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直辖十年新机遇新考验

　　重庆最近可谓喜事连连。继国家发改委批建“成渝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之后，这个被定位为西部地区重要增长极的内陆大都会，迎来了直辖10周年的庆典。

　　正如本报昨天所报道的，除掉所谓的“第三特区”这个分量最重的政策大礼包之外，在直辖10周年庆典前后，重庆还预约了来自国家开发银行等多个机构的总值超过3000余亿元的战略投资。一时间，不仅重庆当地官员和民众兴高采烈，喜迎节日，在市场面上，渝系股票亦受到激励，重庆楼市则显躁动情绪。

　　重庆人的激动心情不难理解。10年前，在中央政府作出重庆成为中国第四个直辖市的重大决策之后，这座山城的变化是有目共睹的。其变化突出表现在经济总量的增大上——1997年，重庆当时GDP总量为1351亿元，而到了2006年，已实现GDP 3486亿元，成就直辖以来全市经济发展的新高点。据介绍，直辖之初就人均GDP而言，重庆只占当时全国平均水平的70%，到去年已经提高到了78%，和全国平均水平的距离在逐渐缩短中。

　　当然，重庆的变化不仅体现在经济发展上，包括城乡面貌、生态建设以及移民工作等，都有可圈可点之处。从宏观面看，在中央政府决定直辖之后，包括城区和农村在内的整个重庆的命运有了新的改变，尤其是城市的变迁显得更为明显；从微观层面观察，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社会事业的发展，重庆民众也得以分享这种进步的成果。直辖10年，重庆从蹒跚学步开始，渐渐成长为英姿少年。

　　直辖10年之后，重庆站在了一个新的起点上。从新起点出发，重庆无疑拥有了更多的机会：无论是自身实力的增大将会产生的后续爆发力量，还是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大机遇，以及各种高价值的战略合作项目或资金，都将为这个年轻的直辖市提供起跑的必要条件。按照中央的要求，重庆志向高远：要成为西部地区的重要增长极，要成为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中心，要成为统筹城乡发展的试验者，要在西部地区率先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

　　显然，在直辖10年之后，重庆有了更多机会，但也就意味着将拥有更多的考验；重庆要完成诸多宏大的目标，也必然会经受更多的压力和挑战。这种压力，既表现为探索统筹城乡发展的艰巨任务，也表现为重庆在深层次上探索行政体制改革的艰巨任务。

　　重庆是典型的“大城市大农村”并存，城乡二元结构突出。特定的格局给了城乡统筹发展一个极佳的试验场所，但在这样的限制条件下，要想真正突破“三农”问题的困扰，绝非易事。重庆市委书记汪洋曾打比喻，称一个大厅里坐了“三个世界”的代表。这个比喻，恰切地说明，在重庆城乡之间，差距相当巨大。

　　“三个世界”之间的差距，既有思想观念不同，也有户籍制度的樊篱；既是指收入差距的拉大，也是指公共服务的差别。城乡差距持续扩大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矛盾。仅以收入差距为例，据《重庆日报》报道，直辖前的1996年，重庆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为3.4∶1，但到了2006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为4∶1，大于全国和西部的城乡落差。从根本上说，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正是城乡长期以来形成的二元经济结构。

　　为破除现实的二元经济结构，重庆推出了“一圈两翼”的发展构想，打造“一小时经济圈”，建设渝东北地区和渝东南地区的“两翼”，并将通过推进城乡户籍制度改革、城乡土地管理和使用制度改革、城乡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以及推进公共财政制度改革等来实现。这些制度变革，无疑都是落在改革者肩上极富挑战性的命题。

　　自1997年成为直辖市开始，重庆探索行政体制改革的步伐一直不停。新华社昨天发表文章，介绍了重庆10年来在行政体制变革方面的探索成果。由于政府规模的“瘦身”，行政管理层次的减少和“扁平化”，不仅行政事业编制有了剩余，重庆每年节约的行政经费还达到100亿元。

　　政府机构规模瘦身以及行政经费的减少只是行政体制改革的基础阶段。对于一个拥有着艰巨历史任务的直辖大都会而言，难度更大的探索会体现在更多政府职能的变迁上，体现在打破一切阻碍统筹城乡发展的陈规陋习、基本建成法治型和统筹城乡的公共服务型政府上，体现为政府能够保护市场要素的自由流动，主动清除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上。如此深度的行政体制的变革，将成为重庆实现城乡统筹目标的重要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