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塑中国与世界关系
入世十年，站在新高度的中国与正在经历大变革大调整的世界的关系，已经发生历史性变化
文/高祖贵
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这个历史性事件的发生，是历经15年艰苦谈判、多方外交努力和无数次外交冲刺的成果，更是中国自1978年开启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之后快速发展的必然结果。
推升中国改革开放发展水平
世贸组织是当今国际体系在经贸领域最重要的国际机制。中国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发展中经济体加入该机制，在使该机制变得更具代表性和更加完整的同时，也使中国作为正式成员由此开始享有该机制所赋予的权利和义务，标志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据此，中国的经济开放从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向资本扩展，并调整和修改了国内在经济领域的一系列法律、法规、制度和做法，排除了与世贸组织有关规 定不相适应甚至相互矛盾和冲突之处。中国在“走出去”战略的实施过程中，企业和资本在国际市场上依据世贸组织的有关规则开展经济活动，份额和影响力不断扩 大。中国与其他国家的经济摩擦和纠纷相应也越来越多地在该机制下进行谈判、协商、仲裁和处理。
随着中国与世界的经贸联系实现从“世外”到“入世”的历史性转变，在这个转变的牵动和助推下，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循序渐进，不断扩大深化，逐步 驶入快车道。开放的对象从之前的面向港澳台、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东亚发达经济体，以“四小龙”和“四小虎”为代表的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以及美欧等西方发达 国家，到入世之后面向全世界；开放的地区从之前的整个东部沿海省市，到所有沿边省市，再到沿长江流域，进而扩大到内陆省市。
与此同时，经济的扩大开放带动信息、文化、教育和社会等多个领域扩大开放。产品在中国与全球其他地区同步发行，资本和人员在中国与全球其他地区 流动，中外数字鸿沟和信息差距日渐缩小，中国发展的脉搏与世界发展的大势逐渐趋于适应。作为拥有数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国由此逐步发展成为世界上开 放程度较高的国家。
开放促进改革，改革促进发展。尽管在入世之前，有关利弊的讨论十分热烈。而且，入世之后的关税降低，确实给出口加工等有关行业和领域的发展造成 了不小的压力和一定的冲击。但是，客观地看，正是在应对这些压力和风险的过程中，中国国内的改革持续深化，发展持续推进。在随后的十年里，中国不断扩大的 开放在实现进出口贸易大幅增长的同时，见证了国内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和转型，股市、汇市和房市的起落、整顿与规范，医疗、教 育、文化、科技和卫生等领域改革的探索与调整，捐赠、慈善、救助和社区服务等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和规范，社会日显开放和多元，以大部制改革为代表的政府部 门机构和职能的调整，各级政府从注重管理向注重服务的转变。不断扩大的开放和持续深化的改革促进了快速稳定的发展，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外 交和国防都步入了飞快变化的轨道，规模和质量不断跃升新水平。
以一组数据为例，从2001年到2010年，中国的出口从世界第六的2661.5亿美元增长到世界第一的15779亿美元，进口从世界第六的 2436.1亿美元，增长到世界第二的13948亿美元(仅次于美国)。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从2003年世界第十二位的29亿美元增长到2010年世界第 五的680亿美元。在进出口贸易和对外投资的拉动促进下，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从2001年世界排名第六位的11590亿美元，增长为2010年 世界排名第二位的58786亿美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从2001年的1020美元，快速提高到2010年的4382美元。
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机构的预测，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将在2020年或2030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以“神舟”系列 飞船、大型计算机、高速铁路等为代表的一大批科技成果不断实现突破，国防现代化建设在海、陆、空、天等领域都取得长足进展，备受外界瞩目。
大幅增强中国与国际体系的联系
中国作为当今世界上少有的历史未曾中断的国家、联合国创始会员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本身就是当今国际体系的一部分。然后，新中国建立后，由于 西方的遏制和封锁，中国与国际体系之间的联系被人为地隔绝。在此背景下，如果说1972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开始了中国与国际体系在政治和安全 层面不断加强联系的历史进程，那么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就是为中国与国际体系在经济层面加强关系创造了条件。
在此条件下，随着经济快速稳定发展，中国对外经济关系不断拓展，经贸联系逐步成为中国与国际体系联动的重要基础、渠道和纽带，经济实力成为中国快速增长的综合实力的最重要方面，经济影响逐步成为中国与国际体系相互作用的最重要方面。
