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珠区域冲动：点灯开门架桥

　　泛珠区域冲动：点灯、开门、架桥

　　一个国家内部尝试制度创新的共同大市场，已经若隐若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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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统计局近日发布的一份泛珠区域内地各省区经济对比报告称：广东已开始向工业化成熟阶段迈进；福建在起飞阶段的后期；江西、湖南、四川、海南、广西还正在起飞的前期；而贵州和云南则处于起飞准备阶段。九个省区竟然存在四个不同的梯度，合作中各自目标函数的差异不可避免

　　6月8日16时，第四届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论坛暨经贸洽谈会(下称“泛珠论坛”或“珠洽会”)首场记者见面会在延长许久之后方才结束。贵州省副省长王晓东笑着对记者们说：“我可是按要求说了5分钟，一个字也没多说呀。”

　　虽然王晓东控制好了属于自己的时间，但来自泛珠三角“9+2省(区)”的其他经贸代表团团长，绝大多数都“拖了时间”，“大家都想把自己省(区)的优势向记者们介绍得更全面一些。”主持此次发布会的

　　作为中国目前最有影响力的区域合作品牌之一，4年来，泛珠地区一年一度、轮流“坐座”的珠洽会确已成为区域内各省区招商引资的一个平台、第四届珠洽会组委会提供的数据显示，前三届珠洽会仅经贸洽谈会签约项目就超过了12000个，合同总金额逾12000亿元。

　　本届珠洽会签署合作项目1254个，合同投资额3376亿元，涵盖了产业发展、基础设施、社会事业、产权转让等十多个领域。

　　而且，泛珠区域合作的效果也正日益显现。2006年，泛珠内地9省区的GDP总额高达66344亿元，占全国的1/3，比上一年度增长13.3%，增速超过全国平均水平2.6个百分点。

　　距既定合作目标渐行渐近

　　在短短3年中，泛珠区域已经完成了合作初期所期望的互通高速公路的目标，并实现了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省区500千伏输电线路联网，同时加强了市场环境建设，九省区工商、税务、质监、食品药品监督、反走私、知识产权、旅游和劳动保障等部门不仅加强了协调，而且进一步规范了市场秩序。

　　除具体指标外，泛珠合作的层面也呈递进趋势。3年前，首届泛珠论坛暨珠洽会以“合作发展，共创未来”为大会主题，并在香港、澳门、广州三地同时举办。该次会议的最大成果是签订了《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框架协议》。正是这个框架协议提出了泛珠区域“9+2省(区)”要在基础设施、产业投资、商务贸易等十个方面进行加速合作的目标。此次会议的意义被概括为“点燃了一盏灯”。

　　而次年在成都举行第二届泛珠论坛上，除了签下了比原先的原则性框架协议更细化的《泛珠三角区域合作行政首长联席会议纪要》外，还第一次出现了观察员性质的东盟商务官员。这次论坛被定义为“打开了一扇门”。

　　第三届在昆明举办的论坛上，“9+2省(区)”行政首长除签署《泛珠区域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合作专项规划》、《泛珠区域能源合作专项规则》、《泛珠区域旅游合作框架意见》三个区域性合作文件外，还与东盟各国商务部负责人进行了面对面地对话。这次论坛被称为“搭起了(连接泛珠区域与东盟的)一座桥”。

　　而此次在长沙举行的第四届论坛，不仅将泛珠区域行政首长与东盟官员的对话以论坛形式固定了下来，还使泛珠论坛的务实性表现得更为淋漓尽致。

　　泛珠区域合作成形伊始签订的《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发展规划纲要》要求：泛珠区域合作的第一阶段目标是，从2005年到2010年，建成适应市场需求的区域综合性基础设施网络，并发挥政府的公共行政职能，为区域要素和产品市场体系建设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在这基础上，凭借泛珠区域独特的区位优势，构筑中国——东盟经济合作的重要平台。

　　显然，在距2010年还剩3年时间的现在，泛珠区域合作离既定目标已渐行渐近。

　　广东倡导之力

　　6月7日19时，离本届论坛开幕还有整整24小时，在长沙黄花机场守候了一天的《潇湘晨报》记者邵中兵终于等到了“9+2省(区)”第一位来参加论坛的行政首长——广东省省长黄华华。而在前一天，广东省已有几位副省长先行抵达长沙。

