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民、新生活现场探访：成都亮三张底牌

　　霍朗

　　随着城乡一体化战略的深入，成都在关于农民医疗、社保、就业等方面亮出了三张“底牌”。

　　农民医疗：大病统筹

　　“农民看病报账，以前做梦都想不到。”成都都江堰市中兴镇农民罗成英回忆。8年前，他的妻子在耗尽家中仅有的几千元钱之后，撒手人寰。

　　成都都江堰市农民占总人口的近70%，随着成都城乡一体化战略的深入推进，都江堰市为农民构建了较为完善的农村基本医疗卫生保障体系。其中，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对农民实行大病统筹，兼顾基本医疗，还设有特助补偿基金。

　　中兴镇村民孙其明算了笔账，当初罗成英妻子的病不到3万元可以治好，现在合作医疗可以报销近2万元医疗费用，他不会再绝望了。

　　和城里人一样享受看病报账的待遇，深刻影响了广大农村居民的命运。在过去不为觉察的成都城市化进程中，转变为市民的成都农民也得到了健康保障。

　　和成都市其他区(市)县一样，都江堰大病统筹的报销和封顶线比例不断提高。

　　2003年，都江堰市作为全国首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下称“新农合”)试点县市，首先在虹口乡、青城山镇等4个乡镇启动了试点工作。按照中央财政补贴10元、市县财政补贴10元，农户个人交纳10元“1+1+1”的方式，成都首批农民开始进入大病统筹的“防护网”。

　　都江堰市创建立了“农民个人家庭账户”，其中不仅包括每个农民个人筹资的10元，还有政府配套资金补助5元。这部分钱用于农民门诊治疗，以家庭为单位每年定额包干使用，用完为止。

　　2003年7月1日，成都第一批参加新农合的农民开始陆续报销医疗费。

　　该市幸福镇塔子村一社32岁女村民谢利萍，脑血管肿瘤破裂，经市人民医院转诊到华西医院手术抢救后，病人家属拿到结算补偿金额1.2万元。她高兴地说：“10元钱，少吃两斤肉嘛，万一有个病痛，管用得很。”

　　截至2006年11月，都江堰全市共有38.76万农民参加了新农合，参加率达95.6%。到2006年3月底，累计受益总人数达89万人次，补偿总金额1749.98万元。此外，政府再增加投入，使新农合基金由每个人30元提高到了50元。

　　“现在看到确实受益了，都是抢着交了。”都江堰市卫生局一位负责人说。

　　3年多来，成都已初步形成城乡医疗卫生公共服务公平化格局。新农合已经普遍覆盖农业人口，比卫生部提出的全国普遍覆盖时间提前了6年。

　　成都全市600多万农民吃药安全有了根本保障，农民现在每年只需交10元钱(各级政府补助40元)，是城镇职工缴费额的1/26，就能享受到与市民大致一样的报销补偿比例(在部分区县乡镇卫生院就医)。农民“看病贵”得到有效缓解。

　　假药劣药基本杜绝，农村虚高药价得到平抑，平均价格下降20%以上。

　　农民社保：吹糠见米

　　2004年4月，一项政策在成都邛崃市临邛镇联丰村引起轩然大波。

　　当时的联丰村支部书记、现在的玉带社区支部书记王安霞，去动员村民们时“被20多个人吼得晕乎乎的”。

　　在此之前的3月15日，成都市发布《征地农转非人员社会保险办法》和《已征地农转非人员社会保险办法》(成府发[2004]19号)要求各地切实把解决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作为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的重要内容，认真解决好被征地农民的生产生活问题。

　　“这是给失地农民办的一件大好事啊！但是农民兄弟很现实，‘吹糠就要见米’。”邛崃市社保局局长毛迪瑜说。

　　除了解开群众的思想疙瘩，还有错综复杂的实际情况：以前每次国家征地，因为土地并非村民个人所有，所以村集体没有把安置补偿款发给承包地被征的农户，而是平分给村民小组的所有人，再重新调剂承包地安排给被征地农户。

　　现在该哪些人参加社保？已征地人员缴纳保险费是40%，由本人退一部分安置费、60%由政府补贴，但当初安置费都平分了，他们现在怎么退？新征地人员是由征地部门一次性为其缴费办理社保并发给就业补助费，但他们当初也分过安置费，现在却不出钱就办社保，还有就业补助费，其他村民能同意吗？

