、消费这些产品的国家，在他们的排放总量的计算中，就没有计算这部分产品的排放量。目前，在国际产业分工中，发达国家是处在产业链条的高端，服务业发达、高科技发达，相应它的能源消耗和排放也相对小一些。而发展中国家处于产业链的低端，生产和出口了大量的高耗能和高排放产品，表现在本土排放量就大一些。中国去年净出口钢材2500多万吨、焦炭1400万吨左右，还出口了大量的机械产品等，其中都包含了相当数量的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这些都相应地增加了中国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也减少了进口国的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在对不同国家温室气体排放的比较时，这一因素应该给予充分考虑。

　　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

　　马主任，政府现在对绿色GDP的概念持什么立场？什么时候会正式实施？刚才您提到用环境保护来考核干部，请问政府在考核干部的时候这个比例有多高？我们了解到，之前厦门的PX厂因为有民众抗争，最新的消息是说缓建了，不知道最新的情况如何，是决定停建还是缓建？

　　马凯：

　　绿色GDP指标体系，如果能编制出来，这是一件好事，有利于转变单纯追求GDP的陈旧观念。但是，这里面有很多技术问题、科学问题需要研究。目前国家统计局、环保总局正在会同有关部门研究，我们希望，在各方面专家的努力下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指标体系。

　　至于节能减排在对干部的考核方面权重有多大，如果说定量的分析，恐怕一时很难回答。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各级政府越来越重视节能减排工作，并把它作为考核干部的一个重要指标。

　　关于福建PX项目，厦门市政府已经正式宣布先暂时停止建设，将进一步听取广大群众及各方面专家的意见。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

　　今天我们看到这份《国家方案》的发布，可以说表明了中国政府对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重视，也可以说是一个标志。我想问，在未来几年，中国政府在应对气候变化，承担相应的国际义务方面还将采取哪些新的举措？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谢谢！

　　马凯：

　　关于要采取哪些举措和达到什么样的目标，今天发布的《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已经做了全面的安排和部署。概括起来说，就是“一个结合”和“两面推进”，这是贯穿《国家方案》的一条主线。

　　“一个结合”，就是要把应对气候变化和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加快建立资源节约型社会、环境友好型社会和创新型国家紧密结合起来。“两面推进”就是要一手抓减缓温室气候排放，一手抓提高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减缓”主要就是控制增量，尽可能少排放一些。“适应”就是对已经引起的气候变化要提高适应能力，防灾减灾，把其负面影响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

　　在减缓排放或者是控制增量方面，主要是三个途径：一是少排放；二是多吸收；三是再利用。二氧化碳主要是由化石燃料的燃烧引起的，要“少排放”，就必须节能，节能是最大的减排。中国政府提出到2010年单位GDP能源消耗下降20%左右，同时还要调整能源结构，尽可能少用化石燃料，多生产一些可再生能源。目前中国可再生能源的比重还不到7%，到2010年将提高到10%，到2020年将提高到16%。通过这些措施可相应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多吸收”，最主要的是植树造林，因为森林可以在光合作用下吸收大量的二氧化碳。“十一五”规划提出，到2010年，全国森林覆盖率要提高到20%。

　　“再利用”就是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对排放的二氧化碳、甲烷、沼气等回收利用，变废为宝。这也是一条重要途径。

　　华尔街日报记者：

　　我有两个问题：第一，希望你澄清一个内容，就是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里提出到2010年达到主要污染物的排放减少10%，这里的主要污染物似乎是指二氧化硫和其他一些气体，似乎没有包括二氧化碳，请您证实是否是这样的？第二，您刚才说美国有一个更长时间的发展和排放的历史，但这是过去，我们现在要着眼于未来。中美是不是陷入了一个毫无意义的相互指责的游戏，美国会说中国是一个排放大国，而中国没有采取减限排措施，所以我们也不减限排；而中国也会说因为美国是一个排放大国，美国不减排，我们也不减排。而在两个国家相互指责的过程中，所有人都会遭受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后果，比如说春天气温过高，上海会被洪水淹没等等。您刚才说得对，美国有更多的资源、更多的手段减缓气候的变化，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失去的会不会更多呢？