从全球层面看，中国在入世十年间，从世界第六大经济体上升为第二大经济体，从第六大出口国和第六大进口国分别上升为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 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所占份额和具有的影响大幅提升；与世界其他国家的经贸往来在之前很长一段时期以输出产品和引进外资为主，近年来则开始出现产品进口和 对外投资持续不断扩大的特点；并且已经与12个国家签署了自贸区协定，这些重要的变化使得中国经济与国际经济的相互依赖显著加深。
从地区层面看，入世十年，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济联系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已经成为日本、韩国等多个周边邻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2010年与东盟 国家建成自由贸易区。就连从安全领域合作开始的上海合作组织，目前经济合作也已经成为成员国之间合作关系的重要方面。中国从中东地区的能源进口和对中东、 非洲等地的工程承包和劳务输出，从拉美的资源进口，对美欧的商品出口等，均已成为中国与这些地区之间的重要联系纽带。
从双边层面看，互利共赢的经贸往来已经成为中国与世界多数国家之间关系的最重要方面，包括与美欧等西方发达国家。这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 发以来表现得尤为清楚。美欧日等西方发达国家面临比较严重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困难，既想在经济上尽可能多地借重中国帮助其摆脱危机，又想在政治和安全领域 对中国保持施压，这使得它们的对华政策不同程度地表现出政经分离的特点。甚至周边一些国家也逐渐表现出经济上与中国加强合作，政治和安全上则寻求借助美、 日等国来平衡中国的特点。由此反而更加充分地表明，经贸联系在中国与其他国家双边关系中的特殊重要性。
随着经济实力和经济影响力的增长，中国在世贸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经济和金融机构中的话语权有所提升。根据2010年通过的 改革方案，中国在世行的投票权从之前的2.77%提高到4.42%，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第三大股东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份额从之前的3.72% 升至6.39%，投票权从3.65%升至6.07%，超越德国、法国和英国，同样仅次于美国和日本。而且从目前趋势看，在未来的改革中，中国的相关权力还 可能进一步提升。这既是中国入世十年自身经济发展以及对外经贸联系加强不断累积的结果，也是中国在国际经济金融体系中地位提升的体现。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导致国际经济格局调整，国际社会希望中国在国际经济体系的矫正中发挥更大作用的期待。总之，这是入世十年中国与国际经济体系关系明显加深的结果，以及未来进一步强化的新起点。
以此为基础，中国在其他国际组织和机制中的地位和作用也进一步增强。在联合国，中国联合国费用分摊比例十年内连续增长了四次，从2001年的 1.54%增加到了如今的3.189%，从第九位上升到第八位，紧随美、日、德、英、法、意、加七个工业化国家之后；作为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维和 费用的摊款也从3.1474%增长到3.9390%，有关排名超过加拿大，名列第七。在20国集团中，随着金融危机后该机制的作用迅速凸显，中国在其中作 为新兴经济体成为各方借重的对象。在“金砖国家”范围内，中国支持该机制在2011年海南博鳌峰会上从四国发展成五国，推升其作为新兴大国合作机制在国际 政治舞台上的突出地位。所有这些逐步形成和发展的趋势，都已经并将继续促使中国与国际体系更加紧密地联系互动。
促进中国与世界相互客观认知
在入世之前和入世之初，外界对中国发展前景的判断消极多于积极，而且多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将对世界构成威胁，如担心中国人口增长会给世界造成粮 食危机，担心中国即使入世也可能不遵守甚至破坏WTO的有关规则，所谓中国破坏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一度被炒得沸沸扬扬。与经贸问题相关联的是不时泛起的各 种版本的中国军事威胁论，认为中国将把发展起来的经济实力用于发展国防，进而威胁周边国家特别是与中国有争端的国家的安全。
经过入世十年不断扩大的交往和观察，国际社会所见证的是：中国以加入世贸组织为标志，选择在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相结合而不是相脱离的过程中实现发 展；随着与国际体系联系的不断加强，而且地位和作用不断提升，特别是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话语权增大，中国并未像西方国家之前所担心的那样寻求推翻现有国际 体系，而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承担越来越多的国际责任，推动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合理均衡的方向发展；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不仅在对外政策上如此宣誓，而且如此 行为。
据此，西方主导的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知开始逐步从“威胁论”转变成“责任论”，希望中国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承担更大责任，在气候变化、世界经济 再平衡、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等全球性问题治理方面发挥更大作用。特别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率先走出危机并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势头，更是被 视为拉动亚太乃至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和“起搏器”，不少国家为摆脱困境纷纷把目光投向中国，期待扩大彼此经贸合作。
