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文

　　目前的经济改革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22年。在起初的十几年里，改革主要是针对非国有部门。自从1993年11月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以后，改革进入了整体推进的新阶段。它与过去的不同之处在于，是要对各种类型的经济进行全面的改革，特别是要对国有经济改革进行攻坚。

　　国有经济的改革攻坚有一个摸索的过程。1997年党的十五次代表大会以后，路子大致清晰了，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方面，对国有经济的布局进行调整，有进有退，放开搞活中小型国有企业。另一方面，对大型企业进行公司化改组，把绝大多数国有全资企业改组成为股权多元化的股份有限公司。这是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全新认识，彻底摆脱了过去苏联经济学给我们的影响。传统的苏联经济学认为，社会主义最主要的特点是国有制的统治地位，党的十五大确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1999年的宪法修正案把这一点写进了宪法。十五大政治报告要求按这个目标调整和完善国民经济的所有制结构。它指出，一切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所有制都可以而且应当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1999年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国有企业改革若干问题的决定》又进一步将放开搞活国有小企业的范围扩大到了“放中”，即放开搞活中小型企业，并且把十五大所说国家仍需控制的“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具体化为四个方面：1)关系到国家安全的行业，如重要的军事工业、造币业；2)自然垄断部门；3)公益性产品和服务；4)高新技术产业和一些重要行业的骨干企业。此外，还重申国有经济比重的降低不会影响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

　　接下来，便是按照十五大和十五届四中全会决定去实践。在实际工作中，出现了一些偏差。比如，有些地方的“放小”出现了两个问题：1)某些掌权者在“放小”时把原来的国有小企业和基层政府的乡镇企业以很低的价格卖给自己的亲朋好友或者原来的厂长经理，实际上是半卖半送，明卖暗送，掠夺、侵吞公有财产；2)不但不对员工社会保障的隐性负债进行补偿，还强迫他们入股，否则就予以除名。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建立新的社会保障制度，实行个人帐户制，由职工个人和雇主各缴付一部分，积累起来，等到将来需要用钱时再提出来。过去对工人实行低工资，养老的钱是预扣的，所以改制后就出现了补足老职工个人帐户的空帐户问题。也就是说，政府和集体应当偿还这笔隐性债务。但在“放小”的时候，有些地方对此隐性债务不但不还，反倒要职工交钱。其名义是入股，强迫职工入股，如果谁不交这笔钱，就认定你已经不是这里的职工了，过去的隐性债务也一笔勾销。对此，群众意见很大。国家经贸委发文批评了这种偏向，有的地方又走到另一极端，停止了“放小”的工作。十五届四中全会重申要“放小”，而且把中型企业也加进去了：“放开搞活中小型企业”。这使得调整国有经济布局的工作取得了新的进展。

　　关于经济走势的讨论和我的观点

　　1997年东亚经济危机发生以后，中国也出现了经济不振，需求不足，增长乏力的问题。1998年又出现了物价总水平下降的状态，经济学上叫通货紧缩。1998-1999年物价指数一直是缓慢地负增长，对经济走势起了消极的影响。企业产品卖不掉，需求进一步下降，形成恶性循环。2000年经济形势出现了变化，经济增长8%，投资、消费、物价情况都有了好转。但转变的深度怎样，性质是什么，中长期的趋势是什么则有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经济的基本面已经出现了根本性变化，转变的深度很深，已经越过拐点，这意味着经济在最近的将来会继续向好；第二种意见认为，经济虽然出现了转机，但并没有出现转折。情况的好转是随机波动性的，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第三种观点在转变的性质、深度和发展的趋势上认同第一种观点，但不太同意它的分析。这大致也是我本人的观点。事实上，第一、二种观点对出现转机或转折的原因的分析是差不多的，即认为主要是政府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配合适度扩张的货币政策，再加上刺激消费的政策，就造成经济的转变。但第二种观点认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并不足以造成经济发展态势的根本转变。看来，这是因为财政政策有三个局限性：第一是挤出效应。政府的投资是发债，把民间的资金借过来投，这样民间就没有钱投了，在总量不变的情况下，加了一块，又减了一块，总量未变；第二，有些部门很适合政府投资，但大部分的竞争性部门政府投资的效率不如民间投资，把政府投资的规模搞得太大，超出了政府适合投资的范围，会使总的投资效率下降；第三点更重要，即长期使用财政政策来支持经济增长会抑制民间投资的积极性。这是因为，财政借了民间的钱以后，主要投资于公共基础设施，赢利水平是比较低的，回收的周期又比较长，这就要用税收收入来偿还。如果其他条件不变，税收增加势必影响民间投资的积极性。因此从短期来看，财政投资的积极的效应大于消极的效应，但从长期来看，消极的效应会增长。那么，第三种观点对形势的估计为什么比第二种观点乐观呢？那是因为，在这种观点看来，1998年以来我们除了运用需求方面的政策外，还运用了供给方面的政策，并且后一手政策的力度还相当不小。