　　作为泛珠区域合作的主要倡导者，广东省也是历届论坛的最有力支持者。这不仅表现为其远远超过其他省区的经贸代表团人数及招商项目标的额，也表现为其强大的政府代表团。黄华华在赴长沙参加本届论坛前接受媒体集体采访时表示，广东省将组织2000多人的经贸代表团与会，签约项目和金额将高于上届。

　　此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曾如此解释泛珠区域合作的形成背景：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在我国与东盟将在10年内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积极推动亚洲合作的新形势下，香港、澳门要进一步发挥辐射带动作用、实现新的繁荣和发展，必须寻找发展腹地；同时，粤港澳地区构成的大珠三角也要适应新一轮发展的需要，必须依托新的发展平台；而毗邻东盟和大珠三角的省区要参与国际竞争，实现跨越式发展，也必须寻求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有鉴于此，以珠江水系为纽带，山水相连、人缘相亲、经济联系密切的省区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形成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关系，就成为各成员方的共同利益和必然选择。

　　广东省经贸委副主任刘晓捷在谈及泛珠区域合作对广东的意义所在时，也向《第一财经日报》表示：“广东特别是珠三角地区的经济，已经进入了工业化的后期，大量的民营企业要走出去才能获得广阔的发展空间，广东大量的产业转移给区域内的兄弟省区，将带去发展机遇和先进的观念，而广东毗邻港澳的区位优势又给兄弟省区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

　　不同发展梯度引发利益冲突

　　合作是因为参与各方有共同的利益诉求，但合作的过程中，各方利益既有一致之处，也同样会存在冲突的可能。

　　广东省统计局近日发布的一份泛珠区域内地各省区经济对比报告称：广东已开始向工业化成熟阶段迈进；福建在起飞阶段的后期；江西、湖南、四川、海南、广西还正在起飞的前期；而贵州和云南则处于起飞准备阶段。

　　九个省区竟然存在四个不同的梯度，合作中各自目标函数的差异不可避免。

　　据《泛珠航权合作框架协议》的起草人、海南航权办秘书长韩升畴此前对《中国经营报》透露，为整合泛珠区域的航空客源，今年初，民航总局重新修改了海南的“中途分程权”范围。按照新的中途分程权政策，民航总局允许境外航空公司运营的海南国际航班，延伸或经停国内所有具备国际口岸的城市，同时增加了香港和澳门。这就意味着，利用中途分程权，所有的第五航权(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航空公司在经营某条国际航线的同时，在中途获得第三国的许可，允许它中途经停，并且上下旅客和装卸货物)国际航线，只要延伸或经停海南，就可以在各城市之间相互连接，形成一个泛珠国际航网。今年5月，国家民航总局、民航总局中南局领导、“9+2省(区)”政府代表，以及南航、海航等航空公司代表云集海口，就《泛珠三角区域航权合作框架协议》举行了前期会议。会上，唯有广东省发改委官员称，航权的分程合作是市场行为，应由航空公司决定，政府绝不插手。

　　对此态度，有业内人士解释说：“这可能是因为担心通过第五航权合作，海南会成为新的枢纽，对广州在航空业内的地位构成威胁。”

　　或许也基于此原因，参加本届论坛的海南省省长罗保铭在不同场合均提出，鉴于海南拥有海口美兰、三亚凤凰两个国际机场，还拥有国家赋予的第三、第四、第五航权的开放政策，享有国际航政中途分程权，海南增开的定期、不定期航线和包机、公务机可达世界五大洲、61个城市，“海南愿意与泛珠区域省份共享自身航权开放的政策优势。”

　　罗保铭在此次论坛期间专程会晤了黄华华，双方是否就航权共享问题进行了讨论不得而知。但6月10日上午，签署了《泛珠三角区域部分省区开展国际航班合作框架协议》的省区却只有海南、湖南、江西、贵州、四川五个。

