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高院对公共敏感资金曲线入股市发风险预警

　　本报记者 陈欢

　　6月22日，上证指数收于4091点，下跌139点，跌幅3.29%。

　　此前三天，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根据他们大量审结的案子，对公共“敏感资金”进入股市发出风险预警。

　　“2003年至2006年，上海市高院、中院审理的317件证券纠纷案件中，涉及到敏感类资金入市的达到107件，占1/3强。”上海高院副院长齐奇说。

　　谈及这次新闻发布会的背景，上海市高院民二庭庭长邹碧华对本报记者解释说：“现在我们担心的是，这一轮牛市又会产生多少新的证券类案件，会累积多少风险。”

　　邹进一步说，司法实践中有一个规律——牛市中违规操作增加，但风险往往被牛市掩盖；进入熊市后，风险就会暴露，案件增加。

　　而上海高院提供给记者的资料显示，从2001年沪指2245点之后，A股经历过4年熊市。从2003年开始，上海市法院即开始陆续接到敏感资金委托理财类的诉讼，2004年、2005年，是证券类案件诉讼的高峰，2006年进入尾声。

　　隐秘入市通道

　　根据上海高院的介绍，所谓敏感类资金，是指包括社保基金、房屋维修基金、公用事业资金、工会互助基金、信托资金、国企资金、教育基金等的公共资金。

　　来自上海高院的数据显示，在他们过去4年审计的107件敏感资金入市的案子中，涉及到大型国企的69件，案件标的近41亿元；涉及金融机构的25件，涉案标的16亿余元；社保基金2件，标的近1亿元；房屋维修基金1件，标的2.6亿元；工会基金2件，标的4500万元；教育基金1件，标的1600万元；公用事业单位5件，标的2亿元。

　　而根据证券法的规定，一般来说，涉及国计民生的公共资金，往往不允许进入股市，只能够存银行，买国债。

　　那么，这些公共资金是如何绕开法律规定，流入股市的呢？上海高院副院长齐奇介绍，这些敏感资金“很大一部分是通过国债回购的渠道曲线进入股市的”。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一个通过购买国债——国债回购——资金转投股市的隐秘通道显现。

　　以上海市房屋维修基金入市为例。记者从高院获悉，2003年8月，房屋维修基金管理中心和汉唐证券签订委托买卖国债协议，委托汉唐证券购买3亿元国债，此外，还签订了一份《委托国债投资补充协议书》。合同除约定委托方将资金委托给汉唐证券进行国债投资管理外，还约定：“在委托有效期内，汉唐证券可以进行相应的债券回购，并对回购出的资金具有使用权。”

　　而根据建设部和财政部颁布，1999年1月1日起施行的《住宅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维修基金管理办法》，维修资金可用于购买国债，但不可进入股市。

　　但是，2004年8月，在汉唐证券陷入危机、资金链紧张的情况下，上海市房屋维修基金自行操作，将国债全部转为等值

　　由此，通过购买国债，国债回购洗白，本不可进入股市的公共资金——上海市房屋维修基金曲线进入了股市。

　　“在上海市法院审理的案件中，几乎所有的公共类资金都走了这条通道。”上海高院民二庭庭长邹碧华说。

　　记者在上海高院采访时，就遇到一家工会互助基金——上海市明华电力技术工程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起诉一家券商，涉案金额534万元。

　　“公共资金买国债，第一步看上去是合法的，但是通过国债回购，本不许进入股市的公共资金就‘曲线’入市了。”邹碧华说。

　　在邹碧华经办的公共资金案件中，还没有发现公共资金签订委托理财协议，直接进入股市的。但他们发现，委托方(公共资金持有人)和受委托方(证券公司等)之间往往存在一定程度的默契，国债回购，曲线入市。

　　“这些案件往往有几个特征，能看出双方当事人是有默契的：第一，在很长时间内，委托人对帐户内的情况不闻不问，任由被委托人处理；第二，委托人将帐户交给券商全权处理；第三，签有比国债收益更高的保底条款；第四，当事人已经收取高额收益；委托人已经知道国债被挪用，仍不采取诉讼手段积极回收等。”邹碧华说。

　　正是在双方当事人的心照不宣下，公共资金最终流入股市。

　　堵漏洞

　　在金融业内人士看来，公共资金持有人委托证券公司购买国债，本身就存有进行回购交易，将资金洗白后曲线进入股票市场、期货市场的预期。

　　根据国家相关规定，法人主体，即公共资金持有人可以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向银行购买国债，那么，为什么要委托证券公司购买国债呢？原因就在于只有证券公司有权进行国债回购，而法人则不可回购，证券公司回购套现后即可进入其他投资领域。

　　委托购买国债协议中往往有回购条款，或者通过补充协议书等其他形式允许证券公司回购，并使用回购的资金。

　　而我国现在实行国债二级登记制，为这种回购“洗白”提供了可能。

　　所谓二级登记制，第一步是客户的国债登记在证券公司处；其次，证券公司通过统一席位，将国债登记在证券登记结算公司。

　　也就是说，国债回购业务中，客户无法直接监控证券公司席位上的交易情况，登记结算公司也不审查单个客户是否同意进行回购，只要该帐户已经做过回购登记，客户持有的国债即作为质押品随时保证该席位回购资金的清收。

　　“这种情况下，交易结果完全取决于券商的信用。”邹碧华表示。

　　邹认为，要堵住通过国债回购洗白资金曲线入市的漏洞，必须从交易环节下手。

　　邹碧华认为可以从两方面入手堵漏洞，其一是加强对国债帐户内交易情况的监管，避免回购资金被挪用；其二是要建立相应的责任追究制度，现在的情况是：证券公司挪用客户国债帐户内的资金不承担法律责任，资金持有人帐户内资金被转移走了也不闻不问，不承担责任。

　　过去4年上海高院查处的107件公共资金入市案件，总标的超过60亿元，却无一人承担法律责任。

　　记者在上海高院看到，上海市房屋维修资金中心诉汉唐证券案，涉案金额2.6亿元，根据最高院“三中止”(在一定期限内，对以风险处置阶段金融机构为被告的民事案件，尚未受理的暂缓受理，已经受理的中止审理，对其作为被执行人的案件中止执行)的规定，目前处于冻结状态。

　　上海液化石油气经营有限公司诉大鹏证券一案，涉案金额6000万，因大鹏证券被宣告破产，而即使能够清偿，清偿比例也相当低。

　　以目前已经进入破产程序的北方证券为例，目前已确认的债务已达31亿，而资产总额不过4.4亿，清偿比不到30%。

　　华东政法学院罗培新教授对记者说，美国实行的也是二级登记制，但美国很少发生挪用，因为一旦被查处，后果相当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