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但现在日子难过的不再是卖了女儿的杨白劳，新杨白劳们早已有了新的选择——逃债、废债。据中国人民银行的统计，截止2000年末，在工、农、中、建四家商业银行开户的改制企业为62656家，涉及贷款本息5792亿元，经过金融债券管理机构认定的逃废债企业32140户，占改制企业51.29%，逃废银行债款本息1851亿元，占改制企业贷款本息的31.96%。“逃废银行债务”在今年的经济工作会议上被朱总理点了卯，列为规范和整顿经济秩序的重要任务之一。

　　国企是欠债大户

　　如今，银行的逃废债务已成为了银行运营的“毒瘤”。据中国人民银行的统计数据，在四家商业银行逃废债的企业中，国有企业22296户，占逃废债企业总数的69.37%，逃废金融机构的贷款本息1273亿元，占逃废债总额的8.77%；非国有企业9844户，占逃废债改制企业的30.63%，逃废金融机构贷款本息的578亿元，占逃废债改制企业贷款本息的31%。

　　国有改制企业成了逃废债的“主犯”，他们是如何逃废债务的呢？根据记者通过汇总采访得来的有关资料发现，利用股份制改造逃废债是企业逃废债的主要形式。如中国和平深圳公司在股份制规范化改革过程中，以增资扩股的方式改制为深圳市恒保股份有限公司，故意隐瞒了建行的6亿元贷款，拒不承认债务。除此之外，还有转移资产造成了债权被悬空，吉林省吉林市管道煤气总公司将其价值12488万元的资产与香港捷美公司和中国新兴石油公司组建新吉美公司，同时，将所属的安装公司、设计院、经贸公司等重新经工商注册登记，带走有效资产4098万元，工商银行的7099万元贷款本息被悬空。

　　破产是企业逃废债的另一形式。就像单位分房时，会盛行“假离婚”一样，“假破产”给企业带来的是抹去沉重债务的巨大收益。

　　华北某县就把破产作为解决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历史遗留问题和难点问题的一条主要出路。该县在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县之行开户的改制企业148户，其中改制企业有逃废债行为的131户，占改制企业的88.51%，企业是没有了后顾之忧，留给银行的确实一笔不小的债务。套用国家对部分破产的优惠政策，甚至违反《破产法》不规范破产，而地方法院在执行过程中又充当了不光彩的角色，受地方保护主义的影响，以种种理由裁定银行贷款抵押或担保协议无效，同时为了企业的利益，首先对企业职工发放安置费用，使银行不能优先受偿，形成了银行的呆账。

　　企业分立又给了企业逃废债的可乘之机，企业分立应按照占资本、资产比例或协议承担原债务，但事实是有效资产划给了新企业，债务仍由老企业承担，承担债务的企业没有了资产，有资产的不承担债务，企业施了个“金蝉脱壳”之计。江苏盐城金辉集团公司经过改制将原有企业一分为四就是这样。

　　其他还有像企业对拍卖、出售资产所得收入，未按法定程序偿还银行债务；以托管、承包、租赁等方式逃债等。

　　欠下的是谁的债

　　最近的一条新闻再次引起人们对银行的逃废债务的重视。曾号称“全国最大最先进机场”造价69亿元的珠海机场陷入了困境，本指望靠营业收入来偿还银行贷款、工程款的如意算盘如今落了空。面对巨额债务，珠海机场董事长冯照明说，只能坐等珠海市政府给钱还债，因为是珠海市政府投资建的机场。像冯照明一样持“企业和银行都是国家的，国有企业借国有银行的钱可以不还”这种想法的企业家不在少数。更可怕的是，一些企业并不认为违约、借贷不还等失信行为是什么过错，甚至还有“不赖白不赖”的心理。

　　据统计，国有工商企业80%的流动资金都需要向银行贷款。淡漠的“信用”意识使他们成了靠伸手贷款过日子的“杨百劳”。更可怕的是“黄世仁”们无可奈何。在十堰市，一些企业实际上已处于“空壳”状态，8家国有企业平均负债率高达122.5%，但这些企业债台高筑的原因竟是“越贷越穷”，老债还没有还上，新账继续贷。而企业之所以生存，也正是因为有贷款和债务的支撑。当然，银行也有苦衷，并不想放贷，但作为对国企三年脱困的政策扶持，同为国企的银行不会置之不理。初衷本是帮助其脱困，但不想适得其反，无意中壮大了“吃债一族”。

　　逃废银行债务这一“毒瘤”渗出的毒液侵蚀了“泥足巨人”的躯体。表面上企业欠了银行的钱，银行是国家的，钱也是国家的，同样推理企业欠的债也是国家的。

　　当然，这种推理是完全错误的。

　　在国外，如果一个商业银行的呆坏账比较高，老百姓就不会存钱，意味着银行存在着生存危机。但目前中国的老百姓还不懂得什么叫银行不良资产，还抱有“国有银行不会亏待我们”的幻想。实际上目前我国国有商业银行银行保证金还不足8%，不良资产的比例又比较高，维系银行生存的正是广大储户存进银行的钱，企业欠的债其实是欠了储户的钱。

　　水龙头是如何打开的

　　据一份统计表明，中关村有6000多家处于创业期的中小企业，而已获得银行贷款的只有近400家。民营企业在向银行贷款方面明显处于劣势。一方面是国有企业逃废银行债务，一方面是蓬勃发展的中小企业得不到贷款。在逃废银行债务中，国有企业占有半壁江山，那么欠债企业为什么能得到银行的贷款，水龙头是如何打开的呢？