　　不过，琼、粤双方行政首长却在会晤后分别向记者表示，两省在大力推进跨海通道建设上取得了共识，广东也明确将在两年内完成连接广东与海南的湛江至徐闻高速公路的建设。

　　类似“失之桑榆，得之东隅”的故事还有许多，珠洽会为各省各地提供的沟通平台作用，也由此得以彰显。

　　尝试制度创新的共同大市场

　　作为下届论坛的承办者，广西此次派出了比以往更为庞大的代表团，其原因之一便是为了学习观摩、汲取经验。

　　“各种级别的区域性论坛现在已经太多了。去年湖南就搞了中国中部贸易投资博览会，我们广西每年也要搞东盟博览会。在泛珠区域合作之外，每个省区都有自己所属的区域经济体，”一位广西官员解释道，“毕竟两年前泛珠各省区争取中央政府能将泛珠区域规划列入国家‘十一五’发展规划，而最终结果却是长江三角洲地区、京津冀地区被列为中央级的两大区域规划试点率先启动。客观地说，大家真不知道这是否意味泛珠区域将被边缘化。”

　　当然，事后有发改委官员解释说，之所以未将泛珠区域列入“十一五”规划，原因在于珠三角太小——仅于一省之内，而泛珠三角又太大，难以协调。

　　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营经济研究中心刘迎秋教授认为，泛珠三角有其自身合作的内生性原因，因为，这种合作不仅是国民经济持续高增长地区之间的合作，而且是东部与中西部、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加工型经济与资源型经济等多重角度和层面的发展与合作。这种发展与合作，既不同于前些年已经获得长足发展并产生了带动作用的长三角经济区、珠三角经济区和环渤海经济区的区域内合作，也不同于以江、海、路、边(境)等为主要依托的各种“经济带”，而是一个具有全新时代特征和超越时代意义、符合新的历史潮流的新范畴、新理念、新实践和新探索，“合作是符合区域内各省份自身利益的。”

　　除了内生性原因，现有的泛珠区域内政府间合作机制也为该区域合作的日益成熟提供了制度保障。据中山大学行政管理研究中心陈瑞莲教授总结，泛珠区域内政府间合作的制度安排包括：论坛及贸易洽谈会、高层联席会议、日常办公制度、部门衔接落实制度，“虽然泛珠区域政府间合作成效明显，但由于各省份经济发展程度不同，民间力量参与程度不同，合作的法制基础薄弱等原因，泛珠区域政府间合作还需要进一步创新，从而保证打破种种障碍。”

　　湖南省省情与对策研究中心主任汤建军博士则认为，当前，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已经进入关键阶段，该区域经济发展的速度、质量很大程度取决于区域资源配置效率的高低。因此，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在目标的规划上，要将提高区域资源配置效率作为合作指导思想贯穿始终，在这一指导思想下共同建立一个资源自由流动、价格信号真实的统一市场和一体化经济。

　　而所有的人都明白，将已有的利益加以固化，还需制度建设来完成。

　　基于此，6月10日，经由第四届泛珠行政首长联席会议审议，《关于务实推进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专项规划实施的工作意见》和《关于进一步加强泛珠三角区域市场环境建设工作的实施意见》两项实施性意见正式出台。

　　前者要求，泛珠各成员方要将跨省区合作项目中属于本方推进建设的项目纳入年度政府工作重点，并每年向大会报送工作报告。

　　后者要求，为加快建设泛珠三角区域的公平、开放、规范的市场环境，当务之急是进一步打破地方保护主义、消除市场壁垒，逐步形成区域内统一的大市场。文件要求，各地方政府负责市场监管的职能部门，必须坚决清理排斥和限制外地企业、商品和服务以及对本地企业、商品和服务予以特殊保护的地方性法规和政策文件，“清理地方保护性法规的工作重点将放在清理前置审批项目上。”

　　一个在单一制国家内部尝试制度创新的共同大市场，已经若隐若现。

　　6月8日，澳门特首何厚铧致辞时说道：“CEPA及其补充协议及泛珠区域的合作，将使澳门在制度建设的层面捕捉到大中华地区发展的机遇。”他的话，或许得到了台下来自不同区域听众的轻轻颔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