　　“这些问题不拿出妥善的办法来解决，19号文件就无法落实。”毛迪瑜说。

　　联丰村五组村民们接连开会，按照村委会一事一议原则，民主商讨，最终形成了大家都能接受的方案。

　　当时该组共有250多人，部分土地自1999年以来被征占，国土部门按照征地开始时人均承包地0.8亩的标准，核算出各年龄段被征地人员总共应是113人，其中2003年前已征地15人，2004年后新征地98人。村民们按自己的年龄，自愿参加各个年龄段的抽签，把113个指标落实到了人头。

　　19号文件规定了不同年龄段已征地农民不同的缴费标准、新征地农民不同的就业补助标准。比如该组已征地的一类人员(男满60周岁、女满50周岁以上)应缴9100元/人，二类人员(男满50周岁不满60周岁、女满40周岁不满50周岁)则缴6866元/人；新征地除统一由征地部门一次性缴纳一定年限的保险费外，二、三类人员分别按每人6000元、8000元标准发给就业补助费。这些就业补助款都收到村民小组，用于统一缴纳已征地人员应缴的保险费，不足的由全组人平摊补交。

　　办了社保的刘良清告诉记者，他家的承包地是2002年征的，组里调剂后重新分给了承包地。那一批整个组被征了20多亩，全组每人分了3000元。

　　这一轮办过后，再有新征地的，也要把补助费拿出来全组人平分。2005年，五组的土地因城市建设全部被征完。

　　2004年5月，五组的113人都办好了社保手续。6月，邛崃市专门开了发放社保证、社保金的现场大会。雷朝秀和老伴因为达到了法定退休年龄，办理的第二个月起就可每人每月领210元养老金，所以他们当场领到了420元。

　　刘良明2005年去世，还没到法定退休年龄，没有丧葬补助费，但是他个人账户里的6000多元都退给家属了。

　　36岁的包正会属于2004年5月被征地的。“虽然年轻，还是该买，到50岁就领得多了。”她说，当时办社保时属于二类人员的，到退休年龄后一领养老金就是285元/月，现在又涨到430元/月了。现在，联丰、顺河、玉带三个村合并组成了玉带社区。经过社区推荐，她到瑞银公司当了保洁员。

　　和包正会一样享受到逐步与城里人平等的社保待遇的失地农民，在邛崃还有成千上万。目前，该市已有14216名2003年前已征地农民办理了社保，占应参保人数的95%；2004年后新征地的全部3340名失地农民均办理了社保。其中，到龄领取养老金的8794人，享受了住院医疗报销待遇的771人，共报销186.81万元，人均2423元。

　　农民就业：人往哪里去

　　武侯区簇桥街道团结社区是一个老的失地农民安置小区。由于当时就业制度城乡分割的历史原因，导致就业问题十分突出，“市民名分”与“市民生活”成了“两张皮”。

　　成都市实施城乡一体化战略后，历史形成的失地农民被统一纳入统筹城乡就业政策范畴。团结社区居民的就业和生活，由此开始演变。

　　几年前，张学树、代富林一度害怕去上班，“一遇到人，心里就发毛。”

　　张学树以前是金花镇瓦房村村委会主任，1998年被征地，2000年搬进了安置征地拆迁农民的小区。代富林以前是簇桥镇顺江村2组村民，2002年被征地，2003年拆迁安置到张学树所在的小区。

　　2003年，小区组建成立社区，取名团结社区，张学树担任了社区居委会副主任；2004年，设置社区劳动保障工作站，代富林当上工作人员。

　　“好多人没有工作，没有收入来源啊，见到社区干部就骂。”代富林向记者回忆，他就挨过很难听的骂。

　　团结社区占地40多亩，汇集了来自武侯区原簇桥镇、金花镇、机投镇、永丰乡的7个村的被征地拆迁安置农民577户1628人。其中被征地最早的在1998年，是金花镇瓦房村1组、7组，最迟的在2002年，是机投镇果堰村5组、6组和簇桥镇顺江村2组、3组；入住小区最早的在2000年底，最迟的在2003年下半年。

