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近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的专家苏海南、徐振斌通过对20世纪90年代，尤其是“九五”期间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基本状况的分析，得出这样的基本评价：20世纪90年代，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总体上适应了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不同收入群体的分布呈现出“中、底部大，上头小”形状，基本反映出市场机制发挥基础性调节的作用；计划经济高度集中统一的分配体制被打破，根据统计数据计算得出的描述城镇居民收入和消费差距的基尼系数比较适中，从此角度看，大多数人的收入分配基本合理；分配正在向科技含量高的行业和新兴产业倾斜，脑力劳动者、技术密集领域的劳动者以及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劳动者的收入正在迅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提高，城镇居民的收入分配有力地支持了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同时他们也分析指出，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确实还存在着诸多不良现象和问题，这些不良现象和问题主要表现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城镇居民收入分配中，体制内的“平均主义分配”和体制外的“收入差距过大”两种极端现象同时并存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在拉大，平均分配状况从总体上看也有了好转，但是，“平均主义”并没有彻底根除，主要表现在工资收入(不包括工资外收入)分配上，多数国有企业以及机关、事业单位、群众团体工资收入分配差距偏小。据调查，许多企业基本工资最高与最低标准相比，仅为3倍左右；机关单位最高工资仅是最低工资的4.28倍(不含工龄工资)；事业单位基本工资最高与最低标准相比只有2.81倍(不含工龄工资)。按行政职务的收入分配差距过小，按技术职务(技术要素)的收入分配差距则更小。

　　在工资外收入分配方面存在着“收入差距过大”现象(由于统计年鉴中对于这种收入差距过大难以真实全面显示，这些差距又基本上不被包括在基尼系数的计算分析之中，所以，我们对这种收入差距过大进行单独考察，而不与有统计数据的收入分配的各方面分析和结论混为一起，这里我们还不妨称之为“非统计收入差距过大”，以示区别)。工资外收入、垄断性收入和非法收入是引起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主要根源。从有统计数据的收入分配差距来看，最高收入者与最低收入者的收入差距，每年正在以3.10%的增长速度扩大；最高收入者的消费性支出与最低收入者的消费性支出，每年正以1.81%的增长速度扩大；依据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变动情况，财富正在以1.83%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向少数富人集中。

　　收入分配不规范所造成的收入差距过大，是不合理甚至于不合法的，已社会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应采取措施重点加以解决。当然，产生“收入差距过大”也有其合理的因素和不可避免的客观因素：一是高级管理人才、掌握高新技术人才和资本均为稀缺要素，在市场机制发挥基础性调节作用下，人力资本、技术要素、资本的拥有者，靠自己的劳动和投资率先富起来。二是在工资外收入分配中，由于制度内收入的过于平均，应当说，制度外差距大一些有其合理的成份(即制度外有一部分劳动报酬，属于应纳入制度内而未纳入的合理收入部分；制度外的其他收入，又分为合理的要素收入与不合理或不合法收入两部分，其不合理、不合法收入又可分为灰色收入、黑色收入等)。三是由于我国城镇普通劳动力的过剩，又压制了低收入群体收入的提高。正反两个方面的作用，也会使城镇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对于产生“收入差距过大”中的合理成份，应通过纳入制度内等办法加以解决；对于其他不合理、不合法收入，则应采取限制、取消，甚至于打击的办法加以解决。

　　垄断行业的不合理高收入问题依然突出。由于某些行业的垄断地位，1999年，按十六个大行业分，职工工资水平最高的是最低的2.45倍；按分细行业分类，最高收入行业的职工工资水平是最低收入行业职工的4.50倍。1994年，垄断行业职工平均工资与全社会职工平均工资的倍数关系是1.36倍至2.12倍之间；到1999年，上升到1.38倍至2.36倍之间，差距在不断扩大。这里，还不包括制度外收入部分，如加上制度外收入，差距会更大一些。

　　中部以及部分西部地区的城镇居民和职工收入水平及其增长速度在全国排名长期“双低”的现象，造成地区间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其中，“双低”现象突出的省份是河南、山西、河北，令人堪忧。西部大开发，为西部经济和城镇居民(也包括乡村居民)收入的增长注入新的活力，但中部地区也不能忽视，否则，将会拖全国经济发展的后腿。

　　无论是分配过于平均还是收入差距过大，都是一种分配不公的表现，都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分配方式和劳动价值的扭曲。

　　二、收入分配行为不规范

　　一是工资支付不规范，据有关方面调查汇总，2000年，全国各地拖欠职工工资共计达300多亿元；二是工资提取不规范，在实行工效挂钩企业，计划外、基数外提取工资现象较普遍；三是部分企业建立补充养老保险超过工资总额4%的标准进成本，变相提高收入；四是企业经营管理人员职位消费随意性强，缺乏合理有度的约束；五是事业单位创收活动没有规范的制度规定，分配行为不规范，透明度低。

　　三、整体收入分配结构仍不合理

　　一是工资收入结构不合理，制度内工资低，制度外劳动报酬高，项目繁多，未纳入工资内；二是按多种要素分配的收入比重不大，与中央关于“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要素参与收益分配”的要求尚有差距。1990年至1999年，城镇居民年人均工资收入占人均全部年收入的比重，不仅没有相对下降，反而上升了0.56个百分点，这虽然从某种程度上可以归结为近年来福利工资化起到了抵制工资比重相对下降的作用，但是，也可以看出，我国城镇居民按多种要素分配还远没有真正调整到位，其它要素参与分配还需要进一步增加比重(这里，我们没有把统计数据以外的制度外收入、不合理收入、非法收入考虑在内)。

　　四、不同收入群体分布形态不够理想，低收入群体所占比重很大

　　从1994年和1999年不同收入群体的分布看，中等收入和中等偏上收入群体相对较小，合计只占总人数的28.62%；由于收入水平提高较快的少数最高收入者将其他收入群体相对性的向下排挤，低收入和中等偏下收入群体相对过大，合计占总人数的64.15%。这一不同收入群体分布结构，容易造成人们对收入差距拉大心理失衡。不同收入群体的不合理分布是我们当前收入分配问题中要解决的首要矛盾。

　　五、再分配还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一)是利用经济手段调节收入分配的力度不够，作用不明显。我国当前的再分配主要是政府的转移支付行为，是全体公民的税费贡献，而在初次分配中，真正高收入人员的纳税额不多，不纳税现象严重，经济杠杆还远没有发挥出应有的调节再分配的作用。

　　(二)是再分配尚不能有效地满足实际需要。以社会保障为例，由于我国城镇人口的老龄化，以及社会保障基金历史上形成的空帐运转等原因，资金缺口越来越大，财政不得不每年加大对社会保障的支持力度，确保社会保障金的按时足额发放，致使社会保障基金压力问题成为关系社会稳定和经济持续发展的全局性重大问题。

　　六、与世界接轨存在很大距离

　　我国城镇居民收入水平在世界上只是刚刚进入中下收入水平行列，即使是城镇居民收入水平最高、增长速度最快的上海，其城镇居民收入水平，1999年也仅相当于中等发达国家收入水平的四分之一。所以，在加入世贸组织和对外经济交流中，国内劳动力市场价位过低，与国际劳动力市场价格不相接轨，尤其是国内高素质人才与国际市场价格相比，相差十至数十倍，一旦我国加入世贸组织，极容易造成技术人才和高级管理人才的流失。(特派记者万秀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