　　供给学派政策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才有的词，过去一讲宏观经济政策就是指需求政策，这是从凯恩斯主义来的。凯恩斯曾对经济危机出现的原因做出过理论解释，这就是有些人卖了不买，把货币存留下来，于是总需求小于总供给，商品卖不掉，就出现了经济危机。根据这种分析，他提出了由政府人为地去扩大需求的办法来反衰退。可以用的手段有三个：第一、财政政策。由政府投资以增加需求；第二、货币政策。增加货币供给，扩大需求；第三、收入政策。增加工资等居民收入以扩大需求。在战后，英国和美国都用了凯恩斯主义的需求政策来调节宏观经济：当出现衰退的时候，用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消费政策来增加需求，当出现通货膨胀的时候，就采取紧缩性的需求政策把通货膨胀压下来。但是70年代，美、英出现了“滞胀”，即经济衰退和通货膨胀同时出现，双症并发。这时候凯恩斯主义的需求政策就无能为力了。这时一个新的经济学派即供给学派出现了。他们认为，光从需求上打主意是不行的，而要在供给方面想办法。所谓供给方面，说得简单一点就是企业方面。企业有没有活力，是决定经济状况的根本性原因。80年代开始，撒切尔夫人和里根总统都采取了供给学派的政策。撒切尔夫人主要是搞私有化，同时降低社会福利水平。里根主要采取了三条措施：一是大幅度减税。二是解除管制。例如对民航的管制，但到1981-1982年放开了，只要达到一定的技术要求，安全有保障，又有一定的资金量和飞机，任何人都可以经营民航业。这样一下子就把竞争局面打开了，票价降低，服务改善。另外一个有名的例子是解除对于长途电话的管制，过去美国长途和本地电话都由AT&T一家垄断，根据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1984年1月1日，本地电话公司从把AT&T分拆，AT&T只能经营长途电话，其他任何人都可以开长途电话公司，形成了竞争。而本地电话在当时看来具有自然垄断性质，就把AT&T的这部分业务分解成7个小贝尔，这7个小贝尔只能垄断经营本地电话，对长途电话实行“平等接入，互联互通”。放开以后，和民航一样，企业有了活力，价格降低，服务改善。第三是大力扶持小企业，加强小企业管理局(SBA)的服务功能。一说到管理局，我们可能会想到“管、卡、压”，但SBA主要是一个服务机构，在扶持小企业发展上起了很好的作用。80年代后期，美国企业竞争力得到加强。在这个基础上，90年代初期美国发生了新技术革命，把整个世界带到了一个新的时代——数码时代。随着企业活力的增加，税收增加了，企业效益提高了，财政收支也好转。人们原来都认为美国的财政赤字无法解决，但克林顿任内，财政居然有大量的结余，现在还保持着这个良好的状况。所以，小布什才有本钱能够大量减税。

　　在东亚金融危机发生以后，我国经济学界一些人提出除了需求方面的政策，还要考虑供给方面的政策，或者说加快企业微观改革，启动民间投资。遗憾的是，经济学界没有达成共识，政府部门也没有正面接受。不过在实际上，由于1997年10月党的十五大召开，方针有了突破，为我们发挥多种经济成份的活力奠定了政治基础。11998年以后，采取多项措施来解除对民营企业的束缚和刺激民间投资的积极性。1999年以后，加快重点行业的改组和国有大型企业的改革，包括对石油、通讯、铁路、电力等大型国有企业集中的行业进行重组。把行业改组和企业改革结合起来进行，大致做了三件事：政企分离；打破垄断；把企业改组成真正的公司，在海内外上市。这样现代公司制度的架子就搭起来了，市场经济运作的总框架就建立了。当然，国有企业船大难掉头，又有几十年计划经济的历史惯性，有一些重大的问题没有完全得到解决，所以提高效率和增加盈利的效果还不是太明显。

