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谈私有化、居民收入差距等经济热点问题
杜兆勇/文
2001年5月23日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中国科学院作完《当前经济形势》的学术报告后，就一些听众提出的热门话题作了回答。
私有化问题。
吴敬琏认为中国一般不用私有化这个词，有意识形态上的差异，更有东西方理解上的不同。吴敬琏称自己理解的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追求社会公正、实现共同富裕，至于说它是以什么样的所有制来实现，目前看来并不是最根本的问题。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在80年代末来华讲学时曾给私有化下了一个定义，说只要是国家不对财产实行垄断，财产可以自由交易，这就叫私有化，显然他这个是针对着国有化而讲的私有化。而中国经济学家们理解，财产一定要在个人的口袋里，才叫私有化。有人问国有经济占多少比重才没有危险，私营企业不超过多大的比重才会对社会主义没有危险。吴教授认为十五次代表大会定了标准，就是一切符合“三个有利于”(有利于生产力的提高，有利于国力的增强，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的所有制形式，都可以而且应当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至于说比例关系，大可以由市场去决定。而且十五大和十五届四中全会都讲了，国有经济的比重降低，并不影响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
所有者不在位问题。
最近有几件事，一个是不要笼统的提国退民进，还有一个是不要把国有资产量化到个人。吴敬琏理解这是针对一些具体问题说的。有些地方在这两年以搞运动的方式把资产量化到个人，出现了一些毛病，从根上说，是搞改制转制的时候，不是由所有者主动来做的，而往往是打工的人在做，程序的不公正造成他向自己的利益倾斜。他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所有者在位，由所有者来决定。
居民收入差距问题。
吴敬琏认为改革的深化并不会使得收入差距拉大。美国经济学家奥肯在《平等与效率》这本书中提出“效率与平等存在替换关系”的原理，说平等和效率之间具有负相关关系，是发生在结果的平等和效率之间。关于平等问题可以从两个角度观察，一个是机会的平等，也有人把它叫做起点的平等；一个是结果的平等。结果的平等和效率有负相关的关系，就是说平均主义，吃大锅饭，会损害效率，损害人的积极性。而机会的平等一般说来是跟效率正相关的，如果机会平等，大家能够平等竞争，这是能够提高效率的。中国改革以来的收入差距拉大，主要来自机会的不平等。体制转轨不是革命而是改革，是由原来的权力机构来掌握的，所以原来有权力的人往往能够利用这个权力分到一份很大的财富。在法治没有建立的情况之下，不正常的收入，或者叫腐败积累财富有两个来源：第一、叫做“寻租”活动，所谓“寻租”活动，就是说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这两套机制同时进行的时候，权力可以创造一部分超额收入，接近权力的人，就可以得到这部分收入。“寻租”活动多种多样，它的一个综合表现就是审批制度。第二，在国有资产重新界定过程中，有权的人蚕食或者鲸吞公共财产。在着重解决机会不平等问题的同时，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结果不平等的问题也应当加以关注，要采取措施加以解决，比如说加强教育系统；改善社会保障系统；改革税制；对于暴富的人、对于通过资本得到收入的人要征税，要加以抑制，这些方面我们是要做工作。但是从总的趋势来说，改革的推进不会引起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
二板市场问题。
吴敬琏直言不讳对二板市场一向持积极的态度。关于二板市场问题，现在的顾虑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有人认为，二板市场会分流资金，使主板的股市价格下降。吴教授认为由于现在的资本市场还太不规范，垃圾股太多，使得大量的民间积累不敢进入资本市场。如果二板市场能使众多好的企业进去，那么民间好多储蓄就会进入股市，所以并不会使得总需求减少。另外一种顾虑是，主板市场已经成了这个样子，要规范很困难，二板的不确定性和危险性会更大。他觉得这个顾虑有道理，但是要研究主板市场为什么成了这样，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过去一段时候，各级政府把主板市场看做对国有企业实施救济的地方，所以很难规范。比如“水仙”退市了，有人说因为“水仙”是集体的，比“水仙”坏的那几个都是地方政府的。而二板有一个特点，它是以非国有企业为主的，对它进行规范的顾虑和阻力不会有那么大，这当然还是要依靠证监会以及社会各界真正做好监管工作，如果做好监管工作，它会比较容易做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