　　团结社区的就业问题，一度成为以传统的城乡分割就业制度的弊端，在城市化加速推进背景下凸显。

　　2004年2月起，在成都市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中，一系列城乡平等、市场调节与政府促进相结合的就业政策接踵推出，失地农民被纳入了与城镇下岗失业人员同等待遇的就业扶持体系。

　　2004年，簇桥街道开始组织失地农民开展大规模免费就业培训。“确实，要有个技能，干个职业，才是长久的办法。”李义全说。他的妻子张维如2005年夏天参加街道与企业确定好用工后组织的订单定向培训，在武侯科技园的康特公司食堂当工人。他本人则利用原来开过一段时间小铺面的经验，在小区里开了音像出租店。夫妇俩都领到了以前只有城镇下岗失业人员才有条件领的《再就业优惠证》，李义全还享受了社保补贴等扶持灵活就业的优惠政策。

　　“现在两口子挣的钱加起来有一千好几。老人和我们也都办了社保，有个基本的保障了。”李义全对现状表示满意，“原先在村子里那些出租的房子，又没经过认真的规划，东拉西掉的，城市发展了，咋可能不动呢？确实不是长久靠得住的。”

　　“有了稳定的就业，才有可靠的收入来源，才能正儿八经转变成市民，过上城市生活。”李义全说。

　　目前，团结社区已有164名失地无业农民参加了技能培训，269人领取了《再就业优惠证》，开发了10个社区公益性岗位(6名保安、4名清洁工)，由社区承头修建45个临时摊位给失地农民经营。

　　到2006年9月，社区失地无业农民就业率达到94%，“4050”等就业困难人员就业率达到88%。和全区其他87个社区一样，就业问题曾经十分突出的团结社区，也已经成了充分就业社区。

　　成都武侯区作为中心城区，第三产业发达，就业、创业空间大；又有武侯科技园、中国西部鞋都工业园两大园区，而且制鞋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第二产业劳动用工量大。看起来，武侯区城乡居民就业应该不成问题。

　　但是在城乡一体化推进过程中，武侯区的就业也有其特有的难处：涉农街道数以万计的农民，将告别土地转变为市民，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缺乏知识、技能，难以向非农产业转移就业。就不了业，没有持续稳定的收入，转变生产生活方式、实现市民化就无从谈起。

　　武侯区按照城乡一体化战略的要求，全面打破城乡分割的传统就业制度，实行城乡居民一视同仁的就业政策。这解冻了体制层面上的坚冰，使失地农民、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与城镇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一样受到政府的重视和政策支持。

　　在引进国美红牌楼超级旗舰店时，武侯区相关部门敏感地注意到其中巨大的就业机会。通过与国美磋商，拿下了2000个就业岗位的订单。武侯区从这件事中得到了启发，此后在引进项目时，都同步洽谈落实就业岗位——政府与企业签订用工数量、工种意向协议后，组织农民开展免费的订单定向技能培训，培训合格即输送到企业上岗。征用土地时，也要求同步实施农民培训并规划就业方案，征地单位提供不低于失地农民人数30%的低技能岗位。

　　2005年，武侯区率先在全市提出“用两年时间建成充分就业区”。2006年，已提前实现目标：全区城乡所有的88个社区全部达到充分就业社区标准，就业率95%；就业实名制调查显示，农村适龄劳动人口33373人中，已转移就业32288人，转移率96.75%。

　　成都市委、市政府确定武侯等中心城区要在2007年实现城市化率100%。当时，武侯区城市化率约87%。在3年时间内，将有6.5万农村人口要转变为城市居民。

　　这种转变绝不只是户口的变更和居住地的转移，最重要的是要在二、三产业实现比较充分、相对稳定的就业，获得持续的收入来源，实现生产生活方式的根本改变，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民。就业，成为他们能否成功地“脱胎换骨”变市民的关键一步。

　　成都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李小新说，“‘人往哪里去’贯穿着城乡一体化全过程。大规模转移运动的城乡人口，要有相对稳定的就业，有持续的收入，有基本的社会保障。”

　　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成都市用统筹城乡就业和社会保障的实践，回答了“人往哪里去”这一重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