　　马凯：

　　中国政府提出的到2010年主要污染物排放减少10%，指的确实是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COD)。但是，也应当注意到，中国政府同时提出了单位GDP能耗要降低20%左右。能源消耗特别是化石燃料的消耗是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来源，大体上占到二氧化碳排放的75%左右。从这个意义上讲，节能就是最大的减排，节能相应减少了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我们认为，中美两国都是能源的生产大国和消费大国，相应地也都是排放大国。在能源安全和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我们面临着共同的挑战，也有着许多共识。

　　今年5月，美国提出了一个应对气候变化的新倡议，这个新倡议表明了美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态度出现了一些积极变化。比如，新倡议认为，气候变化和发展经济密切相关，应对气候变化不应当影响经济的发展，强调技术进步和技术转让对于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性作用等。这些都是一些积极的态度。对此，我们表示欢迎。

　　但同时我们认为，美国的新倡议应该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的有益补充，而不是替代；在新倡议中，应当体现上述公约确定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新倡议的某些具体的内容，也有待与世界各国进一步沟通和磋商。

　　我们和美国之间尽管存在分歧，但是我们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已经开始了，而且必将继续深入下去。比如说，美国和澳大利亚所倡导成立的亚太清洁发展和气候伙伴计划，我们就是成员国之一。还有甲烷市场化伙伴关系，我们也参加了。前不久，我在随吴仪副总理到美国参加战略经济对话的过程中，还单独和美国能源部长博德曼先生和农业部长、环境署署长进行了深入探讨。我们马上就要签署一个关于共同开发利用非粮原料为主的生物质燃料的计划，这是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降低碳排放的积极措施。我们愿意本着求同存异、务实合作、实现共赢的原则，继续加强与美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也愿意继续加强与其他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

　　中国新闻社记者：

　　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中国作为一个庞大的经济体，在其快速发展过程中消耗了大量的能源、资源，温室气体排放量也增加得非常快。对此，有人就评价说，中国已经成为影响全球气候的主要威胁，对此您怎么看？第二，《国家方案》中也提到，中国为温室气体减排作出了很多积极的努力，在各个领域都提到二氧化碳的减排数字，到目前为止，中国二氧化碳减排的总量是多少？

　　马凯：

　　近几年，关于“中国能源威胁论”的言论很多，但是现在好像少了，取而代之的是“中国环境威胁论”。对此，我觉得最有力的反驳是用事实说话。这里，我举三组数据：

　　一是中国的历史累计排放量少。从1950年到2002年的50多年间，中国化石燃料燃烧排放的二氧化碳只占世界同期累计排放量的9.33%；1950年以前，中国排放的份额更少。

　　二是中国人均排放水平低。国际能源机构统计，2004年人均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中国是3.65吨，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87%，为OECD国家的33%。1950—2002年，中国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只位居世界第92位。

　　三是中国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的弹性系数小。根据国际能源机构的统计测算，1990年到2004的15年间，单位GDP每增长1%，世界平均二氧化碳排放要增长0.6个百分点，但中国仅增长0.38个百分点。

　　面对上述事实、三组数据，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没有人说那些历史排放量多，人均排放量高，排放弹性系数大的国家是气候变化的主要威胁，反而说历史排放量少，人均排放量低，排放弹性系数小的中国构成了主要威胁，这显然是不客观的，也是不公正的。

　　相反，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为保护全球的气候系统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是重要的积极力量：

　　从1990年到2005年，中国每万元GDP能耗下降了47%，等于节约了8亿吨标准煤，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8亿吨；

　　1980—2005年，中国通过植树造林、森林管护等又净吸收了50亿吨的二氧化碳；

　　自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少生了3亿人。按2004年的标准，世界人均年排放二氧化碳4吨，少生3亿人就等于中国去年少排放了12亿吨二氧化碳。如果中国不实行计划生育，去年就不是13亿人，而是16亿人，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就要多出12亿吨。这是中国对控制世界人口增长和应对气候变化作出的积极贡献。