入世之前某些国家曾经希望甚至企图通过各种方法牵制中国发展，如今已经部分转变为希望中国保持稳定发展，因为这有利于整个世界经济的稳定和发 展。那些认为“中国崛起”构成“挑战”的看法也不纯粹是从“威胁”的角度加以解读，也加入了如何应对“中国崛起”带来“问题”的思考。
在此过程中，世界对中国存在问题的认识尽管仍不乏夸大其辞甚至故意扭曲和妖魔化的成分，但有了逐步趋于全面、客观和理性的一面。特别是在全球金 融危机之后，国际社会对以往抱有敌视或不屑态度的“中国模式”给予越来越多的关注，并表现出进一步了解的愿望。中国坚定不渝地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建设和 谐世界、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等重要战略思想理念及其政策实践，在国际社会的认知度和认可度都有提高。
中国对世界的认知同样更趋理性、客观和全面，正如中国共产党十七届四中全会和五中全会公报所阐述的，“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 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深远，世界经济格局发生新变化，国际力量对比出现新态势，全球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 呈现新特点，综合国力竞争和各种力量较量更趋激烈。”“综合判断国际国内形势，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既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也面 对诸多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
这种深邃透彻、既了解世界又认识自己、既充满忧患又坚定自信、既谦虚谨慎又积极进取、在应对挑战中设法捕捉运用机遇、在利用机遇时谨防风险的思 维、心态和精神，正是中国历经入世、“9·11事件”、“非典”、汶川地震、北京奥运、全球金融危机、上海世博、广州亚运等一系列重大事件和无数外交博弈 的洗礼和锤炼之后，展示的泱泱大国风范的一部分。
给中国与世界互动提出新的问题
入世十年，站在新高度的中国与正在经历大变革大调整的世界的关系已经发生历史性变化。这种历史性变化给中国自身的发展、中国与世界的积极互动带来了新的问题。
首要的问题就是内外两个大局深度关联和紧密互动，导致国家发展和安全面临的问题日益复杂，充满风险。入世十年的历史进程表明，中国唯有保持开放和不断推进改革方可实现更大发展。中国未来的发展轨迹仍将在内外压力之下、内外风险之中向前延展。
然而，随着全球化进程引发的问题越来越多，诸如资本在全球范围内肆意扩张造成的无限风险、信息化进程荡涤世界各个角落导致网络暴力和定点清除、 大规模传染性疾病等问题和风险在全球范围内即时扩散、全球范围内普遍加剧的两极分化、全球范围内普遍扩大的不满群体，国家要在既适应全球化又保持一定独立 性之间把握平衡变得越来越困难。
对于中国这样兼具发展中、社会主义、全球影响、地区大国等多个维度的国家，要与全球化进程相结合而非相脱离以便充分利用国际资源，又要保持相当 程度的独立性以确保实现可持续发展和防止各种全球化问题和风险漫灌国内导致系统性破坏，显然面临极大困难。在信息化趋势深入发展的条件下，任何小的风险若 处理不当都可能引发大风波。
其次，中国的经济实力日益增强与经济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相对不足的矛盾依然突出。尽管入世十年把中国的改革开放发展推升到新的水平和高度，包括 经济实力在内的综合实力大幅提升，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明显提高，多个国际组织和机制为了更多地借助和发挥中国的作用纷纷给予中国更多的份额、投 票权和话语权。然而，这种分权与中国所作出的贡献、所承受的期待仍不相称。中国尽管是铁矿石等矿产资源的第一大买主以及稀土等矿产资源的第一大卖家，却不 完全掌握这些资源产品的国际市场定价权，就是一个典型例证。而目前在国际体系中依然占据主导地位的西方发达国家尽管综合实力有所减弱，并不断施加压力促使 中国等新兴国家承担更多全球治理责任，但要它们进一步让渡权力却有很大困难。
再有，中国的利益边界快速向外拓展使海外利益安全保障问题变得越来越紧迫。如果说在入世之前和入世之后的前五年，是世界对中国的影响远大于中国对世界的影响，那么近几年乃至在未来更长的时间里，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则在逐步增大。
随着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话语权不断提升，中国“走出去”战略进一步实施，人员、机构和资本会越来越多地走向世界各地，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可能在 未来某个时期会最终超过世界对中国的影响。世界发展的中国元素由此将进一步增多，中国的色彩将进一步变浓。这就意味着中国在海外的现实利益和潜在利益、物 质利益和非物质利益遭威胁和损害的几率将进一步增高，切实为这些海外利益提供有效保护的问题将变得越来越重要。
同时，中国发展的效应日益触及其他国家的社会和文化层面，使得提升国家软实力、塑造国家形象和实施公共外交变得越来越重要。
入世十年，中外互动已经从经济扩展到政治、军事和文化，从政要和精英扩展到普通民众。中国的发展已经对其他国家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产生影响，世 界的变化同样在中国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得以折射和体现。软实力在国家综合实力中所占的比重有所上升，形象对国家影响力发挥的制约增大，公共外交对对外政 策目标的实现影响增大。而这些都是中国在下一个十年与世界更加积极互动需要尽早解决的课题。□(作者为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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