　　十五大给发展非国有经济也提供了政治基础，把非国有经济提高到“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的高度，加快了放小改制的进度。1998年中期开始，政府陆续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来改善中小企业的经营环境，比如为缓解小企业融资困难，银行专门有对小企业的贷款优惠，建立为小企业贷款担保基金或者公司等，使非国有中小企业迅速发展，活力大大提高。

　　江浙经济成为全国经济向好的龙头

　　由于国有企业的改革和非国有企业的发展，一些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格局形成的地区，如浙江、江苏、广东等省，2000年GDP的年增长率超过两位数，社会投资迅速回升，国际贸易空前活跃，就业情况良好，成为全国经济向好发展的龙头。今年江苏的局面比去年更好，综合评比仅次于浙江。第一季度，全国GDP增长8.1%，浙江和江苏增长10.6%。浙江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7%，出口增长了28.5%，江苏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4.8%，出口增长32.8%，势头非常强劲。2000年以来浙江经济一直处于良好状态，基本上没有下岗职工的问题。这几年江苏的经济发展有点曲折：过去我们每一次出现了经济衰退，苏南的乡镇企业总是带头复苏，这一次不但没有带头，反而有点拉后腿的意思。最突出的是1998年。当时为了阻止经济下滑，年度计划要求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5%—20%。但是一年下来，把非国有经济加进来，增长还不到15%，原因是集体经济负增长3.5%。问题就在于，苏南模式的集体经济出了问题。80年代末期苏南有些企业家就提出，基层政府所属的乡镇企业做大了以后越来越象国有企业了，应当进行反思和改革。到90年代，这一点就更明显。于是就有十五大以后的“放小”。但由于前面讲到的曲折，到1997年底、1998年初就停下来，说要坚持集体经济，不用反思。现在当我们去江苏调查时，那里的各级干部、企业家、甚至一些市民都抱怨耽误了几年的时间。好在他们后来向浙江温州、台州的民营企业家学习去。1998年、1999年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起初，据说是江苏一些地级市的领导、县级市的领导去浙江学习考察。后来是各级干部成群结队，络绎不绝去考察。苏南从来是中国人文荟萃的一个地区，是中国市场经济最先出现的地方，现在不耻下问，向浙江的农民企业家学习。通过学习交流以后，从善如流，用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完成了企业改制。这样这个地区的企业恢复了往昔的活力。目前总的形势很好。

　　江苏在出口上比浙江有两个优势：一是它在人员素质、教育程度等方面的基础优势；二是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环境的优势。苏州有两个市属的开发区，其中新加坡工业园区最大的特点是全套引进新加坡的管理软件。这个所谓“管理软件”不是企业管理软件，是政府管理的全套规章制度。工业园区的规章制度引进了新加坡的做法。由于法律和行政规章比较健全，执法透明公正，起了很好的示范作用。苏州自己也搞了一个新区，各个县级市还有自己的开发区，所有这些开发区都盯着工业园区，那边有什么样的规章制度，自己也学着搞。结果这些园区非常规范，又不像工业园区那样成本高，所以企业进驻非常踊跃。现在的苏州、无锡都很有优势。就是因为投资环境特别好，有很多台资企业都是从南方移过来的。这个地区的发展正方兴未艾。

　　浙江、江苏等地的市场经济可以说已经初步形成，现在正在向纵深发展。这有几个方面：(1)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计划经济下的国有企业来承担高新技术发展是很困难的，即使是市场经济下大企业来承担创新的任务也是很困难的。创新的主要来源是小企业。美国也不例外。创新靠发挥每个人的创造性，而企业一大，创新就有限制，一个原因是大企业规章制度严密，人的创造性受到制约；第二个原因是企业越大，个人的成就和个人收入之间的关系就越疏远。而浙江有个好条件，就是他们那里的企业家精神真是不得了。所以去年就提出把浙江人的创业精神和高素质的技术力量结合起来，创建“天堂硅谷”，现在正在进行。如风险投资，政府投资一部分，由民间来运作。(2)农业的产业化和现代化。农民的收入提高不了，是中国一个巨大的社会问题。根本的出路是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和农业产业化。浙江中小企业的迅猛发展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转入城镇非农产业创造了足够的工作岗位。劳动力转移了，就可以有条件组织大的规模农场。浙江省政府正努力推广新的制度来解决承包制的障碍，称之为土地信托。就是由县、乡办一个土地信托公司，农民外出经商了，就把土地交给信托公司，由公司替他们出租。这就使得交易费用降低。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又在民间积累了大量资金，再加上这些民间企业制造能力很强，城市工商业者带着现代技术到农村去投资，给农业带来了根本的变化。比如，人们长期以来很羡慕以色列的滴灌技术，但是因为价格太贵，不容易普及。现在浙江企业家的做法是，买下以色列的专有技术，然后自己来制造全部的滴灌设备。如今，这项技术已经运用到大农田里去了。据浙江省统计，城市工商业者带着新的技术到农村去搞高附加值的大农业，现在的投资数量虽然还不太大，但这使我们看到了解决最挠头的“三农问题”的希望。(3)开发西部。在开发西部时，浙江跟别的地方做法不一样，不是去搞项目。而是由书记、省长把温州等地的老板带去，让他们自己去选择可投资的项目，再加上当地很配合，如今面貌改变非常大，老板赚了钱，当地产业发展了起来，本地的企业家也开始成长。当地的反映非常好。这些经验很值得推广。