　　路透社记者：

　　我有两个问题。第一，您刚才说了，中国对于气候变化的减缓和适应同等重视，就气候变化的减缓而言，中国有没有一个自己设定的目标，认为如果气候增温超过了一定的限度，对全球的气候系统就是不安全的？欧盟提出了一个强硬的指标，升温不能超过2摄氏度，中国是否支持欧盟的目标，中国是否有自己可以承受的上限？第二，您刚才说中国是否不愿意承受某种形式的减限排的目标，去年年底中国发布的国家气候评估报告里说可以接受某种形式的减限排的目标，这个时间限是到2050年，我想问的问题是，你是否愿意考虑更早的减限排的时间点，早于2050年？如果中国不接受绝对的减排目标，是不是愿意考虑一个相对的减排目标，包括降低能耗？

　　马凯：

　　刚才，我实际上回答过这个问题。我们虽然没有设定具体的二氧化碳的减限排目标，但是我们对于整个能源节约的目标是明确的。通过节能，就相应地减少了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关于欧盟提出确定2度为气温升高的限值，我觉得其出发点有积极的一面，它是再次表明欧盟愿为应对气候变化做更大努力的宣示。但是，目前是否要确定2度为气温升高的限值，恐怕还没有确切的科学依据和可靠的可行性研究，仍是一个待研究的问题。特别是在没有明确的研究说明2度的经济社会含义以及可能给各个国家发展带来何种影响的情况下，还有必要请专家继续研究、论证。

　　至于刚才说到中国是否承担减限排量化指标问题，我前面也已经回答过了。总的立场是，中国不承诺量化的减排目标，并不等于中国不承担应对气候变化的责任。因为保护环境、减缓气候变化和提高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是中国实现以人为本和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我们要自加压力，努力节能减排，既实现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同时也为世界应对气候变化作出积极的贡献。我再一次重申，过早、过激、过高要求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一样承诺量化的减限排义务，是不公允的，是不能接受的。

　　挪威国家广播电视台记者：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提出了要开展技术转让和合作，您对中国现在接受来自其他国家的帮助是否感到满意？

　　马凯：

　　这位先生提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我们一直认为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过程中，无论是减缓气候变化，还是提高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都离不开科技进步。所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特别规定，发达国家不但要率先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而且也有义务提供额外的资金和技术，支持发展中国家提高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这是非常必要的，也是非常公正的。

　　现在发达国家在资金、技术转让的某些方面已迈出了一些步伐，比如，清洁发展机制方面已取得一些进展，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转让了一些技术。对此，应加以肯定。但总体上看，我觉得还是“雷声大、雨点小”，“说得多、做得少”。我们希望发达国家按照《公约》的要求，采取更加务实的合作态度，拿出更多的资金，转让更多的技术，支持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中国愿意遵循国际准则，加强与发达国家的广泛合作。

　　法新社记者：

　　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刚才您说过中国要走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中国要避免那些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所犯下的错误，我想请您具体解释一下这个可持续发展的具体含义是什么？在中国过去二十多年的发展中，中国的发展是不是可以算得上是可持续的？中国是不是已经犯下了发达国家所犯的错误？比如说在环保方面，是不是中国如果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中国的水体和空气就不会受到污染？第二个问题，关于全球石油生产，中国政府是否认为全球石油的产量已经达到了一个峰值？如果中国政府认为是这样的话，中国政府将采取怎样的措施？中国政府认为目前的局面会对中国的发展和政策产生什么影响？

　　马凯：

　　坚持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这是我们不可动摇的选择。为此，中国政府从“九五”计划就提出要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但是，要走出一条投入小、消耗少、能循环、可持续、科技含量高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这方面，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也取得了一些积极的成效。如果新闻媒体的朋友们能够到中国一些省市、基层去广泛了解一下，就可以看到这些方面的积极变化。尽管我们现在在环保、节能方面还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但是，如果没有中国政府坚定的态度、明确的思路和巨大的努力，可能气候变化问题、环境问题要比现在严重得多。尽管实现可持续发展、大力节能减排困难很多，但是，我们的决心是坚定不移的，而且一定能够取得明显的成效。

　　至于全球的石油供应和需求情况，我们总的看法是，目前世界石油的供需还是基本平衡的。谢谢！

　　郭卫民：

　　今天的发布会到此结束。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