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关心中国企业改革的人们也许还记得吴坤岭这个名字，1月31日，他和那份营业执照一同成为各大媒体的焦点图片。当然，作为京城第一家个人独资企业的老板，理应风光一把。

　　相比之下，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的步子则显得有些默默且当歌的悲壮意味，自年初武汉市宣布加工业零售业中的国有资本将有序退出，中小国企可卖可租算起，各地纷纷出台政策从一些领域中退出国有经济。

　　如果说这些事件太过地方性，那么，11月初，《中国信息报》发表了的一份研究报告————《国有经济成为经济发展的控制性力量》则在岁末的经济学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据记者了解，内部研讨会至少开了一次，而私下的学术争论更是不绝于耳。

　　在12月召开的全国经贸工作会议上，经贸委主任盛华仁指出：“今后除确有条件搞兼并的以外，对该退出市场的国有企业尽可能走破产的路子，力争多消灭一些亏损源。”

　　一份激起波澜的报告

　　12月23日，当记者采访此报告课题组组长、国家统计局副局长邱哓华时，他表情严肃地强调：那只是一个研究报告，不代表官方政策。

　　这份研究报告的中心内容是设计了一套对国有经济控制力的评估方法并对全国196个工业行业进行了分类，建议分4种情况进退。

　　第一类是国有工业垄断或以垄断为主的行业。目前包括三种类型15个行业：一是关系国家安全的行业，如军工、造币、航天等。二是重要的自然资源采掘业，如石油、天然气开采业、森林采伐等。三是具有自然垄断性或公益性的公用事业，如自来水、煤气、电力等。

　　第二类是国有工业无须垄断经营，但应保持一定控制力的行业。目前主要包括三种类型35个行业：一是除了上述应由国家垄断经营的重要自然资源采掘业外，其他比较重要的自然资源如煤炭、石油、铁矿等矿产资源的开采。二是关系到国家综合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高技术产业，如新兴材料、计算机技术、生物医药等等。三是正在成长为新的增长点的支柱产业，包括电子、石油化工、汽车等，这类行业不属于一般性的竞争行业，并且有规模经济和资本集中的特点。

　　第三、第四类基本上都是一般性的竞争行业，包括：目前生产能力已经严重过剩的服装、纺织行业；主要满足一般消费需求的食品、饮料业、日用品行业；这146个行业国有经济应逐步退出。

　　报告提到了这种方案实施的可能结果，在拟退出的3、4类146个行业中，将涉及39231家国有工业企业重组或改制、1376·５万职工下岗、转岗或失业、7507·９亿元净资产出卖、转让。假如这些净资产能够按帐面价值全部变现，并将其用来安置原企业职工，则每位职工可得到5·５万元安置费。在3、4类企业退出后，国家可以腾出精力，把有限且分散的资金、技术投入到1、2类企业中去，扶持其发展。

　　不同的声音

　　这份报告无疑是个引子，在近期的一次专题研讨会上，一些经济界人士对该报告设计的方案表示强烈的反对。并且，大部分都上纲上线批评这份报告。一位学者说：“这份报告实际主张全盘私有化，不要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否定了劳动价值论，否定了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

　　另一位专家表示：“如果把我国国有经济退出竞争性领域，限制在不怎么赢利的部门，就无法使国有资本保殖增殖，民族经济可能遭到严重的破坏。”

　　一些前官员同时还对统计局的职能表示怀疑，他们认为，统计局应尽力提供详细准确的数字，而不是去做具体的政策研究。有人举例说，德国的统计局不仅不能提供建议，而且作为政府顾问的经济学家也只能提供经济分析评估报告，不可以提供政策建议。

　　还有一些经济学家对实际的判断比较悲观，其中有人更直接地讲，其实上这份报告只是公开了事实，我国县以下的国有企业几乎已经全部卖光了，而且其中不少的国有资产流失了。　　

　　国有企业进退谁来定

　　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各地在决策国有资本退出时，出镜率最高的决策者大有不同，其中有地方国有资产管理局、商委、经贸委、旅游局官员等等。如此多元的所有者背后不都同是国有资产吗？只是可能你是纺织企业，我乃商业企业，于是，各有各的婆婆，各有各的难处。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陈清泰的看法一针见血，他说，对国有经济进行调整，必须解决国家所有者如何到位问题。结构调整要涉及到资产的买进卖出，对国有资产，谁有权决定买？谁有权决定卖？谁有权利动用资产变现的钱？这是资产流动的基本前提。在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尚不清晰的情况下来运作，风险是非常大的。

　　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左大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建议说，可以推行以现代委托代理制为基础的国有资产经营公司运作机制。把所有的国有资产具体落实到国有资产经营公司，然后以国有资产管理局对它进行严格的监督，管理不行或者这个企业确实无法生存的，它自己自然会退出市场竞争。

　　但另一位专家对此向记者发达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以国有资产管理公司的方式还是无法提高国有企业的效率和竞争力，国有资产管理局这几年的实践已证明了这一点。

　　经济学家杨帆则强调，国有企业退出一部分一般性竞争性行业是必然的，因为在权力不受制约，又搞市场经济的情况下，不退出这些领域也很难保得住。但战略性调整必须有个前提，那就是建立严格的退出制度，以公开拍卖等透明方式进行，保证国有资产不在买卖中被人瓜分。

　　何时退、怎么退

　　12月12日，杭州市宣布，将对位于西湖风景区内包括餐馆、商店、游乐设施等89处商业网点经营权进行拍卖。一些市民发问：退出该选在什么时机？拍卖就是国有商业企业的惟一出路吗？

　　对于时机的选择有两种意见，一是对于效益不好的国有企业，退的越早越快越好，尽量减少国有资产的损失；如某市的一位官员在谈到国有商业企业退出竞争领域时就讲：＂在这些领域，国有经济其实没有竞争力，长痛不如短痛。＂

　　第二种观点则认为退出时机的选择不能一概而论，更重要的是考虑地方非公经济和社会的承受能力。中国国有资产管理学会常务理事程秀生研究员分析说：一个行业的国有经济退出后，如果非国有经济有能力有意愿进入，一进一退中整个国民经济产权结构优化了；但如果非国有经济一时没有能力或不愿意进入，这样的做法就只是为退而退。比如，部分煤矿业国有经济一退，非国有经济可能还没有能力进入，这就涉及到民间财力整体水平和投资渠道等很多问题。

　　退的问题最核心的是依靠所有者的权力指令性地退出，还是市场性的在竞争中调整？一位学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得直接：“大规模的指令性退出肯定是不会有了，但中国现实的国有经济条块管理还很牢固，上边也许只是个规划建议，基层可能就按此照搬执行了。”

　　至于行业划分，不少学者也认为不可绝对看待。一位专家向记者举例说，比如饮食行业，一般来讲国有经济是缺乏活力的，但也不是绝对的。但这一行业的大部分中小国企可采取全体职工参股的办法实施国有经济的退出，国家可以出台相关的法规，规定什么情况下可以出售这部分资产。(本报记者田毅)（21世纪经济报道）/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