　　一位在银行从事信贷的人士指出，银行贷款主要看重的是企业有无偿还的能力，风险居于首位。从行业的发展来看，相比目前民营高新技术企业领域的高风险来说，银行更愿意将款贷给成熟的行业，一方面有良好的业绩(财务报表)财务因素的保证，同时又有非财务因素(国家政策、退税、发展潜力)可参考的国有大中型企业。这样造成一些具有高成长性的高新科技企业与银行贷款失之交臂。

　　担保上的不同待遇也是国企胜出的原因。民营企业没有国有企业的担保，只能走抵押一条路，这与国有企业之间的互相担保是大相径庭的。

　　另外信用体系的不健全同样给企业贷款埋下了不小的“雷”。对于银行来说，没有信用基础的保障，谁愿意去趟良莠不齐民营企业的“雷”呢？看来还是将款贷给国有企业最保险。

　　理由不言而喻。都在“国”字号大旗下，国家的银行将企业贷给国有企业，就像“左兜掏到右兜”，万一出现贷款不还的现象，又有一系列国家政策的扶持，像补足资本金、不良资产的剥离等，“本是同根生，相煎并不急。”

　　改制成了“逃钱树”

　　国有企业改制本是推动企业高效发展的助推器，但在改制过程中企业却念歪了经，竟将“改制”变成了一棵逃债的“逃钱树”。

　　中国建设银行资产保全部总经理杨小阳日前接受记者采访时打了比方说，逃废债的原因就像平静湖水扔进一块石头，波澜是逐步由中心向外扩散，中心的问题是企业没有良好的市场退出机制。

　　国有企业改革、结构调整是经济运行的正常步骤，但在改革过程中应注意到企业平稳、有序地退出市场，这涉及到法制、市场管理、信用等诸要素。

　　有待完善的《破产法》让一些企业利用不规范破产逃废债务钻了空子，国家现行的优惠政策本只限定计划内企业的兼并破产，但企业为了享受这最后的“免费午餐”，一哄而上争先挤进了破产的行列。为此应建立适合企业的“生命周期”，有生有灭、有进有退的法律法规。让企业走上“优胜劣汰”之路。

　　在企业改制过程中，地方保护主义也大行其道，身为一方父母官的地方政府直接干预企业的经济活动。为了维护社会稳定，企业改制首先考虑的是下岗职工生活保障，地方政府是以牺牲了银行的债权为代价，而忽略了整个社会经济秩序的链条效应。有的地方官员甚至提出，凡是本地欠外地的钱，一律不还，而外地欠本地的钱，必须还上。看似安定了一方，但实际侵犯的是银行存款人的利益。

　　更无奈的是，对于恶意逃废银行债务行为，银行部门没有强制手段。收贷收息不能像收税一样，反而要讨好债务人，形成了债权人和债务人一种错位的“孙子”、“爷爷”关系。有时，地方政府的一纸决议又将债务轻而易举免掉了。银行在保全资产过程中，也壁垒重重。政府指定的评估机构，高估资产价值，影响了银行资产效果。法院诉讼收费较高，当银行向资信较差的企业追债时，不仅常常收不回债，还要垫支高额的诉讼费。随着水波的逐渐扩散，形成了影响整个社会经济的信用危机。

　　信用是资本

　　当“失信是失信者的通行证”这被扭曲的信号在市场经济秩序蔓延开来时，信用成了最稀缺的资源。

　　欠银行债的不仅仅是企业，还包括正在发展中的消费信贷。在京城贷款买房人不按期还款的人多了起来，竟占到25%，大多数人对和银行签订的合同不重视，认为晚还几天无所谓，将自己在银行中的信用当儿戏。缺乏信用观念是主要原因，这也是社会信用体系没有建立的瓶颈。

　　在美国有一成文规定：闯红灯者重罚。理由是红灯停、绿灯行是最基本的规则，如果公民连这一规则都不遵守，此人的信用将降低为零。

　　有人将企业信用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如果顾客是水，企业是船，那么信用就是船与水直接接触的壳，壳出了问题，船就会进水，如果处理不当，就会损失很大甚至导致沉没。

　　周其仁教授对企业信用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企业家要非常重视自己的信用，因为无论你手中有多少钱，对于企业的发展来说，都是不够的，一定要用社会的钱，用社会资源。企业家是通过对社会所欠来为社会做贡献的。一个守信的企业家，非常重要的是他能获得更多的去欠社会的机会，包括资金、包括人才、也包括其他的资源。从一个企业的长远发展来讲，越重视信用，未来的机会就会越多，企业才会踏上高速发展的轨道。汕头经济秩序的扭转，也是以信用为基石的。

　　市场经济的成熟是信用经济，它需要社会信用制度作为保障，需要建立有效的法律制裁。欠债不还者之所以逍遥，这是因为诚实守信者没有得到相应的鼓励和收益，失信者没有得到应有的谴责和惩罚，维系信用的不能仅仅再是“三省吾身”。在正常运作的社会信用体制内，被刻上了“红A”字的失信者是没有发言权的。

　　企业的信用作为一种无形资产，可以进行融资、理财、配置资源，信用会给企业带来额外财富，同样信用也是一种社会财富，也会对经济的发展起到相当大的积极作用。当无形的信用变成一种资本，有形的社会信用制度构成了信用赖以生存的制度条件时，市场经济会从无序走向有序，真正信用经济时代就会到来。李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