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政协委员的打假苦衷：为什么现行法律要保护一个纳税人的合法财产竟如此之难？

　　“我参加了两届全国政协的会，8年中有5年都在会上呼吁打假，1998年我们13位委员联名提出《关于修改刑法，切实打击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分子》的提案。去年我们40多位委员又联名提出这个问题，年年提，但没有用，假货越打越多，今年我不再提了，提烦了。”全国政协委员、广西喷施宝集团董事长王祥林对打假显得无可奈何。

　　广西喷施宝集团生产的“喷施宝”是农作物叶面肥，15年来，在全国已累计推广40亿亩次，被确定为国家星火计划项目、国家科技成果重点推广项目和全国农牧渔业丰收计划项目，为我国农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但“喷施宝”被假冒产品侵害的历史已达10余年之久，提起打假，王祥林一肚子苦水：“10多年来，公司被迫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打假，从1996年起，每年投入打假的资金都在百万元以上，但打不胜打，目前市场上的假货比真货起码多3倍。我前几年就知道云南假‘喷施宝’多，我们公司也配合当地执法部门打过假，但假货贩子实力太强，扬言要杀我们在昆明办事处的供销员。吓得那些供销员既不敢举报也不敢出去推销，使假货泛滥成灾。今年“两会”前我到云南呈贡县暗访，想不到7家卖‘喷施宝’的店，竟有6家都在卖假货。我们过去每年在该县销售3000箱‘喷施宝’，去年只销售了100箱，据当地经销商反映，该县去年销售的假‘喷施宝’近10000箱。”

　　“前些年我不敢说‘喷施宝’有假货，怕客户知道后连真货也卖不出去了。但现在不说不行了，有些地方假货已把真货挤出了市场。”王祥林神色凝重地说，“1993年‘喷施宝’在石家庄的销售收入达2000万元，但1995年假冒劣质‘喷施宝’进入石家庄后，以极低的售价优势在短短半年时间就将真‘喷施宝’挤出市场。1997年石家庄市场上真假‘喷施宝’都没货了，原因是假货坑了农民，农民干脆真的假的都不买了。”

　　为防伪王祥林可谓绞尽脑汁，他不惜花重金从国外引进先进的灌装生产线，采用全过程的防假生产工艺，并用印有“喷施宝”防伪标志的特殊专利瓶灌装，外包装也全部换成新的，想使造假者在先进的技术和昂贵的设备前望而却步。但造假者照样生产、销售他淘汰了几年的旧包装产品。由于价格低，假货比真货有市场。

　　王祥林说：“近年来，我们配合执法部门捣毁制假窝点30多个，抓获涉嫌制假售假者60多人。去年6月，广西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对7名生产、销售假冒‘喷施宝’的案犯分别判处两年至6个月的有期徒刑，这是广西首次对制假售假案进行公开宣判。但刑满释放后，其中3人又继续在造假‘喷施宝’。”

　　他举了个例子说明假货贩子的嚣张。涉嫌销售假冒产品的广西博白人吴裕伟，1996年7月将400箱假冒“喷施宝”卖给山东某地的姚某，姚某在销售时发现该产品是假冒产品后，拒绝付款。吴裕伟为此到山东将姚某告到法院，堂而皇之地要求姚某返还欠款。

　　“制假售假者之所以如此猖狂，是由于法律未能很好地起到打击制假售假不法分子的作用。”王祥林说，如刑法第140条规定，生产、销售以假充真产品销售金额满5万元以上才判刑或拘役。这样，制假阶段实际上不构成犯罪，而只有把假货销售出去并获得5万元以上销售收入时，才能定罪量刑。由于制假售假犯罪活动的隐蔽性，查证十分困难，即使抓住他们，明知其大量制假售假，也无法给其定罪。

　　如1997年，广西北海市公安局在火车站抓获了长期制售假冒“喷施宝”的吴某，收缴价值十几万元的假货，但因其没有销售出去，所以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不适用吴某的违法行为。刑法第147条规定，生产、销售假化肥使生产遭受较大损失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要对吴某定罪处罚，就必须查清农民使用假“喷施宝”后的实际粮食减产损失，而司法实践中粮食减产损失是很难查清的。因此，要追究吴某生产、销售伪劣化肥罪也是不可能的。刑法第213条侵犯知识产权罪规定，“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而吴某在生产销售的伪劣“喷施宝”包装上虽然使用了喷施宝公司的注册商标，但其制造的产品属伪劣产品，与“喷施宝”不属于同一种商品。显然，吴某不构成侵犯知识产权罪。

　　“打了10多年假，假货越打越多，我实在无能为力了。”王祥林表示，在今年的政协会上不再递交有关打假的提案，他准备在“两会”期间，向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王众孚提出，请执法机关协助喷施宝公司打假。同时，他希望立法机关尽快对《刑法》第140至148条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213至215条侵犯知识产权罪等有关打假的条款做出司法解释，以便能依法对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的违法犯罪分子进行制裁。(刘元)

　　《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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