　　在新的经济形势下深化市场化改革

　　在一些地区，市场经济的框架已经初露端倪，不过现在地区之间市场化水平的差异还很大，农民贫困、国企职工下岗等问题还困扰着我们，即使比较先进的地区，法治未建立等的问题也仍然很多。去年浙江暴露出来被黑社会、流氓控制的县级政府有三个，其中两个在经济最好的温州，一个在和温州差不多好的台州，所以我们必须努力推进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此外，国际关系问题出现不确定因素。今年我们第三季度的出口肯定要下滑，美国经济不好的影响会表现出来。我们要做最坏的准备。乐观估计今年年内它可以复苏，这是V型观点。但是我们要准备U型的情形，最悲观的要2—3年，底部很长。不过我们要认识到，我们的国内市场之大，没有哪一个国家比得上，目前的消费水平还很低，还有很大的空间可以发展。所以我们必须依靠自己的改革和体制进步。

　　推进市场化改革的一项内容，是继续推进企业的公司化改革。现在，改革走到最前面的国有企业已经把现代公司制度的架子搭起来了，但这并不等于它能够有效地运转。最近证监会一直强调要加强对中介机构和市场交易的监管，特别是对上市公司的监管，使它的公司治理能规范地运作。公司治理是一种保证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有效制衡的机制，又叫法人治理结构，在香港叫公司管治。按十五届四中全会讲的，其基本的功能是在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建立一种制衡的关系，通过股东会、董事会和执行机构之间的互动，使公司建立起来的公司治理结构能够真正运转起来。目前有好几个问题需要解决。有人认为首要的是经理人员的激励制度。激励经理人员来完成所有者的目标，这叫加强激励的兼容性。不过在我看来，激励手段是其次的，首要解决的问题是明晰产权或者保证所有者真正在位的问题。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碰到的第一个问题是一股独大，大股东常常忽视其他股东的利益，所有者内部有利益冲突。另一个问题是，所有者包括大股东的代理问题没有解决。谁代表大股东？现在国有企业的做法是指定一个授权投资机构，由控股公司或集团公司充当所有者的全权代表。不过，这个授权投资机构的利益和最终所有者的利益并不总是一致的。在授权投资机构的领导既是所有者的全权代表又是公司雇员，是激励的受体的情况下，就产生了代理人的“自我交易”的问题。在一般的情况下，激励机制无法建立，因为不能自己激励自己不行。程序不公正，结果也不可能公正。有一些人更安了心要利用这种机制紊乱侵吞公共财产，就出现授权投资机构的内部人掏空上市公司的问题。现在已经出现一批被母公司掏空的上市公司，如ST猴王和济南轻骑等等。这个制度不改，今后还会陆续发生。中国证监会前一周组织的公司治理讨论会对如何克服这种弊病有一些很好的讲话，三大证券报正在陆续发表。这些讲话分析了目前妨碍有效公司治理建立的关键问题“一股独大下的内部人控制”问题，指出要用国有股减持、完善国有股权行使机制等办法来解决。证监会最近提出一项措施是建立独立董事制度，这对解决问题也会有一些帮助。所以这些都值得我们学企业管理的同学关心。(本文根据吴敬琏先生2001年6月12日下午在南京农业大学发表的讲演整理)

　　声明：本文系新浪财经独家专稿，转载时出处请务必注明“新浪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